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囚秦城監獄的反特專家

1967年底，謝富治一夥炮製了一個《關於羅瑞卿、劉仁、馮基平、邢相生等一夥反革命集團裡通外國的情況報告》，誣陷羅瑞卿等是「供給敵人情報的批准人」。1968年1月3日，迫害狂康生在一個報告上批示：「劉仁、馮基平、徐子榮、崔月犁等這夥反革命敵特分子，出賣黨、政、軍核心機密，叛黨、叛國，罪該萬死。對他們不能用一般對犯人的方法對待，要防止他們自殺，打擊敵人的頑固態度，將他們拷起來，進行嚴厲地突擊地審問工作。」　　

不曾料想，一個個在共和國安全戰線上叱吒風雲的反特專家，竟然命系中國第一監獄－－秦城監獄，這真教人平生多少感慨！　　

潘漢年　　

潘漢年最早關在功德林監獄，1958年轉入秦城監獄。經過長達八年的預審，1963年1月宣布對潘漢年判處有期徒刑15年，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實際處理過程中，有關部門遵循了中央採取的寬大方針，宣判不久，就以「假釋」方式將潘漢年從秦城監獄放出，交由公安部門管制。公安部則將他安排在近郊團河勞改農場，並讓其妻董慧和潘一起生活。潘漢年還被允許有一定程度的自由：除可在附近散步、釣魚外，還可以進城探訪親友。但是好景不長，文革高潮中的1967年3月，中央文革小組下達了一紙命令：將潘漢年重新收監複查。於是潘漢年夫婦又被關進了秦城監獄。中央文革直接掌握的專案組，一反所謂「舊公檢法」的方針政策而對潘漢年採取了「最革命」的專政措施：被重新收監後，潘漢年的生活標準被降到最低水平；審訊實行的是車輪戰術和疲勞戰術。最為殘酷的是，當潘漢年已被腫瘤醫院診斷患有肝癌病象時，專案組接到的命令是加緊突擊審訊，搶在潘死之前挖出一切材料。從1967年夏天到1970年夏天，整整折騰了三年，潘漢年一案複查結果實際一無所獲。即便如此，中央文革還是要求專案組以更加「革命」的手段為潘漢年重新定案，將潘加重改判無期徒刑，「永遠開除出黨」。這一次，專案組代替了公檢法，所有程序一概免去，專案組一手包辦到位。1975年，潘漢年被遣送到湖南一個勞改農場繼續服刑，從此告別秦城監獄。　　

劉仁　　

劉仁在擔任晉察冀中央分局秘書長、城市工作委員會書記和城工部部長期間，曾多次深入國統區，獲取了大量重要的軍事情報。　　

但什麼樣的功勞，到文革時都無法拯救劉仁。作為彭真的副手，他必定跌落深淵－－1966年11月，在北京的一次群眾大會上，劉仁被公開點名。一天深夜，一幫打手氣勢洶洶地闖進北京市委大樓，沒有任何手續，甚至連鞋都不讓穿，就把劉仁抓走了。1968年1月，劉仁被打成「反革命敵特分子」。戴上沈重的手銬，關進秦城監獄，整整五年不許家人探望。　　

1972年底，劉仁妻子甘英第一次在秦城監獄接見室看到他，這時他已骨瘦如柴。從探監所帶回的劉仁的衣物中，甘英發現，所有衣物已全部發霉，毛褲、棉褲上有大小便的殘跡，上衣有斑斑血痕和霉跡。可見劉仁在秦城監獄遭受了怎樣殘酷的折磨。　　

但是，獄中真實情況，劉仁從不向前來探視的家人訴說。只有一次，在和家人分別時，他實在壓抑不住地說了一些心裏話：「我這輩子什麼監獄都坐過了，中國的，外國的，國民黨的，『自己的』。在國民黨的監獄裡，我還能對獄中的看管人員做工作，還能夠在他們的幫助下傳送文件，組織鬥爭。可是……」但說到這裡，劉仁再也說不下去了，只能仰天長嘆。　　

1973年7月間，甘英和孩子們接到通知，去北京市第六醫院專門的監護病房看劉仁，當時他的身體更虛弱了，走路拄著棍子，患了嚴重的肺病，甘英看他吃飯時拿碗的手顫抖著，問他為什麼，他把話岔開了。孩子們出去以後，在甘英的一再追問下，劉仁才艱難地舉起手讓她看，示意自己在秦城監獄戴了五六年的手銬，冬天只能披著棉衣，經常感冒，營養不良，體力虛弱，終於得了肺結核病。手腕和腳腕上留下深深的傷痕。劉仁在告訴甘英這些內情後，心有餘悸地對甘英千叮嚀萬囑咐：「不要對孩子們講，他們很難理解。不要因為我受審查，引起孩子們有不滿情緒。」　　

