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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戮之地 红色高棉血洗柬埔寨(组图)

 2012-05-15 15:15 桌面版 正體 打赏 6

《杀戮之地》“红色高棉”血洗柬埔寨

电影主人公在逃亡的过程中进入了一个白骨累累的“万人坑”,镜头虽然不多,但极具震撼力。据柬埔寨历史资料收集中心报告,他们在美国、澳大利亚、荷兰三国的协助下,在全柬170个县中的81个县进行了勘察,在9138个坑葬点发掘出近150万个骷髅。这些人死于处决、劳累、饥饿、营养不良和疾病

世纪70年代,柬埔寨共产党推翻美国支持的朗诺政权,树立了在柬全国的统治。就在柬埔寨百姓以为战争已经结束、好日子马上就要来临的时候,被称为“红色高棉”的柬共在国内推行了一套极“左”的政策,让这个东南亚小国霎时变成人间地狱。虽然“红色高棉”在柬埔寨的统治只有短短的3年8个月,但其给柬埔寨造成的伤痕至今还隐隐作痛。1984年,一部英国电影《杀戮之地》(也译作《战火屠城》),以极其写实的手法,向全世界再现了柬埔寨历史上那段最为黑暗的时光,为把“红色高棉”政权钉死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砸下重重的一锤。

1960年9月30日,在金边火车站的一间破旧房屋里,柬埔寨劳动党宣告成立。在新建的组织里,一批五十年代留法归来者如波尔布特、英萨利、宋先、乔森潘等进入中央领导层。1962年总书记杜斯木神秘失踪,波尔布特继任。从此,“留法派”成为柬埔寨革命的领导核心。1966年,柬埔寨劳动党改名为柬埔寨共产党。国际上注意到波尔布特领导的组织,是在70年代的印度支那抗美战争期间。不过令人困惑的是,柬共长期不公开自己组织的名称,西方只好自己加了一个俗称“红色高棉”。

《杀戮之地》改编自一篇长篇报告文学《迪特·普兰的生与死》,作者是《纽约时报》记者西德尼·山伯格,文章发表于1980年,披露了一个“红色高棉”大屠杀幸存者的真实经历。

大屠杀幸存者真实故事震撼人心

影片的两位主人公都确有其人,他们就是上面提到的《纽约时报》记者西德尼·山伯格和他文章的主角迪特·普兰。

迪特·普兰1942年9月27日生于柬埔寨的暹粒。他学习了法语和英语,并为驻金边的美国官员充当翻译。1970年,美国支持的朗诺发动政变,成功夺取政权后和“红色高棉”艰苦鏖战。普兰开始在金边为《纽约时报》的记者当翻译。他此后的经历成为电影的主线。

1972年,越战接近尾声,西德尼·山伯格来到了燃起战火的柬埔寨进行战地采访,迪特·普兰受聘担任他的翻译、助手兼摄影师,两人在战火中历经血与火的磨难。

1975年4月,“红色高棉”围攻金边,朗诺政府倒台在即,美国大使撤离。迪特·普兰把自己的家人送上美国外交部的飞机,自己则决定留下来帮助西德尼·山伯格采访。4月17日,“红色高棉”占领金边,俩人撤入法国大使馆,后来山伯格随大批外国记者撤离,迪特·普兰则因为没有护照而留了下来,被遣送到乡下的强制劳动营接受劳改,历经饥饿毒打,在野蛮屠杀中活了下来。1978年底,越南军队大举入侵柬埔寨,迪特·普兰趁乱逃亡,步行40英里,一路千辛万苦,躲过了“红色高棉”士兵和越南军队,终于逃到泰柬边境的一所难民营里。他在难民营给山伯格发了一封信,欣喜若狂的山伯格立即从美国飞来,两个生死之交的朋友重逢。影片也在此结束。

