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陳凱歌交談:電影 快樂 寬容

10-05訊,
  陳凱歌三年潛思,從檻外重新審視中國影壇
  中國電影 別藐視普通人的感情

  ■缺乏創造力,因為我們心靈並未真正開放
  ■對待我們的電影,寬容比自由更重要
  ■如果電影人只想做藝術家,是自私的
  ■電影如宗教,是給人精神安慰的教堂
  ■我們最大的問題是藐視普通人的感情
  ■中國電影缺乏生命本質中的亮色

  
  2002年9月22日,在國內幾乎銷聲匿跡了三年後,陳凱歌現在就坐在隔間的沙發那兒等我們,他細心地關上了電視,用他所崇尚的英國式的安詳風度迎接我們。剛享用了一頓正宗的粵式晚餐,他的面色比上午記者會時好多了。
  這是《和你在一起》全國首映禮的第三站--廣州。他在二沙島難得地享受了一段沒有干擾的晚餐時間。此前一週,陳凱歌剛從加拿大的多倫多電影節回到國內,而此後三天,陳凱歌又將偕夫人陳紅趕至西班牙出席第50屆聖塞巴斯蒂安國際電影節。
  這樣的行程安排對陳凱歌這位素來不喜濫用媒體的神話式人物來說,有點不尋常。這位中國電影的扛鼎式人物的內心已經悄悄地發生了一些變化,而這種變化正付諸行動中。近幾年來陳凱歌在國內低調得近乎隱居,他的《和你在一起》事先從未受到過媒體的重視,人們幾乎認定它是陳凱歌的一部遊戲之作,直到它在多倫多電影節上廣受好評,媒體才「突然」和民眾走在一起,喜歡上這個原被斥為「淺薄」的片子。
  坐在陳凱歌對面,可窺見這個導演此時心情頗佳。比起《荊軻刺秦王》時代的陳凱歌,他已不再擺出一副大師面孔,連他沒作掩飾的鬢角白髮也親和得略顯得俏皮。在我們採訪期間,陳紅偶爾會輕盈地走進來跟陳凱歌耳語幾聲,然後又輕盈地離去。10年前那個中國電影的苦行僧,現在已經變成了一個幸福的丈夫和父親。看來他是先理解生活,再理解了他的事業---電影。

  我們的心靈並未真正開放
  南方週末:在所有「第五代」導演中,您是跟好萊塢最貼近的一位,並且,您的思維也是最西化的一個,據說您對西方哲學頗有研究。您為什麼去美國?在美國的生活對您到底有什麼影響呢?
  陳凱歌:我當時拍了大家知道的那些戲後,就去了美國紐約,當訪問學者。其實主要是對那個城市感到好奇,因為從小聽到很多黑人、窮人怎樣在紐約受壓迫……但待下來以後呢,無形間就開始對東西方的這些觀念進行比較。這種比較,不是刻意的、研究性質的,而是感受整個城市,感受他們和我們的文明差異,從而反思我們電影的不同內涵。
  我有幾個發現。第一個發現就是,相對來說,這是一個相當開放的城市,也是一個有宗教支撐的社區,我一個朋友固執地認為,沒有教堂就沒有社區。有件事讓我特別感動,兩個場景:一個是聖誕節的晚上,人人手持一支蠟燭,等待著進入教堂,我家的旁邊就是一個很大的教堂;另外就是在寒冬的夜晚,我們看到很多人站在電影院的門前,等待著看電影。
  這就讓我感到,原來教堂和電影之間有某種相似,電影和教堂一樣,都是讓人精神迷戀的場所,是給人安慰的場所。我覺得電影確實承擔著給人安慰這樣一個作用。今天好多中國人是沒有宗教信仰,包括我自己都強烈感覺到了,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只能到電影中去尋找安慰,尋找寄託。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開放的問題。20年以來,我們一直在說改革開放,但我害怕人們對開放的真正意義麻木了。我一直有一種強烈的感覺,就是我們的開放程度不夠。現在我們可以很方便地得到簽證,我們開始有遷移和行動上的自由,但是我們始終少有開放精神上的自由,這種精神上的自由其實也並不是說我們向誰索要,而是說我們自己被圍困在我們自己的世界裡,我們處在一個被自己包圍的世界。在紐約街頭,我看到兩個警察抓到一個闖紅燈的車主,其中一人搖開窗玻璃,非常粗暴地抓住司機的前襟,這時,周圍響起了幾乎100個人的聲音在喊「WEAREWATCHING」(我們都在看著你),那警察一下子就鬆手了,我覺得這就是公民真的有權利表達他們自己的表現,是精神上的自由表達。這事對我來說非常重要,讓我受到心靈的震動,我一下想到了我們的電影,電影該在怎樣的精神環境下才有創造力。
  另外我自己有一個感覺,想跟你們交流一下。就是說,我們長期生活在這樣一種互相模仿的文化氛圍中間,傳統文化有的時候變成了「傳統模仿」。其實西方人對自己的文化是持特別尖銳的審視態度的,而我們中國卻始終缺乏這種審視的態度,不動腦筋模仿,還特別沈迷。這個模仿的文化氛圍是非常非常有力量的,我個人認為,某些刻板的「模擬文化」有著非常腐朽的氣息的,卻仍然扎根在中國社會的部分文化中。文化也需要創新的。
  南方週末:談到電影創作的精神狀況,您平時快樂嗎?
  陳凱歌:好些記者很坦白地問我,我們不快樂的原因是什麼?一般來說我們不快樂的原因都是外在的。比如說,我沒有得到合意的房子,我跟我的領導、我的朋友人際關係緊張,等等,都是周邊的寒冷給我們帶來的不快樂。似乎我們可以找到很多的藉口、理由,來解釋我們為什麼不快樂,但其實我們從來沒有打開我們的心扉說,我們不快樂的源泉就在這兒。
  這一點上,也許我想得太多,我把一個電影當作我的不可改變的命運,當我拍一部電影的時候我不可能假裝周圍發生的事都跟我沒關係。事實上,我過去就是一個根本不知道什麼快樂的人。我一直覺得我是通過勞動獲得了健康,但事實上我發現我不是,我仍然不能擺脫少年時代那樣的經歷帶給我的創傷。包括我過去拍的電影,大家都說沈重,這一點我部分同意,那是因為當時我確實不知道快樂是什麼。我過去真是過著一種苦行僧似的生活,對自己的工作非常執著努力。我以為在工作過程中得到的愉悅就是快樂。現在我比較懂得什麼是純粹的、單純的、本能的快樂了。我覺得能快樂的人是有力量的。
  這部分原因在我的孩子。我老是注視著我的孩子,看著他們快樂,我發覺,原來他們比我真摯得多。小孩子是成人的老師,如果你還有覺悟的話。

