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辦公廳中紀委暗爭反腐權──曾慶紅到處插手樣樣染指

北京市領導成員集體貪污案發後，隨著陳希同的下臺，中共曾派出一個由中共中央政法委員會、中紀委和監察部三方聯合組成的專案小組進駐北京市委。中共有關方面也對外宣傳此三大機構聯合辦案足以彰顯中共「反腐敗」和「打老虎」的決心。但事實上，江澤民等人只是把揭露出來之後能夠起到打擊黨內政治異己之功效的個別案件交由上述機構偵辦處理，更多的高層腐敗要案則是鎖在江澤民的大內總管曾慶紅的保險櫃□。一方面是因為「穩定」的考慮，不敢讓這些要案同時全部曝光；更重要的是要憑藉手中掌握的這些東西作為震懾和打擊黨內政治異己的殺手。

藉反腐打擊政治離心力量

自周北方下獄及北京市官員集體貪污案被中共自動對外曝光後，江澤民的政治行情在海外輿論中陡然看好，認為過去輕看了江澤民，「沒想到他還真有兩下子」。而事實上江澤民在這段時間內表現出來的「反腐救黨」決心，首先是他身邊聚集的幾個二尚參」點撥的結果，其次這種抓出個把「大老虎二不眾的作法，除了替整個共產黨政權籠絡民心，還有一個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要藉此在黨內高級幹部群體中起到強有力的震懾作用。而這個所謂的「震懾作用」，又有兩層意義：第一層意義是用打擊「太子」經商集團外圍勢力的手段和在高級幹部中揪出幾個腐敗典型的作法，起到警告「太子」集團核心勢力及「教育大多數」幹部的作用（用江澤民的話說是：「抓出腐敗典型，挽救大批幹部。：；第二層意義則是藉反腐敗之名，行維護中央權威和打擊中央與地方都存在的政治離心力量之實。所以，反腐敗，特別是在高層中間隍7d始的反腐敗，已成了江澤民手中黨同伐異的殺手□，而具體給江澤民出謀劃策並暗中掌握一批高層腐敗案件「以備不時之需一者，就是江澤民的大內總管曾慶紅。

既是大內總管又是幕後高參

曾慶紅自九三年初正式安排為中辦主任後，立刻擔負起對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央臺灣工作辦公室、中央對外宣傳辦公室、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中央編譯局等中共中央直屬機構的「協調領導」任務，在對內宣傳系統、組織系統的審幹工作上也插進一手。中央政法委雖也是中共中央直屬機構，但該機構負責人任建新在中共黨內的表面級別和地位比曾慶紅高，曾慶紅不好直接向政法委發號施令，於是便直接採取聽取公安部、國安部工作匯報的辦法，插手司法工作。

這一來，除了國務院系統的經濟工作和軍委系統的工作，其他各方面曾慶紅幾乎樣樣染指，成了名副其實的江澤民大內總管。另外，曾慶紅還以中央政策研究室為基地，組織一批對新權威主義情有獨鍾的中青年政治學者，定期進行所謂「課題研究」，為江澤民出謀劃策；以「調研」為名，為江澤民秘密蒐集各方面情報，其「調研」範圍上至國務院、車委系統，中至各省、市、自治區的黨政機構，下至各地知識份子，特別是自由派知識份子的思想動向……無所不包。曾慶紅曾經在中辦系統的工作會議上公開講：我們這班人的工作職責主要有兩項，一是當好助手，二是當好參謀。

越權中紀委插手反腐敗

按照中共黨務系統的序列，中共中央書記處、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和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都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領導下的機構，級別當然在曾慶紅的中央辦公廳以上，中央辦公廳照理也沒有權力插手中紀委的日常工作，就像中央辦公廳無權插手中央軍委工作一樣。但是，江澤民藉口中紀委沒有常務辦公機構，要求中央辦公廳兼具中紀委辦公廳的職能，名義上是統一處理中紀委的行政機關事務，實際上卻是要曾慶紅直接插手中紀委的業務工作。這一來，曾慶紅便「名正言順」地聽取中紀委的日常工作匯報，並不時向中紀委佈置工作任務。

同時，曾慶紅還利用他掌管的中央政策研究室，以政策調研為名，行秘密調查之實，在國家安全部門的配合下，迅速而直接地掌握了大量地方諸侯及國務院實權部門的貪污腐化、索賄受賄等經濟犯罪事實。對於先由中紀委掌握的案情，曾慶紅更是藉口「統一研究部署反腐敗工作」，專橫地要求中紀委隨時向他匯報工作進展。此舉在中紀委已招致不少閑言閑語，認為中央辦公廳越俎代皰，是另有圖謀的越權行為。

