面对着寻她而来的上百个新新人类女孩--她们有的耳朵上打了七八个孔、有的抹着蓝嘴唇--女记者安顿有一种惋惜,甚至退缩和痛悔。她曾经被当做反传统的美女作家,她也很高兴自己“女性新潮生活方式的展示者”的身份。但她渐渐发现其中的极大弊病,这种社会时尚在迷惑着一些人像坐着有着迷人装饰的花车驶向山涧。
安顿在4年前出版《绝对隐私》以后又出了七八本书,在这些书里,她力求做到冷静、学术--她的工作被哈佛大学社会学系的学者赏识,要求她做成“当代中国人的心理标本”,成为哈佛大学研究工作的一部分。但她良善的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底蕴和几十年中国传统的熏染,使她对这种“当代的醉生梦死”表现出本能的反感。她体察到这种几乎无人能规劝的风尚--与新潮、开放、潇洒等被冠以美好意象的词汇和概念作对的下场是不妙的,但她宁愿放弃中立的学者风范,甘当卫道士。于是,她写了新书《绝无禁忌》。她说,这本书跟她以前所有书不同,她在里面埋藏了警告,“本书之所以取名《绝无禁忌》,除了要反映这些受访者的精神特质外,还有一层意思:他们中的一些人,要为‘绝无禁忌’的人生付出较高的成本”。
安顿迄今已经采访了4000个中国人。她“绝对隐私”的旗帜亮出后,那些“新新人类女孩”像潮水一样涌向她。安顿的办公室成了她们倾泻的一个地方。她们做了、骂了、笑了,她们反传统,鄙视道德,但还有一些廉耻心,于是对朋友家人同事保密,但总要有一个倾泻的地方,她们选中了安顿的工作室、安顿的版面和安顿的书。她们认为在这里把自己赤裸起来也是都市时尚的一部分。
她们并不尊重她们的记录者安顿,管她叫“老老人类”,因为安顿没有通过她们的考试,“许多我采访的女孩子都要考我:你看过哪部日剧,喜欢哪些韩国明星,有没有婚外恋,一夜性,暗恋过谁……”她们当面戏谑地称呼她“老老人类”时,总使安顿想起第一次接触“新新人类”这个词的情景。
那是1998年她采访一个19岁女孩时听到的。她没想到当代女青年有这么残酷的经历。那个女孩来自北京的一个单亲家庭,跟着母亲生活。母亲没有再婚,跟一个男人同居。这个女孩16岁开始有性经历,来找安顿的原因是怀孕了,而她不知道是两个月之内与之发生关系的6个伙伴中的哪一个。她向安顿借300元钱,她做堕胎手术时满不在乎……但安顿那时还为这个女孩的勇气,为“这个社会进一步开放和对个性的宽容而高声喝彩”。
安顿一度是“反叛传统和禁忌的吹鼓手”。但伴随着4年来采访对象的增加和每一次采访的深入,安顿开始思考和醒悟:“这难道就是我们所期待的社会变革和进步吗?”“他们没有敬畏,没有恐惧。比如人工流产的女孩子,她们不认为那是个生命,而认为是身体里的一个垃圾。好多人像爬虫,要知道,一个女人流过产跟没有流过产的不一样,正常的流跟不正常的流也不一样……”
安顿经常被采访对象“骚扰”。写《绝无禁忌》的时间离现在最近,因而被“骚扰”的程度最甚,“这些女孩子太没禁忌,她们认为什么都可以用钱买。她们很直接很‘酷’,有的上来就问,我的经历很丰富,采访一次给多少钱?有的上来就抓我手机,要我送给她……她们与男人分手了或是生气的时候就让我请吃饭,她们认为人生就是吃饭、玩、与男人在一起……”
安顿写《绝无禁忌》表达了她的担忧,在书中她写了一个上海的非常漂亮妩媚的女孩,成了香港的女富人,她没有一点感情,她的目的就是捕获男人,利用其向上爬,然后一脚踹开寻找新的……这个女人也有倾诉欲,多次找安顿采访她。在实际采访时,安顿曾忍无可忍,对这个上海女人拍桌大骂:“你是个狡猾的魔鬼……”
她们必然后悔!安顿对记者断然判定。她最近采访了一个得艾滋病的19岁女孩,她15岁开始跟不同的男人睡觉。安顿采访时请她吃饭,她自己带一个杯子用,不想传染别人。女孩说:“我付出这么多代价,才懂得了自律。”
安顿特别想告诉“新新人类”:“美国的一些男孩女孩在得艾滋病后开始把手放到《圣经》上,发誓忠于婚姻家庭。美国人已经替全世界写完了这样一页,我们为什么还要重写它?许多代价可以不必重新付出,你可以颠覆,可以反叛,但要知道,人太渺小,一些举动无碍大局,只能给自己带来伤痕。”
