螳螂捕蟬時，黃雀在它身後等待，要等它吃肥了才下手，當黃雀專注螳螂時，萬萬沒想到身後還有只彈弓正在瞄準它。我們用這個自然法則來形容中共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再恰當不過的比喻。對中共這個獵鳥人來說，民營或外資這些體制外的資產階級不過是黃雀和螳螂，遲早是要被吃掉分掉的。因為中共的本質是共產主義，你的產我來共，打土豪分田地，它的政治綱領本來就是要消滅資產階級（請注意，中共一向是標榜自己為無產階級先鋒隊的），儘管它自己在消滅資產階級的同時也蛻化成了資產階級，但一隻槽子栓不得兩頭驢子，中共對異已的資產階級從來也不會手軟。
眾所周知，中共五十多年來的社會主義革命，是用中國人民做了馬列主義實驗室的白鼠，貽今為止，改革開放也是在「摸著石頭過河」，是「實踐檢驗真理」，既然如此，建立健全法制就是一句空話。那麼社會主義走起資本主義道路來就是無法可依了嗎？回答當然是否定的，因為任何一種社會形態都應該是有序的，比如走私行為，在任何社會都是違法的，但中共作為「捕鳥人」，為了獵取更大更肥的鳥，它必須策略性的放任「黃雀」們，任它們捕食。所以就有了「步子再大一點，走得再快一點」這些口頭上的法律，刻意造成一種無序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來刺激經濟發展。因為是口頭法律，是一種人治的紅頭文件法律，它們就有時效限制，當「政策允許」時，你幹什麼，怎麼幹，已經干了什麼都是合法的，都可以商量變通，「面對紅燈繞著走」，當「政策不允許」時，所有的口頭承諾一概作廢，有關領導一概翻臉不認人，你幹過什麼和正在幹什麼，甚至沒幹過什麼都是非法的。
比如偷稅漏稅逃稅這三種違法行為，一字之差，情節就不相同，罪行輕重當然也不會相同，但用中共的法理一解釋，即使是在追繳期限之內，說你是什麼情節也都是成立的，罪行可大可小，免稅可以辦成偷稅，漏稅也可以辦成逃稅。今天，中國政府時下打擊的偷稅漏稅逃稅問題，其實是見怪不怪天經地義的，是先富之群的普遍現象，過去的十多年，如果按中國已經頒布的稅法，就個人所得稅這一項，不偷稅漏稅逃稅就很難先富大富，很難成為暴發戶，但中共官僚階級為了自身利益，只有放縱偷稅漏稅逃稅，才能自己先富起來，才能下一步獵到又大又肥的「黃雀」。說到底，中國社會從上到下的偷稅漏稅逃稅現象，根本不是什麼政策失誤問題，而是一個策略問題，一定要等到本階級都撈個缽滿缸肥了，民怨鼎沸了，才會裝模做樣地打幾隻劉曉慶一類的老虎，用老百姓的話說，這叫「抓倒霉的」。因為人人都有偷稅漏稅逃稅的歷史，所以現在隨便抓過一個經營者，隨便抓過一個大款，肯定都能查出問題，正如最近楊斌案中，遼寧省長薄希來所聲稱的那樣：我就不信你（楊斌）一點問題沒有！所以，我們說中共的所謂社會主義「法制」其實就是一隻狗皮襪子，是沒反沒正的。
事實上，改革開放以來，軍界和沿海城市地方政府參與走私活動，本來是中央默許的，甚至是支持的，目的是使「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這「一部分人」就是中共官僚太子黨和民營企業主們。像「大走私犯」賴昌星，在案發前就是國家安全局的紅人，也是軍界的紅人，他的紅樓就是政策，權力，利益的綜合象徵，在他當紅時，他就是政策，就是法律，所以走私起來才暢通無阻，這個權力是誰給的？當然是地方政府，不然怎麼會有一大批貪官？在賴案中，在「首犯」賴昌星缺席的法庭上，中共先急著「從重從快」槍斃了一批貪官，現在賴就是有一百張嘴，也難以說清自己的滔天大罪，因為涉案人員死了一大片，這些死人的口供誰還相信？所以說，賴昌星或者楊斌這類黃雀們，只是先富之群的前臺運作者和犧牲品，而旱澇保收的卻是中共官僚們這些「吃二饃」的獵鳥人。