尉健行不是曾慶紅對手

現任中紀委書記尉健行是中共高層中難得的清廉幹部，但頭腦卻不很清晰。此人過去雖在陳雲、宋平等人那□不被看好，但因為人本份、從無野心而被江澤民認為是可以信賴的幹部。但是，可以信賴不等於可以依靠，原因就是尉健行本份過頭，只知道埋頭反腐救黨，不懂得如何利用反腐敗幫助江澤民達到政治目的。與其相比，曾慶紅在這方面則是行家□手。

江澤民上臺後，在行使其「領導核心」之權威的過程中所遇到的最頭痛的問題，就是所謂「地方諸侯一不聽指揮的問題。而凡是敢於對江核心明頂暗抗的諸侯集團，無非有三大特點：一是所在地區經濟地位特殊，以廣東省最為典型；二是所在地區政治地位特殊，以北京市最為典型：三是所在地區與中央一些負責人及政治元老的關係特殊，以山東省和四川省最為典型。而這些地區的幹部班子有一個最大的特點，就是外派幹部很難立足，或者打不進去。譬如廣東省和北京市的領導班子裹，幾乎是清一色的當地人。

為達政治目的可以不擇手段

針對這種情況，中共所謂「既打蒼蠅又打老虎」的口號一提出，曾慶紅就給江澤民出了藉反腐敗之機來分化、打擊地方諸侯集團的主意。而老實本份的尉健行哪□想得到這一點。

另外，尉健行辦案也是嚴格按照中共紀律檢查工作的傳統規格和手續進行，將紀檢部門的業務與司法部門的業務嚴格分開。在工作方法上則拘泥於「依靠各級黨委」、「堅持群眾路線」、「開展政策攻心」等傳統模式。而曾慶紅一插手這一工作，便暗示手下人「手段服從於目的」，一是對涉案幹部大搞秘密調查，二是必要時避開涉案幹部的同級黨委和紀委。對中共近一年多時間□在經濟領域內進行的一系列動作較大的清查活動稍加對比分析，就會發現，其打擊矛頭首先指向山東、廣東和北京的地方負責人。九四年內，主要對山東省境內的走私問題進行了一輪又一輪的清掃，山東多個省市幹部頻頻出事，弄得姜春雲和趟志浩一反過去趾高氣揚的態度，變得十分小心謹慎。自九四年底至九五年初，又先後開始調查廣東人大常委副主任歐陽德和北京市副市長王寶森的經濟犯罪問題。

北京十六大案件件觸目驚心

按照曾慶紅的「合理解釋」，如果通過同級黨委調查腐敗案件，一是很可能因為官官相護而不了了之，二是同級黨委很可能會對涉案人員通風報信，其至搞攻守同盟。所以，無論是對歐陽德的突然逮捕，還是對王寶森的突擊談話，事先都沒有通知同級省、市委。

北京市一連串官場腐敗案件陸續曝光後，因為是尉健行帶領中紀委工作組進駐北京市，尉健行本人又被安排了北京市委書記職務，故外界都認為北京方面的腐敗案都是尉健行一手主抓。但事實上由尉健行一手主抓乃是決定讓陳希同下臺之後的事情。而在此之前，曾慶紅通過自己手下的秘密渠道，在國家安全部門的配合下，先後掌握了十六件北京市的腐敗大案，宗宗都是涉案金額超過千萬元人民幣的所謂「大案」、「要案」。因為周北方招供和李其炎前秘書坦白而向外界曝光的關於王寶森涉案範圍及關於陳希同之子陳小同涉案範圍的內容，僅僅是曾慶紅手中證據的一部分。

攻破北京市委曾慶紅立頭功

所以，攻破令江澤民長期頭痛不已的北京市「獨立王國」，實在是曾慶紅立了頭功。那段時間北京市委內部流傳著一種說法，即王寶森之死曾令江澤民、曾慶紅等人懊惱不已。按照曾慶紅給江澤民設計的如意算盤，是要以王寶森為突破口，將北京市的經濟案件徹底查清楚，然後以死刑或死緩的刑求處理王寶森。這樣，既能夠在老百姓那□得分，又能夠將陳希同徹底搞臭。至於對陳希同的組織處理，按照曾慶紅的設計，也是要等到九五年年底的五中全會。王寶森之死壞了曾慶紅計畫

