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姦必摧反貪官、除惡霸，是包拯一生中最為突出、最為後人稱道的業績。在歷史上曾留下許多有名的包公戲。在戲裡面不僅塑造了清官包拯，還塑造了張龍、趙虎、王朝、馬漢、公孫先生、南俠展昭。這一幫人馬團結一心，神通廣大，鍘貴戚、鍘國舅、鍘一切貪官污吏，包公手握尚方寶劍，甚至連皇帝的聖旨也可以對抗。什麼狗頭鍘、虎頭鍘、龍頭鍘，什麼陰陽鏡，連閻王老子也要退讓三分，什麼妖魔鬼怪也都不在話下。人們看了心情舒暢，揚眉吐氣，貪官污吏看了膽顫心驚。這些神奇的情節並不完全是事實，這是被誇大了的藝術形象，真實的包拯既無這麼大的權力，也無這麼大的神通。但是，這一切，並不是憑空捏造的，並不是毫無根據的，應該說，這一切藝術創造又都是有其歷史事實做根據的。在包拯30多年任職期間，在他的彈劾之下被降職、罷官、法辦的重要大臣，不下30人。這個數字是驚人的，是亙古少見的！為了一個人，一個案件，包拯往往奏上三本、五本、七本，甚至連奏多本，像連珠炮，火力十分集中，大有不達目的誓不罷休的氣概。這些被彈劾者，都是有權有勢有後臺的人，是活老虎。其中有些人比包拯的官職還要高，權能通天，雄踞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包公敢於據理力爭，不畏權勢，這種大無畏的精神，在許多人的心目中是出類拔萃、望塵莫及的。如6次彈劾張堯佐，彈劾宰相宋庠，7次彈劾王逵，都是震動全國的大案。其中特別是彈劾張堯佐，是很典型、很有代表性的。
張堯佐是張貴妃的伯父，原來在基層任推官、知縣、知州等小官。張貴妃得勢以後，他進入京城，很快就當上了三司戶部判官，戶部副使。不久，他被擢升為天章閣待制、吏部流內銓（管理官員的任用），又晉升為兵部郎中、權知開封府。剛加上龍圖閣直學士的職銜，又晉升為給事中、端明殿學士，正式擔任三司使。這種扶搖直上、一年之內晉升4次，簡直是坐飛機式的升任，使許多人感到吃驚。
三司使是戶部副使的頂頭上司，包公任戶部副使時，親眼目睹了張堯佐的為人。當包拯踏入諫院，便著手整頓綱紀，端正朝風，和諫官陳旭、吳奎等人對張堯佐提出彈劾，展開抨擊，指出張堯佐是個庸才，建議仁宗皇帝把他調離三司，降職使用改授其他閑散職務。
過了月餘，張堯佐不但沒有貶低，反而提升為比三司使還要高的宣徽南院使，並同時兼任另外三項重要任務，這次彈劾的結果，張堯佐的勢力更大了。很明顯，仁宗皇帝有意要頓挫臺諫官的鋒芒。
皇帝的任命一出，群臣議論紛紛。包公在3天內又上了第二個奏章，更尖銳地指出張堯佐是竊踞高位，不知羞愧，是盛世的渣滓，白晝的魔鬼！其用詞已經達到異常的尖銳。過了幾天，未見動靜，包公又趁熱打鐵，發動第三次彈劾，指出張堯佐一日而授四使，比之過去，史無前例，訪之今日，人心不安，這不僅破壞了章典，損害皇上的威信，也損害了國家社稷的利益，是萬萬使不得的。
仁宗皇帝仍聽不進這些意見。這時不僅唐介、張擇行、吳奎群起參加彈劾，連平時很和氣的御史中丞王舉正也挺身而出，批評張堯佐恩寵過甚，使忠臣齒冷，義士心寒；如不採納，請罷御史中丞之職。臺諫已經發展到大臣要摜烏紗帽了，仁宗仍然下不了決心。王舉正不得已亮出最後一張王牌，要求廷辯。也就是與仁宗當面諍諫。在這次廷辯當中，包公作了長篇發言，措詞激烈，情緒激動，唾沫濺到了仁宗的臉上。滿朝文武大臣，大驚失色，仁宗處境尷尬，擺駕回宮。