兴奋的山伯格说:“我曾经花了4年时间搜寻一切有关普兰的消息,几乎要放弃希望。所以,当他1979年10月在泰国突然现身,对我而言简直就是个奇迹。这让我的生活恢复了老样子。”两人在难民营里谈起普兰这四年的经历时,普兰脱口而出了一个词:“杀戮之地(the killing field)”,用来形容他在逃亡之路上见到的成堆的尸体和遇难者的白骨。这个词后来成为电影的片名。

1980年,普兰来到美国,和先期到此的妻儿团聚,被《纽约时报》聘为摄影记者,而他的三个哥哥都在大屠杀中身亡。后来普兰当上了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委员会的亲善大使,并建立了迪特·普兰大屠杀认知会,帮助人们了解“红色高棉”时期的历史。1986年,普兰加入美国籍。2008年3月30日,普兰因胰腺癌在纽约去世,享年65岁。临终时,西德尼·山伯格陪伴在他的身边,山伯格如此评价逝者:“普兰是一个真正的记者,一个为了真相和他的人民而斗争的战士。佛教的平和、勇气和积极精神让我的这位兄弟与众不同。”

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看哭了

除了真实的历史、真实的人物、真实的经历,《杀戮之地》比起其他一些电影还要多一层真实——表演真实。扮演迪特·普兰的华裔演员吴汉(海因·S·沃尔),不需要靠“体验生活”等表演方法去感受大屠杀,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红色高棉”大屠杀的幸存者!

吴汉出生于1940年3月22日,祖籍广东省揭阳县,生长在柬埔寨,本来是金边大学的妇产科医生。“红色高棉”占领金边后,他的父母和兄嫂弟妹以及一个侄子被杀害。他自己则在1978年被送进劳改营,受尽折磨。和普兰一样,他也是趁着越南入侵的混乱,历尽艰险,死里逃生到泰国,1980年作为难民被美国收容。

当大卫·普特南和罗兰·约菲筹拍影片时,想找一名柬埔寨的职业演员扮演迪特·普兰,然而,一个也找不到,因为在“红色高棉”极左政策下,很多演员被杀害。最终这个角色选定一点表演经历都没有的吴汉,而吴汉对此非常矛盾,因为那段经历对他来说实在太难受了。影片完成后,吴汉表示电影远不如他经历的事实那样残忍和痛苦,他也不愿再看这部电影。唯一一次是在1984年冬,在伦敦的首映礼上,他陪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又看了一遍,这一次,他和女王都看哭了。

吴汉朴实而又真挚的表演征服了欧美各大奖项的评委,让他拿下了奥斯卡和金球奖最佳男配角及英国电影学院奖最佳男演员。这让他成为截至目前唯一一个获得奥斯卡表演奖的华裔,也是历史上第二个夺得奥斯卡奖的非职业演员。

得奖后的吴汉时不时在电影中客串一些小角色,但《杀戮之地》却是他唯一认真表演的电影。后来他重回泰柬边境,办起一所医院,专为柬埔寨难民治病。还频频出现在伦敦、曼谷等城市的公众场合,为柬埔寨遭受苦难的人募捐,公开批评“红色高棉”。

1996年2月25日,55岁的吴汉开着他那辆金黄色的奔驰车,回到他在洛杉矶唐人街边缘的住处。吴汉停好车,刚走出车门,一阵枪声响起,吴汉应声倒地。一名邻居从家里冲出来,想把倒在地上的吴汉抱起来,却发现他已经没了呼吸。2个月后,3名嫌疑人被逮捕,都是不到20岁的年轻人。控方表示,这是一起抢劫谋杀案。但是,吴汉的亲友却认为,吴汉死于“红色高棉”的报复性暗杀。然而,由于缺乏证据,此案还是以一桩普通的谋财害命案结案。2009年,“红色高棉”的S-21集中营监狱长康克由在法庭上供认,是波尔布特下达了暗杀吴汉的命令。不过,这只是口供,还没有更多的证据支持这一点。