楊斌一案，突顯了中共貴族群體排異的本能，人們不妨做這樣的假設：假設金正日請江澤民或李鵬的太子們任他的新義州特首，還會有被窩裡抓人的奇恥大辱嗎？絕對不會！不管楊斌是福布斯榜上的中國第幾富，他畢竟不是中共的人，過去中共有句很流行的口號：「親不親，線上分」，已經道出了中共貴族階級針插不進水潑不入的封建排異性，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在中共眼中，不要說小小的楊斌，就是金正日，也在「庶人」之列。在小金眼中，楊斌是個兒子，但在中共眼中，小金也是個兒子，作為兒子只能向老子要錢花，搶老子錢偷老子錢都是大逆不道的，在新義州建特區，等於是在中共的搖錢樹下搖錢，怎麼可以呢？
什麼特首？什麼紅色資本家？楊斌不過是中共嫡外的，八桿子也打不著的三孫子。楊雖然入了荷蘭藉，但他眼下是在中共的一畝三分地上發的財，中共一向是雁過拔毛的主兒，能輕意便宜一個外家子嗎？所以，他的荷蘭村還有荷蘭盾，都是「黨和人民」的財富，他一磚一瓦一個盾也休想拿走。中共專門揀在楊斌走馬上任的當兒，給他一個胯下之辱，給他的乾爹小金一個大耳刮子，其用意再明顯不過：心不服中共者，目無中共者，榜樣在此。
以中共流氓政黨的一貫功利主義哲學，當政治利益需要時，資本家可以是紅色的，也可以是紫色的，萬紫千紅，甚至可以加入中國共產黨，一旦不需要了，就一腳踢開，全是黑色的。那些老資格的資本家們應該不會忘記：四十年代時中共對民族資產階級是怎樣承諾的，五十年代時又是怎樣對他們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文革時又是怎樣最後從肉體上消滅他們的。今天，希圖中共那張血淋淋黨票的紅色資本家們，也不要忘記：中共內部有史以來就分嫡系和非嫡系，就如滿清八旗一樣，正旗和鑲旗之間，等級絕對是森嚴的。
以中共流氓政黨的一貫封建主義法統，臥榻之下是不容他人酣睡的。中國的「民族資本家」們，口袋裡有了幾個臭錢，就忘乎了所以，自以為給某個「工程」捐了款讚了助，就對社會有了「巨大貢獻」，混上個「人大代表」，在地方政府中坐了一把交椅，交結了幾個頭面人物，就不把共產黨放在眼裡，不把政府放在眼裡（實際上是沒有一一賄賂到），搞什麼大邱莊，荷蘭村，在中共眼皮下鬧獨立王國，分庭抗禮，不經官方允許，召開什麼記者招待會，豈不是無法無天？這不是謀反嗎？
中共為一黨之私搞政治鬥爭，歷來都是打著冠冕堂皇的旗號，都是借了民意和法律來打擊政敵，什麼是政敵？凡是對它的專制政權有威脅的（哪怕是潛在威脅），凡是體制外的，血統親緣關係之外的，凡是在意識形態上與它不一致的，不服它淫威的，不聽它調譴的，不對它頂禮膜拜的階層和社群個人，都是政治敵人，它一天也不能容忍。而且，今天中共高層內部的權勢鬥爭，也都是以反腐敗為名義進行的，我打掉你的幫派，你打掉我的爪牙，打掉的都是貪官，睜開眼一個沒有，閉上眼到處都是，不過彼此心照不宣而已，大家都在以經濟問題來掩飾政治鬥爭。什麼是借民意和法律？民意是被利用的，被強姦的民意，法律是任中共修改的，漏洞百出的虛偽的法律。
即使「紅色資本家」楊斌有不法不軌之事，即使小金是「邪惡軸心」國家的獨夫民賊，但中共在這個特殊的時間，特殊的地點，做出的這種無視國際慣例，無視起碼的外交規則，對不聽話的「紅色資本家」們殺一儆百，對不聽話的「友好鄰邦」撕破臉皮的特殊舉動，純屬政治無賴，也是一種國際流氓行為。
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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