荡秋千的女孩。（图片来源： apple713 / stock.adobe.com）
明明已经能够自己吃饭的孩子，仍要家人端着碗追着喂，这在中国大陆屡见不鲜。孩子在屋里跑来跑去，大人跟在后面哄；电视开着，玩具摆着，吃一口饭还要讨价还价。家人围着忙了半天，终于喂完一碗，才算松了口气。
而在日本，常能看到年纪不大的孩子坐在桌前，跟着大人说过饭前的致谢，才开始自主用餐。安静吃完饭以后，还要认真说一句感谢款待。父母与学校老师不仅要照顾孩子吃饭，更要教他吃饭的礼貌。
吃饭也要学礼
日本孩子学着吃饭时，首先要学习用餐前后的两句话。饭前说“いただきます”，中文可以理解为“我恭敬领受了”；饭后说“ごちそうさま”，有感谢款待之意。父母和老师带着孩子说，孩子起初模仿，随后慢慢理解其中的意思。
日本的食育教导，会讲明这一餐应当感谢谁。食物来自自然的恩惠，稻米与蔬菜有人耕种，鱼有人捕获，饭菜有人烹煮。孩子受用眼前的食物，也要记得为此付出辛劳的人。用餐前后的致谢，便在每日生活中提醒着他。
这样的礼貌从小便开始教。孩子暂时不懂，大人就先示范，再随生活讲给他听。倘若因为年幼，便将一切规矩都搁下，孩子学会的也可能只是伸手取用。
餐桌上的行为举止，同样受到重视。日本的用餐礼仪教导，将吃饭时离席玩耍、看电视或手机、大声说话等列为应当改正的习惯。与人共同用餐，要让同桌的人也能安心吃饭，自己的喜好不能成为打扰旁人的理由。
年幼正是受教时
日本的幼儿教育，把自己能做的事情自己做、共同使用玩具、尊重同伴等，列入日常教导。吃饭、穿衣、整理生活的场所，都要随着成长逐渐学习。大人给予帮助，也让孩子亲手尝试。
在集体生活中，孩子还会遇见自己的愿望与别人不同的时候。玩具不能只由自己独占，同伴也有想说的话。老师需要帮助他们理解共同的规矩，学着表达自己的意思，也留意对方的感受。这些事情与每日的玩耍相伴，成为幼时教育的一部分。
问候则从家中开始。早晨见面说“早上好”，回家说“我回来了”，家人也给予回应。日本的家庭教育资料，将这些问候列为应当养成的生活习惯。亲人之间仍认真保持礼貌，孩子便有了可以模仿的样子。
大人自己守礼，教导才有说服力。孩子每天看见父母怎样与人说话，怎样接受别人的帮助，也会学着照做。那些成年后显得自然的举止，需要在幼时反复练习。
中国原有的传统教养
中国古代礼教曾深刻影响日本的教育。江户时代的寺子屋，是教导儿童的民间学塾，所用教材中有《论语》《孟子》等儒家典籍，也有训诫子弟的读本。孝亲、敬长与日常待人的礼，经过日本社会的吸收与传授，成为其教育传统的一部分。
在中国，《礼记．内则》很早便将共食之礼写入子弟教育。孩子八岁时，出入门户、入席饮食，要让长者在先，学习谦让。宋代朱熹在《小学》序中，又列出“洒扫、应对、进退之节”，以及爱亲敬长、尊师亲友之道。自幼学习打扫、回应长辈、恭敬待人，是为人子弟应受的教导。
父母疼爱孩子，也有教养之责。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告诫“无教而有爱”的父母：孩子在饮食和日常行为上任其所欲，大人该告诫时反而夸奖，该责备时反而笑着纵容，孩子便渐渐以为一切原该如此。骄慢养成以后，再想管束，父母愈怒，孩子愈怨。
这些教诲至今读来，仍能照见眼前的生活。中国原有如此郑重的教养传统，今日的中国家庭对孩子的无礼，却只剩迁就与袒护。
中共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使中国传统文化与礼仪传承遭到巨大打击。“破四旧”将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列为摧毁的对象，教师与长辈受到侮辱和攻击。尊师敬长遭到践踏，斗争与羞辱成为被鼓励的行为，原有的礼教传承受到严重损伤。
中共党文化熏陶下的孩子
中共统治下的中国社会，如今仍在疏远传统、崇尚争斗。家庭教育把学习成绩放在首位，对品德品行的教导却常常停留在口头。许多人都会背几句圣贤名言，孩子轻慢祖父母时，却不肯认真纠正；口中讲着谦恭礼让，遇到争执，又教孩子凡事不能吃亏。孩子每日看见的言行，与书中所读的教诲相去甚远，传统教养也就难以在这样的生活中传下去。
一些中国人在海外因失礼受到批评时，我们常急于维护颜面。一个人走出家门，旁人首先看见的是他的举止，所感受到的是他怎样待人。幼时没有受到认真教导的习惯，也可能随他走进公共生活，带到海外。
日本育儿中的这些礼仪，提醒中国家庭重新认识自家的传统。礼仪之邦的声明，要靠中国人的言行来承当。孩子能够自己吃饭，就让他坐下来好好吃，懂得感谢为他操劳的人；冒犯了旁人，就认真纠正，教他认错。父母先敬长守礼，子弟才有榜样。
一代人的教养，从幼时的生活中开始。中国曾经珍重的知礼守节，也需要这样一代代重新传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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