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十六大對中國「派系政治」的影響

如何看待派系問題？派系並非中國特有的現象，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會有派系。無論在民主國家還是在專制國家，派系政治的出現都是正常現象，沒有派系倒是不正常了。有派系，但不承認派系，遏制派系，甚至鎮壓派系，這既使得政治生活無比可怕，也是有違民主原則的。

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派系政治從來就沒有停止過。這裡沒有必要加以說明。中共的處理方法一直是很矛盾的。一方面不容許派系的存在，但另一方面又用民主集中制來對付派系政治。民主集中制實際上變相地承認了派系存在的一定的空間，先民主，讓不同的利益和意見先表達出來，然後集中。但民主集中制也使得派系的正式化沒有任何合法性。所以，當利益和意見不能加以集中時，政治鬥爭成為不可避免。毛澤東時代的劉少奇、林彪和「四人幫」事件，鄧小平時代的胡耀邦、趙紫陽事件，江澤民時代的「楊氏兄弟」和陳希同，等等都是派系政治鬥爭的產物。

中共政治要進步，就必須正視派系的存在。從派系入手，人們可以探討如何發展民主政治的因素來。這次十六大報告中，江澤民已經表明中國不會走西方式的多黨制民主政治，同時又強調要發展中國的社會主義民主。這就是說，中共並不計畫向社會成員開放國家的政治過程，社會民主的道路被否定。這樣，黨內民主在很大程度上成為不可避免。而黨內民主最大的可能性就是派系政治的出現。派系政治具有實質性的民主內容，就是政治學上所說的權力從一人專制或壟斷過渡到多頭政治。

毛澤東和鄧小平時代是典型的一人專制權力壟斷政治。他們都是政治強人，他們的統治合法性是完全基於以往革命戰爭時代的業績。儘管他們崇高的威望不能阻止派系的出現，但是他們有能力遏制派系政治，不讓派系政治制度化，而使得自己高踞於所有派系之上，主導國家政治生活。在強人政治時代過去之後，中國的派系政治生活成為不可避免。在江澤民時代，人們不再視派系政治為不正常，相反，派系政治已經有了相當的制度化。各個黨和國家機構包括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都表現出不同派系平衡和權力共享的情況。

如果派系政治繼續朝這個方向發展，就有可能成為黨內民主的起點。首先，所謂的派系就是說有不同的政治利益和政策理念的存在。遇到利益和政策理念的分歧如何處理？在派系平衡的條件下，就要考量如何建立一種民主的協調機制的問題。儘管目前還不存在這樣一種民主的機制，但權力平衡的狀況為這樣一種民主機制的出現提供了可能性。其次，派系平衡狀態也有助於中共所提倡的「三個代表」理論的制度化。要派系政治推進民主化，最重要的就是要派系政治和社會利益具有相關性，這是社會民主的方面。就是說，社會力量不能主動進入政治過程，那麼他們也必須被動地和政治過程聯繫起來。如果派系政治和社會利益沒有相關性，那會非常糟糕。各個派系可能互相掠奪社會財產，瓜分人民的利益，也就是學界所說的掠奪性國家或政黨。在派系平衡的狀態下，各種社會利益更有可能較為均衡地表達於國家政治中。如果這樣，「三個代表」理論就會具有實際的政治意義，並且能夠成為中共製度轉型的起點。

但是，派系平衡的原則已經消失在十六大的人事安排中了。嚴格地說，主流派系的形成不可避免。派系不能太多了，否則利益就不好協調。在政治中必須有其中一個派別佔主導地位，就是所謂的主流政治。容許派別的存在，但如果沒有一個主流派，決策就會出現僵局。但是主流派系的形成和現在「贏者通吃」的局面大相逕庭。這種局面並不是要遏制派系，而是使得派系政治更加複雜化。「贏者通吃」不僅把一些派系的代表人物大大邊緣化了，而且更形成了派中有派的局面。這種安排大大加強了中國高層政治在今後幾年的戲劇性效果，但對高層派系政治制度化無疑具有非常消極的影響。派系政治有可能重新步入一個惡性循環的過程。當然，人們更不能寄黨內民主的出現於派系政治之上了。

（原載《信報》）(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