安顿在4年前出版《绝对隐私》以后又出了七八本书,在这些书里,她力求做到冷静、学术--她的工作被哈佛大学社会学系的学者赏识,要求她做成“当代中国人的心理标本”,成为哈佛大学研究工作的一部分。但她良善的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底蕴和几十年中国传统的熏染,使她对这种“当代的醉生梦死”表现出本能的反感。她体察到这种几乎无人能规劝的风尚--与新潮、开放、潇洒等被冠以美好意象的词汇和概念作对的下场是不妙的,但她宁愿放弃中立的学者风范,甘当卫道士。于是,她写了新书《绝无禁忌》。她说,这本书跟她以前所有书不同,她在里面埋藏了警告,“本书之所以取名《绝无禁忌》,除了要反映这些受访者的精神特质外,还有一层意思:他们中的一些人,要为‘绝无禁忌’的人生付出较高的成本”。
安顿迄今已经采访了4000个中国人。她“绝对隐私”的旗帜亮出后,那些“新新人类女孩”像潮水一样涌向她。安顿的办公室成了她们倾泻的一个地方。她们做了、骂了、笑了,她们反传统,鄙视道德,但还有一些廉耻心,于是对朋友家人同事保密,但总要有一个倾泻的地方,她们选中了安顿的工作室、安顿的版面和安顿的书。她们认为在这里把自己赤裸起来也是都市时尚的一部分。
她们并不尊重她们的记录者安顿,管她叫“老老人类”,因为安顿没有通过她们的考试,“许多我采访的女孩子都要考我:你看过哪部日剧,喜欢哪些韩国明星,有没有婚外恋,一夜性,暗恋过谁……”她们当面戏谑地称呼她“老老人类”时,总使安顿想起第一次接触“新新人类”这个词的情景。
那是1998年她采访一个19岁女孩时听到的。她没想到当代女青年有这么残酷的经历。那个女孩来自北京的一个单亲家庭,跟着母亲生活。母亲没有再婚,跟一个男人同居。这个女孩16岁开始有性经历,来找安顿的原因是怀孕了,而她不知道是两个月之内与之发生关系的6个伙伴中的哪一个。她向安顿借300元钱,她做堕胎手术时满不在乎……但安顿那时还为这个女孩的勇气,为“这个社会进一步开放和对个性的宽容而高声喝彩”。
安顿一度是“反叛传统和禁忌的吹鼓手”。但伴随着4年来采访对象的增加和每一次采访的深入,安顿开始思考和醒悟:“这难道就是我们所期待的社会变革和进步吗?”“他们没有敬畏,没有恐惧。比如人工流产的女孩子,她们不认为那是个生命,而认为是身体里的一个垃圾。好多人像爬虫,要知道,一个女人流过产跟没有流过产的不一样,正常的流跟不正常的流也不一样……”
安顿经常被采访对象“骚扰”。写《绝无禁忌》的时间离现在最近,因而被“骚扰”的程度最甚,“这些女孩子太没禁忌,她们认为什么都可以用钱买。她们很直接很‘酷’,有的上来就问,我的经历很丰富,采访一次给多少钱?有的上来就抓我手机,要我送给她……她们与男人分手了或是生气的时候就让我请吃饭,她们认为人生就是吃饭、玩、与男人在一起……”
安顿写《绝无禁忌》表达了她的担忧,在书中她写了一个上海的非常漂亮妩媚的女孩,成了香港的女富人,她没有一点感情,她的目的就是捕获男人,利用其向上爬,然后一脚踹开寻找新的……这个女人也有倾诉欲,多次找安顿采访她。在实际采访时,安顿曾忍无可忍,对这个上海女人拍桌大骂:“你是个狡猾的魔鬼……”
她们必然后悔!安顿对记者断然判定。她最近采访了一个得艾滋病的19岁女孩,她15岁开始跟不同的男人睡觉。安顿采访时请她吃饭,她自己带一个杯子用,不想传染别人。女孩说:“我付出这么多代价,才懂得了自律。”
安顿特别想告诉“新新人类”:“美国的一些男孩女孩在得艾滋病后开始把手放到《圣经》上,发誓忠于婚姻家庭。美国人已经替全世界写完了这样一页,我们为什么还要重写它?许多代价可以不必重新付出,你可以颠覆,可以反叛,但要知道,人太渺小,一些举动无碍大局,只能给自己带来伤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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