吴汉去世后,他的家属将位于金边的一块价值22万美元的地皮赠送给柬埔寨福建会馆,用于恢复一所华裔子弟的民生中学。民生中学于1999年8月28日正式复课。

非正常死亡人数超过百万,占柬全国总人口七分之一

迪特·普兰和吴汉只是上世纪70年代“红色高棉”大屠杀中幸存的个例,而他们有太多的亲人和同胞,在“红色高棉”统治时期死去。据统计,“红色高棉”导致柬埔寨非正常死亡的人数至少超过百万,占这个国家总人口的七分之一。

在占领金边后,波尔布特发出“一号命令”,以战备为借口把城市居民遣散出城。这项决定是在“红色高棉”进城前两个月作出的,但他们对相当高级的干部都严加保密,并且欺骗老百姓说美国人要轰炸金边,谁也不准留下,不准携带行李,用不着带东西出城,三天之内就可以回家。在士兵的强行驱赶威吓之下,四天之内,所有金边人被迫离开了世世代代居住的家园,放弃所有财产,成为彻头彻尾的无产者。金边素有“东方巴黎”之称,有两百万人口,占柬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一,数日之内就成了一座死寂的空城。

居民们徒步出城后,大都被分配到边远的农村。因出城匆忙, 所带食品、行囊不多, 百万市民在炎炎烈日下颠沛流离, 忍饥受累, 被驱往遥远未知的他乡,许多人染病倒毙途中。平日不干重体力活的华侨商人和家庭主妇(尤其是缠过小脚的老妇人),更经受不住旅途的折磨,死亡比例更大。到达指定地点后,又解散家庭,按照成分、年龄、性别编组劳动。同年9月,全国所有城镇的人口被全部迁出。

从肉体上消灭非无产阶级

这只是“红色高棉”血腥统治的开始。波尔布特宣布要在十到十五年内使国家实现现代化。首先要把每一个城里人改造成农民。红色高棉把人分为“旧人”和“新人”。“旧人”是攻克金边前已在解放区的人口,主要是农民。“新人”则是旧政权的军政人员、知识分子、僧侣、技术工人、商人、城市居民,“新人”必须通过改造才能获得“新生”。每位新人必须重新登记,交代以前的历史。凡在朗诺政权服务过的人、对新政权不满者、“地富反坏”、不愿自动离开金边者,一律格杀勿论。接着是清理阶级队伍,有产者、业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教师、医生及其他专业人士都不是无产阶级,属于清理之列,连戴眼镜的人也不放过。夫妻被分开,一个星期只能见面一次。

迪特·普兰就是伪装成文盲才逃过一死。作为医生的吴汉也隐瞒了自己的职业,他的妻子产后大出血,却不敢向身为妇产科医生的丈夫求助,因为那样会暴露吴汉的职业。最终,吴汉的妻子在缺医少药的情况下死去,孩子也没能活下来。

“红色高棉”视知识为罪恶,不设正规学校,禁用书籍和印刷品。只准唱革命歌、跳革命舞,取缔传统歌舞戏剧,严禁西方文化传播。人们不能自由流动,全国没有邮政电信,也没有医院。“新人”在“旧人”的监督和管制下,食不果腹地从事超强度的体力劳动,他们被迫学习农活,种地修渠,为了完成规定的劳动限额,白天必须在田里干十几个小时活,晚上还要开会学习。辛辛苦苦打下的粮食,必须全数交公。

“红色高棉”还对儿童进行洗脑,孩子七岁以上必须离开父母,与过去的家庭划清界限,由“安卡”(柬埔寨语“组织”)抚养,集中参加放鸭、编织等劳动。电影里,一名女童在黑板上画着的父母上打了个叉,并且擦掉了父母和手中子女的联系,下面坐着的孩子们为她鼓掌。这一幕让观众不寒而栗。

“红色高棉”基层干部和士兵基本上是青少年文盲,军中也无文化教育,出于原始农民对现代文化的仇视心理和少年的冲动,他们狂热地执行“红色高棉”的极左政策。电影中一名“红色高棉”的少女摸着一个强制劳动者的手上没有茧,便使用塑料袋包住人头的方法将此人处决——因为要节省弹药,这是“红色高棉”的杀人手段之一。