另外，曾慶紅還有一個如意算盤，是只要能夠攻破王寶森的心理防線，令他坦白出近年來所有與北京市方面有聯繫的經濟違法、違紀活動，就必然會順籐摸瓜摸出許多中共高級幹部，特別是黨內政治元老的親屬、子女、秘書們的經濟問題。本也是元老子女出身的曾慶紅當然不會計畫將這批人全部打光，但只要把他們的經濟犯罪證據抓在手，就不用再擔心這批人在政治上對江核心逆反，甚至可以在必要的時候向這些人暗示手中的證據，令這些人明白只有全力維護江核心才是唯一的出路。

但現在王寶森一死，許多案情調查無法深人，令曾慶紅的計畫落空了一部分。更令江澤民和曾慶紅都氣急敗壞的是，王寶森的突然自殺，令中共政治局不得不採取臨時行動，由中紀委接手調查，並馬上為陳希同安排了繼任。在倉促應戰的情況下，喬石提出尉健行接手北京市委，江澤民拿不出理由反對。

廣東經濟案亦由曾慶紅主辦

另外，在北京市王寶森案事發之前，曾慶紅派出的中央工作組已在調查廣東省人大副主任歐陽德的經濟犯罪問題。歐氏是上生上長的廣東省人，一九四九年後他的頂頭上司是現任廣東省人大主任林若和現任中共廣東省政法委書記方苞。林若、方苞高升後，歐陽德長期主政東莞。林若自廣東省委書記退居二線出任省人大主任不到兩年，即將歐陽德安排為省人大副主任。此時歐氏已整整六十歲，到了中共副省、部級以下幹部的退休年限，而省人大雖然是所謂二一線」職務，但對歐陽德來講，卻是到退休年齡不退休，行政級別反而升了一級（省人大副主任的行政級別同副省長一樣），由此可見林若等人對歐陽德的器重。

打歐陽德為敲山震虎

不難看出，曾慶紅給江澤民出主意拿歐陽德開刀，實際上是要給林若難堪，自然也是給整個廣東省的地方諸侯勢力難堪。

有人分析說，歐陽德的經濟案可大可小，意思是只要林若今後保證給江澤民面子，歐陽德至少不會上斷頭臺。誰都知道，林若其人雖然過去在黨內職務上是葉選平的上司（林若是省委書記，葉選平身為省長，但黨內職務只是副書記），但在行動上從來對葉選平唯命是從，對中央號令則可聽可不聽。葉選平上調中央後，林若雖然也退居二線，但新任省委書記謝非在林若面前從來沒有「不」字，在中央大員面前，譬如在朱鎔基面前，則處處維護本地利益，甚至不惜與中央指示暗中對著幹。所以，打歐陽德，說到底仍然是首先在政治上「敲山震虎一。

清理內貿系統震懾國務院

廣東和北京的地方諸侯被警告或乾脆被動了組織手術之後，曾慶紅的打擊矛頭轉而指向國務院系統，第一步便是拿國內貿易部開刀。九五年三月初至九五年七月，國內貿易部機關及在北京之外的派駐機構中，先後有一批幹部被司法收審或停職交待問題，總涉案人數說法不一，有說已達到六十多人，有說已超過百人，而且有近十名司級幹部。

而對內貿部的清理，其背後的政治目的並無清理地方領導班子那樣複雜，至少在九四年一年時間□，內貿部確實有一批人利令智昏，利用職權做了一大堆傷天害理的事。但是，這一清查行動本身也是由曾慶紅主導，而不是由尉健行的中紀委或任健新的政法委主導。因為曾慶紅主管的系統一再越權，中紀委和政法委實際上成了曾慶紅那套系統屬下的「執行機構一。凡涉及中央或地方重要領導幹部、高級幹部及政治元老子女的經濟案件，都是先經曾慶紅之手篩過，再根據政治鬥爭需要決定先搞誰、後搞誰、威脅誰、拉攏誰，然後才將決定拋出的典型案件和典型人物交由中紀委系統或政法系統具體查辦。據說，喬石、任建新等人已看出江的狼子野心而靜觀其變，並樂得坐山觀虎鬥，以便在權力傾軋中漁利。

曾慶紅權傾朝野不可一勢

至此，曾慶紅已是權傾朝野，居一人之下、萬人之上。雖說北京市的十六宗大案因為王寶森的自殺很多已經斷了線索，但除了已入獄的周北方、陳希同、歐陽德等人的案子之外，據說曾慶紅手中仍有二十餘個，其中任何一件都可以拿出來當作打擊政治離心力量、震懾地方諸侯或國務院部委大員的致命武器，足以為江澤民的核心地位撐腰。雖然曾慶紅這樣行事無疑是權大風險也大，甚至等於斷了自己的後路，但正如曾慶紅統領的江澤民謀士班子所分析的那樣，共產黨已經沒有退路，以江澤民為核心的第三代領導集體也已經沒有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