這次廷辯震動了全體朝臣。聰明多智的張貴妃從中疏通，張堯佐自動請求辭退免去了一些職務。但是仁宗皇帝玩了一個緩兵之計，只過了幾個月又把宣徽使的重任委給了張堯佐。包公又繼續與吳奎聯名上章，指出張堯佐貪慾過盛，不能逞其私慾，熏灼天下。4天不見回音，包公又連續上章，提醒仁宗，大恩不可頻頻給人，給多了就降低了君王的威信；群臣的輿論不能固執地違背，牴觸過分了就會失去人心，造成動亂。這樣一再地勸諫，終於說動了仁宗，張堯佐不再升遷。張貴妃又病死，外戚擅權的危險局面才算暫時緩解。
6次彈劾張堯佐，是包公一生許多重大經歷中的一件。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出他那剛正不阿、大姦必摧、敢當風險的氣魄、決心和毅力。人們稱他為「包青天」賦給他許多神奇的幻想色彩，就完全可以理解了。愛民，是一個軸心「清官不到頭。」
「文死諫，武死戰。」縱觀歷史，這兩句話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剛直敢言的諫官，不是罷官受刑，就是被砍腦袋，幾乎找不到能夠安保終生者。司馬遷是那樣的博學多才，漢武帝也不是無能的昏君，就是因為提了幾條並不算壞的意見，結果受了宮刑。司馬遷含著血淚吟出了震撼千古的詩名：「哀莫大於心死，辱莫大於宮刑。」再細看與包公同時代的、併肩戰鬥過的很出色的諫官吳奎、陳旭、杜樞等人，也都在臺諫的政治鬥爭中紛紛落馬，無法保障自身的安全。唯有包拯，一生經歷多次重大的政治風雨，總是節節得勝，化險為夷。雖然也有兩次小的波折，也並非出自臺諫，這是很不平常的。
這是一個謎。這個謎，被神奇的故事、理想的光環、美麗的讚歌這塊五彩繽紛的幕布遮蓋了近千年，很少有人探其根底。
首先從社會發展的總趨勢看。北宋王朝的統治者，接受唐王朝分封割據的教訓，強調集權中央，統一法紀，提倡謙恭謹慎為賢。經過太祖、太宗、真宗三代，政局比較平穩，生活
比較安定。在數十年和平建設的大環境裡，再加上倡導謙恭謹慎聽話，漸漸地出現了一種負效應：循默苟且，頹唐懶惰，寬怠鬆弛；漸漸地發展到百職不修，紀綱廢壞，貪污腐敗之風蔓延；隨之盜賊四起，異族侵邊，農民起義造反的動亂之事也多次出現。到了仁宗時代，已經是危機四伏，美夢破滅，急需要來一場大的改革，清除積弊，振興吏風。仁宗皇帝比較開
明，也想幹一番事業。以仁宗皇帝為中心，增加臺諫的力量，提介大膽的臺諫，甚至可以當著皇帝的面，展開廷辯。於是一個反貪污、反腐敗、反官僚主義的風暴便在皇帝周圍刮了起來。歷史上有名的「慶歷新政」也就應運而生了。
這時的包公，擔任監察御史，積極支持新政。可以說，是仁宗皇帝需要、時代需要有人站出來的大聲疾呼，於是，包拯便應運而生。從這個角度來看，也可以說是時勢造英雄。如果沒有這樣一個大環境，包公是出不來的，即使出來也要被壓死的。