  中國電影缺乏生命本質的亮色
  南方週末:談到快樂,那確實是一個值得我們深究的話題。有時候我們似乎很難去簡單地認同一部僅僅讓我們感到快樂的片子。
  陳凱歌:我覺得長時間以來,對於商業片和藝術片,對於導演的個人訴求和整個受眾群體的要求,始終存在著一種特別模糊的界限或者說在這個問題上存在特別「文人主義」的傾向,就是藐視百姓的普通感情,一個慣性,涉及到普通人情感,定然被看作是沒有個性的。我覺得這是大眾產品被文人化的表現。
  在中國,普通人的感情太容易被藐視了。而且我不理解那些人為什麼總是站在一個知識份子的角度,好像知識份子就一定是和大眾的情感相對立的,知識份子就一定要藐視大眾的情感的。我覺得中國電影在太長的時間裏太習慣悲哀和黑暗了。伯格曼回憶錄中說,伯格曼有段時間拍不好電影也拍不好話劇,就很苦悶地坐在沙灘上,有個小男孩跑過去,嘴裡唱著「啊,那生活,那苦難……」突然,伯格曼覺得他就知道該怎麼拍電影了。非常樸素的啟發。
  我補充一點,除了「那生活那苦難」外,還應該有「那快樂」。在我們中國的電影裡,可以說是從動亂時期和對「文革」的批判習慣思維中來,我們太習慣於一些沉痛的東西。在我們中國電影中簡直極少從生命本質裡來的亮色。不是生硬宣揚一種主旨,而是宣揚陽光下的生命---那種快樂,那種普通的、能夠被常人接受的感情,而這種感情有時卻受到了我們知識份子的藐視。這就是我主要的態度,我的觀點。
  南方週末:從您的片子裡看到,這是一個人生選擇的問題。中國人確實不太習慣於僅僅是為了快樂而生活,他們經常為了成功而放棄快樂。你覺得當快樂和成功不可兼得的時候,我們到底應該選擇成功還是快樂呢?
  陳凱歌:成功是伸手可觸的,具體的。成功對某些人來說就意味著幸福,但有時候成功摸上去很冰涼。我不能說選擇快樂就是對的,選擇成功就是不對的,我喜歡的是一個能夠擁有個人選擇權的社會。這一點我特別有感觸的是英國。55%的英國人聲稱自己是工人階級,這個工人階級卻一點都不貧窮。英國人的理性是很有力量的,他不會眼紅,他不是安貧,而是樂道。不用安貧,因為它整體的發展水平在那,但是樂道,能夠在具體而微的生活中感受到快樂,而不等到什麼時候。有人問我:嘿,你整天忙忙叨叨的,你的快樂在哪裡呢?我現在知道了,我忙的過程就是一種快樂。比如說我現在跟你聊天,就在享受跟你聊天的樂趣,如果我不快樂我就不跟你說了。這個道理好像是不太有人去說,但其實是特別重要的。美國人看個電影叫《enjoy(快樂)》,連爆米花送過來了也是「enjoy」,說的就是,點點滴滴皆快樂。
  拍電影的人是提問題的人,不是提供答案的人。我就沒答案。我也不知道面臨這種情況下該怎麼辦。我想,《和你在一起》中的江老師惟一說過的一句正經的話,「我有音樂,有音樂我就幸福」,也許道出了幸福的本質。

  寬容比自由更重要
  南方週末:看得出來,您現在跟拍《荊軻刺秦王》的時候有很大的不同。
  陳凱歌:「文革」時候一種說法是反潮流,這句話對我有特別大的影響---一個人總要受到小時候教育的影響。我這人就是特別反潮流。反潮流說到底,就是對我們現成的共同的標準永遠持不同的懷疑的態度。「文革」的時候我們到鄉下一看,就明白這個社會是怎麼一回事了。最先是對我自己發生懷疑:你都不愛自己的爸,你是什麼人啊(見《少年凱歌》一書)所以對自己有特別強烈的否定。然後就開始覺得討厭特別虛偽的社會現象。
  我不諱言我在做什麼,比如說我就是在做一部商業電影,我絕對說我在做商業電影,我不諱言,我不要說我這裡頭微言大義,我在認真地做一件也許是對我自己有價值的工作,我不會說在做對別人有價值的工作。舉例說,《荊軻刺秦王》是不是拍給大眾看的電影?我自己認為是,我認為《荊軻刺秦王》是一部商業片。也許人一崴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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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多鈺 吳蔚  邵文靜相關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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