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强制堕胎到催生：女性的生育权谁做主？(图)
2026年1月4日，几位妇女推着婴儿车走在北京街头。(图片来源：ADEK BERRY/Getty Images)
【看中国2026年10月20日讯】2026年10月，一则有关河南郑州三个孩子母亲的视频在中文互联网上流传。一名王姓女性独自承担家庭重担，送了八天外卖，收入不足200元。她在网上诉说生活的艰难，却遭遇了另一种更加残酷的处境。评论区嘲讽她穷，责怪她生了三个孩子，以侮辱女性身体的言辞羞辱她。
故事最终以一家五口烧炭自杀死亡而收尾，这则新闻迅速引发关注。同期，育有2个孩子，独立抚养家庭，最终不堪网暴的胡二妹也自杀身亡。
在中国，女性经常被要求承担彼此矛盾的责任。
年轻时，她们被催促结婚；结婚后，被催促生育；生了女儿，有人问什么时候生儿子；生了儿子，又有人问为什么不多生一个。
可当家庭陷入贫困，女性无法独自承担养育成本，同一个社会又在质问她：既然养不起，当初为什么要生？
这些问题，让人想起十年前甘肃大山里的杨改兰。
2016年，28岁的杨改兰因贫穷走投无路，杀害四个年幼的孩子，随后服毒身亡。杨改兰所处的极端贫困、当地救助机制存在的问题，以及一个家庭长期未能获得有效帮助的事实，需要重新拿出来被审视。
十年过去，中国已经从限制生育走向鼓励生育。但一个更加根本的问题，仍然悬而未决。
当国家需要女性生育时，它能够深入家庭、介入身体、制定政策；当女性因为生育陷入贫困和绝望时，国家又愿意承担多少责任？
距离甘肃康乐县数千公里外，另一名中国女性带着三个孩子的记忆，最终离开了中国。
她叫赵雪娟。她没有选择结束生命。她选择了逃离。
而她的经历，为理解中国女性在生育制度中的处境，提供了另一种答案。
赵雪娟出生于1988年，中国江苏农村。
2009年1月31日，她的第一个孩子出生，是个女孩。对于一个初次成为母亲的年轻女性而言，孩子的出生本应是家庭生活中的重要时刻。但在当时的计划生育管理体系下，这个孩子首先带来的，是一笔罚款。女儿出生时，她与丈夫尚未登记结婚，孩子出生后，计生人员以未婚生育为由，要求她缴纳5000元。
5000元，对于一个2009年生活在中国农村的年轻家庭，绝非可以轻易忽略的数字。这笔钱意味着，女性生育所产生的后果，会成为行政处罚的理由；一名女性的怀孕，使她面对来自国家管理体系的威胁。
2010年7月11日，赵雪娟的第二个女儿出生。第二次怀孕期间，她不敢正常进行产前检查。
她害怕医院将怀孕情况通知计生人员，害怕自己被要求终止妊娠。直到临产时，自己才前往医院。
一个孕妇因为害怕行政处罚，不敢接受正常的孕期医疗服务。
谁应该为这种恐惧负责？
第二个女儿出生后，事情没有结束。孩子满月不久，村妇女主任带人来到家中，要求将她带走接受节育手术。
她不愿意。
公公婆婆试图阻拦。争执过程中，公公被殴打、拖拽，头部受伤流血；婆婆被按倒在地；她自己也遭到殴打，最终被强行带上车。
一个刚刚经历分娩的女性，在身体尚未完全恢复时，失去了决定自己是否接受避孕手术的权利。
在当年的计划生育管理逻辑中，控制人口数量是一项政策目标。而赵雪娟的身体，成为这一目标得以执行的地方。
上环后，她持续出现出血等不适，她后来到小诊所私自取出了节育环。随之而来的，是另一笔8000元罚款。
两次生育，两次罚款。
国家规定她应当如何生育，并能够对违反规定的行为实施处罚。至于这个家庭如何承受罚款，如何抚养两个年幼的女儿，如何面对母亲身体上的痛苦，行政处罚并不能给出答案。
这是一种贯穿中国女性生育史的巨大失衡。
国家拥有管理生育的权力，女性却承担了生育管理最直接的身体代价。
2011年3月，赵雪娟再次怀孕。
她告诉了家人，在她的回忆里，一直想要男孩的家人得知消息后十分高兴。
但这份喜悦很快被打断。同年4月，她再次前往医院检查。回家途中，计生人员将她带走，随后发生了一次违背她本人意愿的强制流产。
她无法接受，自己明明想留下孩子，却没有任何决定权。国家可以用数据统计出生人口，却无法用一份政策文件抹去一个人的身体记忆。
当赵雪娟回忆那次流产时，最强烈的感受是无力。
她想保护孩子，她没有成功。
