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這時我才明白,荒謬和冤枉並不是只發生在文藝界裡。文藝界挨的罵是多一些,但真正殘酷的事情並不在文藝界。工農業生產一點也不是淳樸無邪的桃花源。
相反,我們這些搞文藝的由於不瞭解真實情況,容易被謊言所欺騙,反而會助紂為虐。前邊我說了那些詩傳單的情況。後來,在懷來縣還舉行過全縣賽詩會。縣委副書記王俊祿要寫一首開場詩。由我和徐遲兩人代筆。我寫道:
工農當中出詩才 人民歌手滿懷來 躍進聲中比文采 大禮堂作賽詩臺 賽詩臺 是擂臺 新詩歌 拿來賽 賽詩臺 是擂臺 誰是好漢誰上來
當時各地都在煉鐵,劉仁說他派人去河南參觀過,煉出的是一些疙疙瘩瘩像豆腐渣似的鐵。劉仁看了,後來就光在城裡煉鋼了。我聽了,明白了。北京市的領導幹部較有頭腦,對大煉鋼鐵來了個陽奉陰違。城裡拚命煉,農村不去幹。做得不錯。後來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澤東罵北京市委「針插不進水潑不進」,北京市委的幹部都覺得冤,他們說他們是緊跟毛主席的。但是現在細看,似乎也未必盡然。不緊跟,不見得就那麼壞;緊跟的,未必好。他們其實跟得並不甚緊,這是一點可取之處。
北京市搞的「公社化」,好像主要在市內,就在黨中央的眼皮子底下干。所有的街道一律改為公社,包括機關宿舍也不例外。還大張旗鼓地成立食堂,也寫文章鼓吹,說成立食堂是幹不幹社會主義的分水嶺等等。其實,城裡哪一個機關、工廠、學校沒有食堂?我們一貫就吃食堂。有人晚間回去自己做頓晚飯,有人連晚飯都在食堂吃完才回家,頂多星期日自己做一點。食堂化算得了什麼革命呢?要革命,無非就革自己晚上回家煮的那點麵條的命吧。於是,各街道騰出房子,成立食堂,讓街道家庭婦女不要再在自己家煮飯,都到食堂去當炊事員。同時自己家不准再開飯。我記得邵荃麟住的那個大雅寶胡同成立食堂後,他也到食堂去吃飯,說:「他們的肉絲面煮得還好。」好像是談對於某飯館的印象。我們東交民巷10號北京市委宿舍,也要成立食堂。這裡住的基本是領導幹部,好幾家有保姆。於是議論著要把保姆辭掉,讓她們到食堂去工作。同院同志看中了我家的保姆張文英,她是上海人,做得一手好江蘇菜。於是大院組長來找她談話了。這可把她嚇壞了。我回家,她向我告狀訴苦,說無論如何不行,絕對不干,「我管你們一家的伙食,知道你愛吃什麼,楊述愛吃什麼。孩子們我也知道怎麼打發他們。一下子幹這麼一大攤,這個是南方人,那個是北方人,我怎麼弄得清楚?比飯館還要難干。」我說:「幹這個就不能那麼細緻了。你開大鍋飯,人家愛吃不吃。」可是怎麼說她也不答應。最後,大概還是市委劉仁說了話,弄不成就算了。對市委宿舍,就睜隻眼閉隻眼了。
作家協會鬧得更凶,不僅要求大家都來吃食堂,而且要求都搬家。新副秘書長王西凡是部隊轉業來的,雷厲風行,準備把作協原來的平房宿舍院和外單位交換樓房,然後全體集中住在一起,然後編組,吃飯有炊事組,穿衣有縫紉組……真來個公社化。我記得還正式召集過會議,討論此事。許多作家坐在那裡,準備編組,軍事化。要作家趙樹理的夫人任炊事組長,出版社總務科長劉子玉的夫人任縫紉組長……又討論了搬家事宜。出版社的辦公室主任王組化原住的是人民文學出版社的房,一個安靜的小院。他不願搬,為此還批判了他一頓,說他不擁護公社化。我到這時實在忍不住了,便表態道:「我不是不肯搬,我沒有辦法搬。我現在住市委宿舍,是楊述機關的。家中還有三個孩子,我怎能把楊述和孩子們都帶到作家協會來集中呢?」平時一向態度最激進的羅立韻,這時忽然出頭支持我道:「她是實在不可能搬,別搬了。」她是鄧力群的妻子,大約也屬於搬不了吧。到最後,作協這個偉大的計畫,終於也沒有實行了。大約如此搬家,牽動大量住房問題,共產主義化並沒有到這個程度,弄不動。
說可是說得十分厲害,報紙上宣傳,馬上要實行共產主義,廢除家庭,兒童公有制,夫妻關係打破,男的集中住男宿舍,女的集中住女宿舍,星期六允許會面一次……可能有的縣或農村已經這樣辦了吧,北京市委也震動起來。有天晚上,楊述回家來邊脫衣服邊對我說:「有新的精神哩,就要廢除家庭了。」不過那天時間已經很晚,我並沒有細問如果廢除了家庭,我們這個家怎麼辦,這三個小孩又怎麼辦,我只記住了這件事。後來,不見他再說起。大約也是說說算了,要不,就是被人堅決反對掉了。
現在想起來,「文化大革命」期間讓大家下干校編連隊,男歸男營,女歸女宿,孩子也編連,大約是1958年早就想實行的「共產主義」幻想。
(第五章 「大躍進」要改變中國面貌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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