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是反人性的共产主义口号。（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看中国2024年5月8日讯】（看中国记者李正鑫综合报导）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曾对农村走“共同富裕”之路大加赞赏，学者指“共同富裕”只是一个反人类的共产主义的口号而已。并且，在中国迅速老龄化的情况下，农民已不堪重负，百万计的农民工也无法承担退休费用。
学者：共同富裕是反人性的共产主义口号
官媒中国经济网5月8日报道称，“政府始终把促进共同富裕作为重要目标。乡村振兴不仅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保障，也是核心内容。使农业、农村和农民获得全面发展，是实现城乡差距缩小和共同富裕的关键。”
官媒《人民政协报》5月8日也发文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多渠道增加农民集体和个人分享的增值收益、资产收益是推进农民共同富裕的重要内容。”
在3月“两会”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参加他所属的江苏人大代表团会议时，对张家港市永联村实现村民共同富裕的发展之路大加赞赏。他说：“走共同富裕的乡村振兴道路，你们是先行者，要把这个路子蹚出来。要继续推进共同富裕，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永联村位于江苏省张家港市东部，上世纪70年代曾是张家港市面积最小、人口最少、经济最落后的一个村，1978年的人均年收入68元（人民币，下同）。
据美国之音5月6日报道，中国经济事务专家、美国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副教授谢田说，习近平提倡的所谓“共同富裕”这个名词，其本身实际上是反人类的、反人性的。
他说，共同富裕实际上是一个共产主义的口号，就是大家都共同富裕，共同进入共产主义，共同进入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那种乌托邦的形式。“共同富裕从这个角度上面，就是习近平他的脑子里好像就是刻满了以前那种计划经济的印象。他对土地私有权是坚决排斥的，他要维护公有，也不能真正让人们富裕，因此只能找一个什么试点，一个标杆来展示一下，让他们共同富裕。这个共同富裕，从本质上讲，根本就是违反人类本性的。”
谢田教授说，尽管习近平赞扬永联村的致富之路，希望永联村为其他人致富趟出一条路来，但是他认为，永联村这种类似人民公社的共同富裕模式是不能复制的。
他说，中共毛时代曾号召“农业学大寨”，把大寨经验向全国农村推广，但中国的农民、农村并没有富裕起来。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涌现出的华西村、南街村、大邱庄，一个个看起来都挺好，村办企业，村办农业，村民享受很多好处和福利，但是最后，这种靠政府贷款和特权扶植起来的发展，在市场经济上是无法跟那些真正的民营、私营企业家竞争。他说，在支持他们的一些中央领导或者某一个势力失势以后，或者后面的贷款跟不上，这些债务问题就出现了。
他说：“第一，没有真正的在私营企业市场竞争的能力；再一个，用强力的手段，家长式的统治来维持，也不是企业真正能够长期运作的方式，所以最后都是全部破产。现在习近平又在提倡永联村的经验。中共总是想着靠一个典型，但这个典型本身就是一个政府干预的产物，也经不起市场的考验。等着那个热劲儿一过，自然就会破灭。”
在中国农村贫困人口被宣布脱贫，目前面临返贫的档口，如何让这些贫困人口富足起来，实现中共所说的“共同富裕”，关系到习近平长期执政的合法性。
谢田教授说，共同富裕就是一个共产主义谎言。因为每个人的命运是不同的，讲共同富裕，大家都一样的富裕，这是不可能出现的。如果把它作为一个追求的目标，首先这个目标就错了。“共同富裕本来就不是出路。集体经济也做不到共同富裕。这些村支书、村长、乡长不会给你一样富裕的，这个是不同的。但是，正常国家的不同是个人努力的不同，或者我们说命运的不同。中共的那个不同，它是权力寻租的不同，胆子大一点的，敢贪腐的，可能就富起来了。”
中国迅速老龄化 农民不堪重负
上世纪末，一代农民工涌入中国的城市，修建基础设施、进入工厂流水线，使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出口国。然而，他们却面临着晚年生活水平急剧下降的风险。对他们以及未来10年内中国达到退休年龄的1亿农民工来说，一种选择就是回到农村，靠种小块田地和每月一百元左右的退休金生活。
海外智库“天钧政经”的研究员任重道撰文《中共中央一号文件 道不尽的三农问题》指出，民国时期，人们拥有自由迁徙的权利，不用办暂住证，没有农业和非农业户口之分。农民只是一种职业，而不是一种身份的标志。中共的户籍制度是极不公正的制度，强行划分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一个国家无端制造出两级分裂和对立。农民不再是一种职业，而是一种身份的标志。农民的子女只能再做农民，农村户口持有者成为中国社会的二等公民。在户籍制度下又衍生出各种五花八门不平等的城市化福利待遇，这样就成了不伦不类的城市化。农民进入城市，在城市里工作、生活，但却又无法享受城市居民在就业、教育、医疗、住房、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公共服务，无法真正实现农民的市民化。
据路透社5月8日报道，路透社采访了十几位人士，包括农民工、人口统计学家、经济学家和一位政府顾问，他们表示，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无法应对日益恶化的人口危机，而政府在通过工业现代化追求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只是在修补而不是彻底改革。与此同时，随着人口老龄化，对社会服务的需求也在迅速增长。
“中国的老年人将过上漫长而悲惨的生活，”人口统计学家、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资深科学家易富贤说，“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回到农村，有些人从事低薪工作，这是他们自救的绝望方式。”
如果这些农民工仅仅依靠中国农村基本养老金，他们的生活费将低于世界银行规定的贫困线。
中国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到2022年，中国7.34亿劳动力中约有9400万人（约占12.8%）年龄超过60岁，这一比例高于2020年（8.8%）。
尽管这一比例低于较富裕的日本和韩国，但随着未来十年中国将有3亿人步入60岁，这一比例必将大幅上升。这群人中有三分之一是农民工，他们通常缺乏专业技能。
政府顾问对路透社表示，中国尚未为他们建立更强大的安全网，主要原因是政策制定者担心经济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因此优先考虑做大蛋糕而不是分享蛋糕。
为实现这一目标，中国正将经济资源和信贷流向“新质生产力”，这是习近平推动绿色能源、高端芯片和量子技术等先进产业的最新政策总称。
美国和欧洲官员表示，这一政策对与中国生产商竞争的西方企业不公平。他们警告北京，这一政策加剧了贸易紧张局势。
北京对这些警告充耳不闻，把重点放在升级生产而不是国内消费上，以此作为实现经济繁荣的理想途径。
“如果我们能首先解决生产力增长问题，那么解决平等问题就会更容易，”这位政府顾问表示，对于中国能否实现生产力飞跃，“人们有不同的看法”。“我的看法是，如果我们不进一步改革，并且继续与国际社会发生冲突，那么这可能很困难。”
中国的养老金以户口制度为基础，该制度将人口按照城乡划分，造成收入和享受社会服务的渠道方面存在巨大差异。城镇居民每月养老金约为3000元（欠发达省份）至6000元（北京和上海）。2009年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的农村养老金则微薄。
野村证券的经济学家表示，将资源转移给最贫困的中国家庭是刺激国内消费的最有效方法。
中国社会科学院估计，到2035年，养老金体系将会耗尽。
恒生银行首席中国经济学家王丹表示：“没有足够的社会服务来解决这些人的问题，他们很容易重新陷入贫困。”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家、前央行顾问蔡昉此前在官媒发表的一篇文章指出，农村60岁以上居民中超过16%的人“健康状况不佳”，而城市居民这一比例为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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