在中国长期存在的重男轻女文化中，女性往往同时承受着家庭和国家的双重要求。
在传统家庭文化里，生育儿子被视为延续香火的责任。没有生出儿子，女性面临来自亲属的压力、指责，甚至婚姻关系中的不平等待遇。然而，在计划生育严格执行的年代，继续生育又遭遇处罚、强制避孕乃至强制终止妊娠。
一边是要求女性生儿子的宗族文化，一边是要求女性停止生育的国家机器。
两个相互矛盾的力量，却共同作用于同一个女性的身体。
为了生下一个男孩子，她必须继续生。
2013年，赵雪娟再次怀孕。这一次，她不敢轻易出门。她担心计生人员发现自己怀孕，担心再次被带走，为了保住孩子，她决定暂时躲避。
5月2日，一个男孩出生。这是赵雪娟的第三个孩子。也是她的第一个儿子。
在深受传宗接代观念影响的中国社会，男孩的出生被赋予家庭延续的象征意义。对赵雪娟而言，这个孩子的出生也意味着，她保住了一次自己希望继续的妊娠。
孩子出生后，她依然不敢回家。她害怕计生人员找上门来。然而，躲避并没有让她摆脱生育管理体系。孩子需要办理户口。因为儿子属于超生，她拿不到办理户口所需的证明，中国政府要求她缴纳20000元罚款。
为了给儿子落户，她不得不向亲戚朋友借钱。
对于她而言，三个孩子的出生，始终伴随着国家权力的介入。
为什么一个国家能够要求女性为生育付出身体、金钱和自由，却不必对这些女性所遭受的伤害承担同等程度的责任？
2015年，中国宣布全面实施两孩政策。2021年，中国进一步放开三孩生育。
曾经被罚款、被迫避孕、被要求停止怀孕的女性，突然生活在一个鼓励生育的国家。
政策改变了。此前遭受伤害的人，却不可能因此回到过去。
对赵雪娟来说，那些被迫接受的手术、失去的孩子、交出去的钱，以及长期笼罩家庭的恐惧，并没有随着政策调整自动消失。
人口可以被重新计算。人生无法重新开始。
赵雪娟最终离开了中国。
杨改兰没有。
2016年8月，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康乐县，一个28岁的农村女性杀害了自己四个年幼的孩子。
随后，她服毒自杀。四个孩子分别只有3岁至8岁。她的丈夫在处理完妻儿后事后，也服毒身亡。
短短数日，一家六口死亡。案件发生后，媒体进入杨改兰生前居住的村庄。
贫困以一种近乎刺眼的方式呈现在公众面前。破败的土坯房，狭小的居住空间，缺乏正常生活条件的家庭。在当年的报道中，有村民说，孩子们甚至缺少合适的衣服。
在一个贫困家庭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中国政府没有有效的救助改变他们的生活。
十年后，当郑州三孩母亲的消息出现在网络上，一种熟悉的责难也随之出现。
“养不起，为什么生？”这句话，在中国社会似乎具有某种天然的正当性。
它把贫困解释成个人选择的结果，把儿童的生存责任全部推给父母，也把复杂的社会保障问题缩减成一句简单的道德审判。
成年人需要对生育和养育承担责任，但这种责任不应成为社会和政府卸下自身责任的理由。
尤其问责的是，为什么同中国社会对女性的生育要求，可以如此反复无常？
在传统家庭中，女人如果不生孩子，会被认为不完整。如果只生女儿，被指责没有为家族留下男丁。生了多个孩子，却因为经济困难向外界求助，又会遭到质疑：谁让你生这么多？
这些要求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
社会要求女性完成生育责任，却经常拒绝承担支持生育所需要的公共成本。
女性被要求成为好妻子、好母亲、好儿媳。她们需要照顾孩子，赡养老人，维系家庭关系，尽可能地工作赚钱。当家庭运行正常时，这些劳动被视为理所当然。一旦家庭陷入困境，社会却可以迅速把所有问题推回女性身上。
为什么没有挣钱？为什么没有照顾好孩子？为什么不早点离婚？为什么不努力？为什么还要生？
这些问题的质问实则是经常忽视女性真实拥有的经济资源、工作机会和社会支持。
在重男轻女观念仍然存在的中国社会，女性的困境的复杂远超乎想象。女孩从出生开始，就被告知自己终究要嫁出去。成年女性被要求为夫家延续香火。母亲因为没有儿子，被长期羞辱。女性，既要承担赚钱养家的责任，又要负责所有家庭照护工作。