正如包拯自己所說，他「生於草茅」，是一個不大富裕的小地主家庭。包公的母親臨產前夕還上山砍柴。包公青年時代雖然還有條件讀書，但生活仍然比較貧苦。後來雖然考取了進士，又在家中守孝10年，直到29歲才出去做官。包拯長期生活在下層，對下層人民生活的疾苦十分瞭解。他能關心人民生活、反貪除霸、清正廉潔與他的貧苦出身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
包公的遠祖申包胥，是春秋時期楚國的愛國誌士。他與伍子胥既是好友，又是宿敵，史書上記載著他們之間一個要滅楚國，一個要救楚國的悲壯故事。包公童年時代，就熟知這位遠祖驚天地泣鬼神的愛國故事，受到很好的熏陶。包公22歲在家守孝時，翰林學士劉筠出任廬州知府。這是一位工詩、善文、才華出眾、一身正氣的清官。他就是因為與當政的奸相丁謂勢不兩立，才要求外任的。
劉筠很重視人才，特別賞識包拯。他的言行，為包公做人起了榜樣的作用。包公是一位有理想的政治家。他的理想集中起來就是：忠君、愛國、愛民。愛民，是一個軸心。他的所有奏折，都是為了愛民，同時也是為了忠君愛國。他的言辭是激烈的、尖銳的，但是他對仁宗又是尊重的，雖然有時唾沫迸到臉上，但他仍是一片赤誠的表明，他是忠心保護宋王朝，沒有半點輕視，更沒有半點兒私心。他的決心是大姦必摧，同時也清醒地認
識到，沒有皇帝的支持，什麼事也是辦不成的。因此，他總是想盡一切辦法，分清形勢，說清道理，打動仁宗的心。力絕魯莽、傲慢之氣，而且經常表明，自己認識膚淺，思想愚昧，如果有不妥之處，甘願伏罪。他的奏折，有時可以使仁宗出一身冷汗，卻不會懷疑其忠誠。
這些絕妙文章，現代人讀來仍然可以學到許多哲理。任何一位統治者，都有一根最敏感的神經，像老虎的屁股，摸不得。仁宗是一位開明的皇帝，你可以批評，但是絕不允許蔑視、不尊重。觸到了這根神經，就要丟烏紗砍腦袋，甚至滅九族。包公在這一點上，頭腦清醒，比較聰明。
包拯還有一個最大的特點，就是做事踏實，講究實際。他必須抓住事實，才發動彈劾，彈不虛發。他的批評很嚴厲，又經常設身處地為仁宗考慮，他有什麼難處？如果第一個方案達到不到，能否採取第二、第三個方案。這樣就給仁宗提供了一些緩衝的餘地，有了下臺的階梯，打破了僵局。譬如許多人共同彈劾貴戚張堯佐，說他不配當三司使。仁宗正在迷戀張貴妃，不願太傷感情，下不了決心。包公就婉言提出能否調出外任，緩和一下輿論，逐步分段解決矛盾。這樣仁宗就有台階可下，打破了僵局。
既勇且智慶歷四年十一月，進奏院舉辦了一次祠神會，請一些文人學士赴宴，吟詩作賦，欣賞歌舞。經費的來源是：衙門賣廢紙的公款和蘇舜欽自己拿出一部分私款。這本是司空見慣的小事，有人向仁宗寫了舉報信，說蘇舜欽不僅盜用公款，而且在會上大罵孔子，寫《傲歌》，蔑視、攻擊皇上。這一狀，觸動了那根最敏感的神經，禁職，一腳踏翻在地。范仲淹是蘇的推薦人，宰相杜衍是蘇的岳父，兩位大臣也被拉下馬，降了職。同時被株連的還有一批著名文人。保守派首領王拱辰幸災樂禍地說：「吾一舉網盡之矣！」
蘇舜欽是一位青年新進，頗有文采，敢於進諫，是站在改革派一邊的。被打擊的這一批著名文人，其中多數也是包拯的好友。包拯是支持改革派的，他既沒有參誘獯窩緇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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