僅僅三個月之後，劉仁病逝於第六醫院。　　

馮基平　　

前北京市公安局長馮基平進秦城，真是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去秦城監獄的這條路，是他批准勘察修建的；秦城監獄，是他找人設計建造的。如今他卻被關了進去。　　

在秦城監獄中，馮基平以骨頭硬而著稱。　　

馮基平從來不隱瞞自己的觀點。他對文化大革命從一開始就抱著強烈的牴觸情緒，但當初還只認為是山頭之間的摩擦和鬥爭，所以只是沉默。不管如何威逼追問，就是不張口，不說話，一聲不響。憋得太難受時，他把戴的假牙摘掉，說話時一個勁兒地咕咕噥噥，讓審訊官一句也聽不清，錄音更是不知所云，不起作用。後來，面對種種誣陷，面對秦城監獄慘酷的現實，馮基平「覺得越來越不對，就豁出去啦！」奮而抗爭。審訊中，他忽而拍案而起，忽而一言不發，忽而嬉笑怒罵。　　

專案組和謝富治委派的所有與馮基平打過交道的老審訊官，都親身體驗到：要制服馮基平，談何容易。審訊他，就如同和高明的棋手對弈，對方思路敏捷，清晰地看透你的路數，出手老練，攻守自如，直搗你的要害。所以老審訊官都怕審訊馮基平。　　

在一次刑訊逼供之後，馮基平拖著鐐銬回他的監號。通過樓道時，他突然又高呼口號：　　

「難友們，聯合起來，打倒法西斯專政！」　　

專案組的人嚇得倉皇失措。幾個看守蜂擁而上，又按骼膊又堵嘴，專案組的人則在一旁吼：「不要叫他放毒！」　　

發生了這起事件後，馮基平被剝奪了放風的權利，並被關進封閉式的重犯隔離室。重犯隔離室無窗、無燈，牆四壁貼了有彈性的橡膠皮，即使撞牆也無法自殺。　　

時間到了1972年12月，毛澤東指示廢除監獄中的法西斯式審訊方式，周恩來也下令徹查並嚴懲監獄中的法西斯暴行，在這樣的背景下，專案組才給馮基平摘下戴了四年的「背銬」。　　

1978年6月30日，北京市委在首都體育館召開大會，為北京公安局「馮邢反革命大特務集團」冤案平反。　　

楊奇清　　

楊奇清是一個極富傳奇色彩的人物。新中國反間諜鬥爭的幾個主要戰役，都是他直接指揮的。　　

一是偵破保密局北平技術縱隊特務案。北平和平解放前，國民黨保密局潛伏下大批特務，千方百計打入我要害機關，竊取情報、放毒、暗殺，甚至組織暴動。面對這種局面，楊奇清親自部署，並委派得力幹部，到北平市公安局參加肅清敵特的鬥爭，迅速偵破以江洪濤為首的國民黨保密局北平技術縱隊特務案，該縱隊特務無一漏網，有效地保障了我北平和我首腦部門的安全。　　

二是炮轟天安門案。在楊奇清的周密部署下，敵對勢力炮轟天安門的計畫流產，義大利間諜李安東、日本間諜山口隆一等所有參與此案的主犯全部束手就擒。　　

三是崔鐸行刺案。1949年7月1日，毛澤東將參加北平市慶祝建黨二十八週年的群眾集會，國民黨保密局派出王牌殺手，準備混進集會中刺殺毛澤東。但楊奇清早為崔鐸布下陷阱。毛澤東專車尚未開出，崔鐸就已經被關在牢籠之中了。　　

四是東北鐵路爆炸案。1949年冬，毛澤東出訪蘇聯，國民黨特務機關組織「東北技術縱隊」前往哈爾濱郊區襲擊毛澤東專列，但由於楊奇清措施得力，「東北技術縱隊」一干人馬全部落網，毛澤東專列安全通過。　　

1955年，臺灣當局策劃「克什米爾公主號」爆炸事件謀殺周恩來未遂，不甘心，馬上派出一個二十六人組成的暗殺團，潛入印尼。因楊奇清隨周恩來行動，防範嚴密，臺灣殺手根本沒有機會接近周恩來，無功而返。　　

國民黨特務機關策劃的其他恐怖事件，都被楊奇清一一挫敗。　　

楊奇清堪稱是一面超級盾牌，有效地保障了毛澤東和中央的安全。但他無力保障自己的安全。文革剛剛爆發，他就被關進他下令修建的秦城監獄，在那裡領教了法西斯專政的滋味－－經常遭到毒打，以致肺部被打成嚴重內傷，過早地離開了人世。　　