传统文化对她们的要求从未真正减少。现代经济对她们的要求却越来越高。
当女人终于撑不住了，旁观者却总能找到理由说：
这是她自己选的。
中国社会只在女性失败时强调个人责任，却在她们结婚、生育、照顾家庭时不断施加压力，那么所谓的个人选择，就没有真实的自由。
当国家讨论出生率时，孩子属于国家的未来。当家庭讨论养育成本时，国家推脱责任，孩子又往往变成父母自己的责任。这种矛盾不能永远靠女性的无偿劳动填补。
中国女性需要的，是可以实际获得的医疗保障、住房支持、失业救助、儿童照护服务，以及在遭遇家庭暴力、经济控制或婚姻危机时能够介入的公共服务。
她们需要在遭遇困境之前就能获得帮助。
真正有效的社会保障制度，应该让一个暂时失去收入的母亲仍然能够养活孩子，让一个患病的老人不至于拖垮整个家庭，让贫困儿童获得基本生活、教育与医疗保障。
它还应该允许一个已经走投无路的人开口求助，而不必先证明自己足够可怜、足够勤劳，或者足够符合社会对于好母亲的期待。
救助不应该是对完美穷人的奖励。
中国人常说，母爱伟大。
这句话本身没有错。但当整个社会不断强调母爱的牺牲，却很少讨论母亲的权利时，母爱就成为一种沉重的道德枷锁。
一个好母亲，似乎应该永远坚强。
她必须忍受疼痛、贫困和疲惫。
孩子需要她，她就不能倒下。老人需要她，她就不能停下。丈夫需要她，她就应该理解。
当她说自己很累，有人告诉她，天下母亲都一样。
当她说自己养不起孩子，有人质问她，当初为什么要生。
当她要求家庭成员共同分担，有人认为女人照顾孩子天经地义。
这种文化里充满对母亲的赞美，却缺少把母亲作为独立个体的尊重。
中国传统的重男轻女观念，正是这种困境的重要来源之一。
男孩被视为家族血脉的延续，女孩被视为终将离开的家庭成员。
女性则被放置在两者之间，承担完成血脉延续的责任。
她们的价值被婚姻、生育和母职反复衡量。
但无论生下男孩还是女孩，怀孕和生产带来的身体风险，都由女性承担。
发生生育并发症，受伤的是女性。因照顾孩子中断工作，失去收入的往往也是女性。孩子缺乏照护，最先遭到指责的也常常是母亲。
而真正应该共同承担责任的家庭成员、劳动制度、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体系，却隐身于对母亲的集体审判之中。
而在这种长期扭曲价值观的压迫下，女性本身也会成为这一传统的维护者与施害者。
曾经的母亲遭受重男轻女的伤害，后来却要求自己的儿媳必须生出孙子。女性曾因性别受到歧视，成年后又把同样的观念传递给女儿。
被压迫者继承压迫者的语言。
这正是传统观念最顽固的地方。它不需要有人公开宣称女性低人一等。
只要不断有人告诉女孩，女人迟早要嫁人；告诉妻子，生儿子才算完成责任；告诉母亲，为家庭牺牲是天职，这套观念就能够继续存在。
它从餐桌传向卧室，从上一代传向下一代。不用借助任何法律，就能够决定许多女性的一生。
而当这种文化与不完善的社会保障相遇，最贫困的女性便同时承受来自家庭、经济和社会舆论的压力。她们没有足够的钱离开不幸的关系，没有稳定的收入照顾孩子，也不能拥有足够的资源为自己争取权利。
对她们而言，所谓选择，从一开始就十分有限。
2016年杨改兰事件之后，中国社会曾经进行过激烈讨论。
一个家庭长期处于严重贫困之中，公共部门应该承担什么样的预防和救助责任？
国家的治理能力，不应该只体现在统计报表和宏观数字里。它还应当体现在一名农村妇女能否获得安全的产前检查，一名低收入母亲能否支付孩子的饭钱，一名失业者能否得到临时救助，一个遭遇重大变故的家庭能否及时获得支持。
十年后，中国制度未有改善，中国社会逐渐习惯对苦难保持冷漠。
贫困者诉苦，嘲笑她不够努力。女性遭受暴力，首先怀疑她做错了什么。母亲独自抚养孩子，有人询问孩子的父亲去了哪里，却很少继续追问父亲应承担的责任是否得到落实。
人们习惯在每个悲剧里寻找受害者自身的错误，忽略制造风险与悲剧的国家制度与社会环境。
隔着一块屏幕，羞辱别人不需要成本。
一句侮辱女性的话，在几秒钟内发出去。一条关于贫困家庭的视频，迅速变成围观、嘲笑和道德审判的现场。人们可以对陌生女性的婚姻、生育和贫困指手画脚，却不需要为她第二天是否还有饭吃承担任何责任。
社会如何回应弱者的求助，本身就是值得审视的公共问题。
