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尉健行同志進一言

3月12日，尉健行同志在9屆全國人大5次會議浙江代表團的審議時再次強調：領導幹部一定要管好自己的配偶和子女。於是，御用文奴們又紛紛鸚鵡學舌地念叨「要警惕貪內助現象」了。

確實，綜觀層出不窮的腐敗案件，其中一個共同點就是開夫妻店：貪官背後多有一個「貪內助」在幫著受賄或直接受賄。《中國青年報》報導說，浙江省紀檢委宣教室披露：1994至1999年間，浙江省各級紀檢監察部門共查處違紀黨員幹部39,681人，其中縣處級幹部817人，地廳級幹部67人。在這些領導幹部的經濟犯罪中，夫妻聯手作案比例很高，許多貪官後面有一個推波助瀾的「貪內助」。山東省泰安市郊區檢察院近日也向新聞界披露：近期立案查處的37起領導幹部受賄案中，有34名案犯的「夫人」充當夫君的「收銀員」，夫妻聯手作案率高達90%以上。貪內助們「助貪」的手段多種多樣，《人民日報》（2000年11月15日）歸納為垂簾聽政、坐地收贓、狐假虎威、使勁慫恿等四種類型。

其實，尉同志的話，早已是老生常談。我黨上上下下許許多多領導同志，包括不少黨和國家領導人，包括江澤民，早已無數次強調過了。效果如何，還用說嗎。

把腐敗現象歸功於「貪內助」，與歸功於資產階級腐朽思想、糖衣炮彈的侵襲，歸功于思想覺悟低、道德修養差、公僕意識淡，同樣是放大抓小、只抓次要矛盾，是尋找替罪羊、轉移民眾視線。這類強調、發怒，難免給人做秀之感！

中國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各方面都實行中央高度集權的管理體制，權力過分集中、失衡而又監督乏力，導致了家長制、一言堂，導致了公權濫用、權力變質、腐敗紛起。

縱觀中、外執政者的執政經驗可見，人類社會存在著普遍的執政規律，授權與限權是憲政的精髓，也是現代政黨執政的普遍、共同的原則。簡言之，所謂授權，即政權民授，獲得社會大多數公民的同意和支持；限權，即官權制限，建立和健全完善的機制，對政權、官權進行規範和限制。那樣，才能從源頭上堵住腐敗的濁流。不然，即使一時管住了貪內助，還會有「貪外助、貪上助、貪下助」等等出現；即使管住了下面的，上頭出了問題乍辦？斗膽舉例：萬一老尉同志自己也以公權謀私利、也管不好配偶和兒女呢？

我想，老尉與他的同事們，不可能認識不到腐敗的源頭、問題的根本在哪裡，只不過難以痛下決心，從根本上加以解決罷了。因為，權力都具有自我膨脹的性質，「只要條件允許，每個人都喜歡得到更多的權力，並且沒有任何人願意投票贊成一項旨在要求個人自我克制的條例」（這話是那句名言「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的作者阿克頓勛爵說的）。完善的制衡、健全的監督，將嚴重威脅各級領導、包括老尉及其同事們為所欲為的權力呀。

經濟學家樊綱曾說過，切實縮小政府的規模，減少官員花公家錢、「玩」國有資產的機會，把更多的事情交還給人民和市場去做，才能把利用「公權謀取私利」的腐敗現象減少到最低程度。馬克思和恩格斯在總結巴黎公社的經驗教訓時也說過：「為了防止國家和國家機關由社會公僕變為社會主人──這種現像在至今所有的國家中都是不可避免的──，公社採取了兩個正確的辦法。第一，它把行政、司法和國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職位交給由普選選出的人擔任，而且規定選舉者可以隨時撤換被選舉者。第二，它對所有公職人員，都只付給跟其他工人同樣的工資。……這樣，即使公社沒有另外給各代議機構的代表規定限權委託書，也能可靠地防止人們去追求陞官發財了」。

還是阿克頓說的，「對權威的限制是必不可少的。只有當一個政府受到有效的限制時，它才是合法的」。改革黨和國家的領導制度，是遲早要邁過的一道坎、要走的一步路，遲走不如早走。早走，於國於民於執政黨都有利，主動權還掌握在執政黨的手裡。

民心盡失，亂象已呈，揚湯止沸，難挽狂瀾。老尉與你的同事們，再不要裝模作樣、自欺欺人了。發揮大政治家毒蛇嚙臂、壯士斷腕的大智大勇和先天下之憂而憂的大仁大義的歷史關頭到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