許建國　　

許建國原名杜理卿，1922年入黨。1948年石家莊解放，成立華北人民政府，許建國出任中央華北局常委、社會部部長、華北人民政府公安部部長。建國初發生潘漢年案，許建國由天津市委常委、副市長兼公安局局長任上調上海，出任上海市委常委、書記處書記、上海市副市長、上海市公安局局長。同時兼任國家公安部副部長。　　

就在上海工作期間，許建國無意中觸犯了江青，惹出一樁彌天大禍。　　

許上任不久，即1954年3月，上海發生一起舉報事件－－有人寫了一封匿名信，向中央揭露江青問題。江青聞訊大為惱火，認為這是反革命分子的惡毒攻擊，要求佈置追查。出面抓這個案子的是公安部長羅瑞卿，上海是案發地，許建國自然負有追查之責。江青懷疑匿名信出自揚帆之手，同年12月31日，揚帆被捕。而經由此案知道了江青隱情的許建國，江青也不會放過。1967年許建國被逮捕，和揚帆一樣被關進了秦城監獄。幾年後出獄，無家可歸－－已經妻離子散了，被安置在安徽六安「養起來」。1977年初患肺癌，同年10月便與世長辭。　　

謝和賡　　

30年代初期，謝和賡本來在察綏民眾抗日同盟軍前敵總指揮吉鴻昌身邊工作。為了爭取桂系反蔣抗日，想辦法讓他打進桂繫上層。謝和賡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給蒐集了許多絕密情報。　　

但赫赫奇勛沒有能夠庇護謝和賡，早在1957年，謝和賡就被打成右派，送往東北勞改，差點死在勞改營－－埋頭伐木的他被一棵大樹砸倒。幸好砸中他的只是樹梢，雖然腰部受傷，但畢竟揀回了一條性命。周恩來和董必武得知謝和賡的處境，相繼出面干預，謝和賡這才告別勞改營，重返北京。文化大革命更是謝和賡的劫數－－1967年7月1日，在江青的授意下，一夥造反派乘坐汽車，揮舞著木棒鋼鞭，直撲香山狼見溝的謝和賡寓所，不由分說地將謝和賡和病臥在床的謝和賡夫人強行抓走，雙雙投進了秦城監獄。謝和賡夫婦被分別關押，彼此不知對方身在何處。　　

秦城囚徒中，一般都是妻子受丈夫株連，像謝和賡這樣丈夫受妻子株連的，確是罕見的一例。　　

謝和賡妻子何許人也？大名鼎鼎的王瑩，即當年在上海灘與江青爭演《賽金花》的紅影星王瑩是也！　?p>1942年，受周恩來委派，謝和賡、王瑩聯袂赴美。王瑩經常開展宣傳中國抗戰的演唱活動，以引起美國及全世界人民對中國抗戰的熱切關注；謝和賡則接辦了華僑報紙《紐約新報》，利用這個輿論陣地宣傳的方針政策。他們的國際統戰工作卓有成效，受到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賽珍珠乃至羅斯福總統和夫人的高度評價。50年代歸國之後，本來非常活躍的王瑩卻一反常態地沉寂了下來。這有兩個原因，一是因為歸國不久謝和賡就被打成了右派，王瑩多少要受影響，不好拋頭露面；但更重要的原因，還在於王瑩太瞭解江青的為人。文革爆發之初，江青沒費多大力氣，就查到了王瑩夫婦的蹤跡，一聲令下，便夫妻雙雙進秦城。謝和賡本來就是「右派」，給他定罪自是易如反掌；要給王瑩定罪也不難－－－她在美國呆了十多年，管她實際上受誰的指派去美國、管她實際上在美國幹什麼，於是，「美國特務」、「叛徒」等一個個罪名泰山壓頂般地落到了王瑩的頭上。　　

和其他受害者一樣，謝和賡在秦城備受摧殘，健康狀況急轉直下。不久他就兩耳失聰，不能言語。終日呆呆地望著囚室那高高的小窗，無聲地念叨著王瑩的名字。他不知道，王瑩比他的遭遇更慘。　　

1975年春，重病在身的周恩來得知謝和賡和王瑩的情況，立即指示有關部門釋放謝和賡出獄治病，謝和賡總算重見天日。剛剛恢復自由的謝和賡，迫不及待地要帶上妻子回家，醫護人員給他的卻是一張寫著王瑩囚號「6742」的死亡通知單。巨大的精神打擊使這個堅強的漢子再也撐不住了，他眼前一黑，當即暈倒在地，人事不省。醫生馬上進行緊急搶救，仍然無效。後經醫院專家診斷告知：謝和賡已因喪失思維能力而成了精神上的廢人。當他被當年住在狼見溝的鄉親們接回去之後，已經不會說話，不會哭笑，他能做的只是成天目光呆滯地看著他和王瑩的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