一个人已经陷入困境，旁观者究竟是在讨论如何帮助她，还是急于证明她活该遭受这一切？
而制度的责任，恰恰应该是在个人能力与社会善意都无法提供足够保护的时候，为人保留最基本的生存条件。
如果一个人必须先死去，才有机会让社会认真讨论她生前的贫困，那么值得反省的，绝不只有那个陷入绝望的家庭。
2023年10月12日，赵雪娟离开中国，希望不再因为怀孕和生育而生活在恐惧之中。
她希望能够安心抚养孩子，也希望自己对身体的决定能够受到尊重。
这些愿望不宏大。
没有要求国家给予她特殊地位。没有要求任何人赞美她的母爱。只是希望生育不再带来恐惧，希望保护孩子不必依靠躲藏，希望自己的身体不再受到违背意愿的干预。
她有两个女儿，她只是希望，女儿们的未来不再经历极权制度的痛苦和扭曲的道德审判。
赵雪娟和新闻上的女人，有着截然不同的人生结局。
在中国，女性的生育长期承载着太多来自家庭和国家的要求，而女性本人对于身体、劳动和生活的决定权，没有得到同等程度的尊重与保障。
在传统家庭里，儿子意味着香火。在过去的人口政策中，孩子意味着需要控制的数量。在今天的生育政策中，孩子又成为需要鼓励的新增人口。
一个孩子即将出生，社会总有许多理由讨论他应该不应该来到这个世界。
一个孩子真正出生后，他需要食品、医疗、教育、住所，需要父母拥有养育他的基本条件，需要有人在家庭陷入危机时提供帮助。
这些责任，不能只留给母亲。
如果中国政府需要女性生育更多孩子，就必须认真回答谁来分担养育成本。
希望女性继续参加劳动，就必须提供足够的儿童照护支持。希望贫困家庭依靠努力改善生活，就必须让劳动能够换来基本的生存保障。希望儿童健康成长，就不能把他们的基本权利完全系于父母的收入和选择之上。
中国政府拥有制定生育政策的权力，那么公共财政、社会保障和劳动制度，也必须承担与之相称的责任。
赵雪娟曾经因为生下孩子而受到处罚。今天，越来越多中国女性因为不愿生育而受到家庭，社会乃至国家政策的催促。
国家希望她们生。家庭希望她们生。社会希望她们生。
可当她们生下孩子，面对医疗、教育、住房和养老压力时，究竟有多少人愿意真正替她们承担？
我们可以继续赞美母爱的伟大。可以继续讨论人口老龄化、生育率下降和国家未来。
但在这些宏大的词语下面，还有一个个真实的女人。
她们会疼痛，会疲倦，会害怕。
她们需要工作，也需要休息。
她们希望孩子能够健康长大，也希望自己能够有尊严地生活。
她们首先是人，然后才是母亲。
一个国家对女性最基本的尊重，应该从承认这一点开始。
生育不应该成为女人向家庭交出的投名状，更不应该成为她向国家履行的义务。
她有权选择生育，也有权选择不生育。她有权生下女儿，而不必为了所谓的香火继续怀孕。她有权生下儿子，而不必担心因此被强行接受手术。她有权在经济困难时寻求帮助，而不必先接受陌生人的羞辱与审判。
当中国的执政党在决定女性生几个孩子的时候，却无法让所有困境中的母亲及时获得基本保障时，我们有理由追问：中国现在的执政党，治理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当一个社会把传宗接代看得比女性的意愿更加重要，把母亲的牺牲视为理所当然，却又在她们陷入困境时冷眼旁观，我们也要继续追问：所谓家庭伦理，究竟保护了谁？
新闻中的当事人和孩子已经永远失去了生命。
赵雪娟则带着过去的创伤，走向另一个国家。她们各自的人生无法重来。
但对仍然生活在中国的无数女性而言，这些问题远未结束。
那些正在怀孕的女人，那些刚刚生下女儿的母亲，那些独自承担家庭开支的女性，那些想离开不幸婚姻却没有经济能力的人，那些在疾病与贫困之间苦苦支撑的家庭，仍然需要现实的答案。
国家的强大，应该看一个最贫穷的母亲，在走投无路时，能不能得到帮助。
社会的文明，应该看它如何对待那些已经无力继续牺牲的母亲。
如果女性的价值永远需要通过生育来证明，如果母亲的尊严永远需要依靠忍耐来换取，如果弱者的苦难永远只能在悲剧发生后换来短暂的关注，那么无论中国多么富强，都仍然欠这些女人一个回答：
她们什么时候，才能被允许仅仅作为一个人活着？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