9138个坑葬点,发掘出近150万个骷髅

1976年夏,一直处在幕后的波尔布特出任政府总理。年底,他忧心忡忡地指出“党的躯体已经生病了”,此后就以肃清亲越分子、克格勃间谍、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务和新混入党内的异己分子为借口开始了4次内部清洗。在1975年10月宣布的民族阵线的十三个领导人中,就有五个在1977年的清洗中被处决。最集中的一次是1978年对被认为是亲越派的东部大区干部和军人的清洗,由西南大区的领导人塔莫负责,一次屠杀了近十万名自己人。

“红色高棉”的党内清洗是在审查中心进行的。所有这些审查中心中,最臭名昭著的是S-21集中营,这是金边郊外的一栋砖石结构的法式建筑,以前是一所中学。

上个世纪80年代初,在S-21发掘出近九千具尸体。还有许多死人坑尚待挖掘。这些人死得极其恐怖,“红色高棉”为节省子弹,杀人多用棍棒重击或以斧头砍杀。许多陈列的头盖骨上,有被斧头砍出的裂痕。

电影中,迪特·普兰在逃亡的过程中误掉进了一个白骨累累的“万人坑”,镜头虽然不多,但极具震撼力。据柬埔寨历史资料收集中心报告,他们在美国、澳大利亚、荷兰三国的协助下,在全柬170个县中的81个县进行了勘察,在9138个坑葬点发掘出近150万个骷髅。这些人死于处决、劳累、饥饿、营养不良和疾病。1977年,对自己的政权感到绝望的洪森与韩桑林等“红色高棉”领导人投靠越南,反戈一击,并迅速成为反对赤柬势力的领袖。

罪魁祸首没赶上受审,死于心脏病

1978年11月3日,苏联和越南签订《苏越友好合作条约》,支持越南在印度支那半岛的扩张。同年12月25日,越南人民军向柬埔寨的“红色高棉”发动进攻。1979年1月7日,越南人民军攻占金边。越军占领柬埔寨后,建立柬埔寨人民共和国。

“红色高棉”势力撤往西部,并控制泰柬边境附近地区近十年。1989年9月,越南占领军撤出柬埔寨。1992年,在联合国调解下,柬埔寨冲突各方签订和平协定。而作为协定签字方之一的“红色高棉”却拒绝与联合国合作,宣布抵制大选,使其陷入全面孤立状态。1994年7月7日,柬埔寨王国国会宣布“红色高棉”为非法组织。

在柬埔寨政府的军事压力和政治攻势下,“红色高棉”官兵厌战思乡,开始逃离。1996年8月,“红色高棉”二号人物英萨利率领四千人向政府军投降,使“红色高棉”失去了拜林这个重要的军事和经济基地,同时,也拉开了“红色高棉”全面瓦解的序幕。6月,总司令宋先密谋投诚,波尔布特得知后派人枪杀宋先夫妇及其8个子女,并用卡车碾压尸体。波尔布特此举激起众怒,他随后被部下逮捕,被处以终身监禁。1998年4月15日,波尔布特死于心脏病。消息传到美国,迪特·普兰感到悲伤,因为这位独裁者没法为他的种族灭绝行径而受到惩罚了。

同年12月25日,乔森潘和农谢在拜林宣布向金边政府投降。1999年3月6日,塔莫于泰柬边境附近被柬埔寨军方擒获,标志着“红色高棉”政权完全垮台。

2009年2月18日,联合国与柬埔寨共同组建的柬埔寨法院特别法庭开庭,拉开对“红色高棉”政权及其主要领导人的审判序幕。2010年7月26日,特别法庭以战争罪、反人类罪、酷刑和谋杀罪判处S-21监狱的监狱长康克由35年监禁。

2006年,外界公认的对大屠杀负有直接责任的塔莫病死。现在英萨利、农谢、乔森潘等“红色高棉”领导人也垂垂老矣。但就像迪特·普兰生前所说的:“犹太人对正义的追求从不因为希特勒的死亡而停止,柬埔寨人对正义的追求也不应该因为波尔布特的死亡而停止”。

(本文略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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