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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是文化兴旺的沃土(图)

——上世纪九十年代香港出版琐忆

 2026-02-14 02:45 桌面版 正體 打赏 1

香港
2026年2月9日,香港《苹果日报》办公室关闭(图片来源:Yan ZHAO/AFP via Getty Images)

【看中国2026年2月14日讯】加拿大公民协进会将在2月20日与列治文公共图书馆合办一场名为“阅读自由在加拿大”的讲座,讲座邀请远在台湾的陈健民教授、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歴史系博士生周竖峰先生,以及《消失的档案》导演及监制罗恩惠女士,共同探讨自由阅读的话题。

陈健民教授与周竖峰先生最近参与了一部新书的出版,该书名为《巨浪后——国安法时代的香港与香港人》,由吴介民与梁启智合编,陈周二位分别撰写其中两章。他们会与公众分享此书的立意和主要探讨的问题。罗恩惠导演担任嘉宾主持及讲者,也会分享自己的阅读经验。

讲座中也会介绍陈健民教授主推的一系列刊于《思想》杂志的文章,由台湾联络出版社结集成书,书名为《香港:离散与连接》。

在今日香港,已不可能举办这样的讲座,反而在温哥华,为香港人提供了一个自由的空间。我对这个讲座也很有兴趣,但因个人原因无法亲身参与,但我在香港参与出版三十余年,对那些年香港的出版情况有些了解,也不妨与大家分享一二。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台湾还未解禁,香港是两岸三地唯一一个可以出版禁书的地方,后来自己参与到这个行业,这才惊觉当年香港的自由真是千金不换。

香港出版政治“禁书”,主要指有关中国的政治经济歴史文化,与中共的意识形态相悖的书籍,概括地说有两种出版物,一种是正史,一种是野史,前者为严肃的具学术文化价值的书,后者是旨在影射现实、讽喻政治的书。

正史大多有来歴,作者为政治歴史亲歴者,以严肃认真的态度,搜集资料、揭示内幕、深入分析,呈现某些歴史事件与歴史人物的本来面目。

野史也不完全是胡编乱造,可能根据一些歴史传闻的吉光片羽,再上一些主观的臆想,加上一些现有的公开资料作一番组织,选择一个耸人听闻的角度,作一番真真假假的铺排。

出版正史较多的有天地图书、明报、牛津、开放、新世纪等;出版野史的有巨流传媒、夏菲尔等,还有一些我已忘记的出版社。巨流传媒便是后来被中共绑架的李波和桂敏海经营的出版社,据我所知,其实他们二人各自经营出版社,只是共有发行公司,李波出版过一本《上海帮的黄昏》,当年曾风行一时。

天地图书应该是最早出版正史书的出版社,我接触的第一部禁书书稿,便是由毛泽东暮年身边看护孟锦云口述,由报告文学作家郭金荣撰稿,首次记载老毛的日常生活,写他的迷信和痛哭;稍后我们出版张正隆的《雪白血红》,暴露共军在辽沈战役中,饿死长春几十万平民的惨剧;再后来有一本长篇小说《上海宝贝》影响也很大,作者描写改革初期大陆社会民情的巨大变化,对海外读者了解大陆现实很有帮助。

另一本有价值的书是长篇报告文学《墓碑》,作者是新华社高级记者杨继绳,作者以权威的资料,详述大饥荒年代的惨状,断言饿死四千万。此外,龙应台的《大江大海》、冯唐的《不二》,都是不可能在大陆出版的。我们最后出版的“禁书”,应该是汪精卫的《双照楼诗词稿》,相信在今日,这本书也没有见天日的机会。

牛津出版过内地作家章贻和的一系列回忆录,其中《往事并不如烟》影响很大。明报出过《叫父亲太沉重》,是一个自称为周恩来私生女的内地女作者写的,当时也轰动,但很难确定是真实或虚构。以上两家都是严肃的出版社,出版的禁书不少,只是我大多忘了。

更值得重视的出版社是新世纪出版社,主事人是赵紫阳政治秘书鲍彤的儿子鲍朴,他在香港专门出版一些中共高层回忆录,相当有价值,包括《改革歴程:赵紫阳文选》、《李鹏六四日记》、《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晚年周恩来》等,在海内外影响都很大。

以上都是凭记忆得来的印象,难免挂一漏万,但也可窥当年香港出版之一斑。

一件有趣的事值得一记。本世纪初,有个女记者(姑隐其名)拿一部书稿给我,写她与魏京生两兄弟的感情纠葛,希望天地图书出版。这种自暴隐私的书,根本不可能求证其真假,虽然彼此是熟人,但还是拒绝了。

后来这本书经一个无人知晓的出版社出版了,作者说她凭此书拿了二十五万版税,我对此一笑置之,以我的经验,要嘛是她夸张,要嘛她拿的钱就是来路不明了。当年在香港要做出版很容易,只要注册一间公司,去政府填一张表,基本上就成了。阿猫阿狗都可以做出版,只要你有钱,还要有这份闲心。

那是香港最美好的年代,满街都是政治时事杂志,真真假假的消息满天飞,书店里专门辟一个专区,摆满鱼龙混杂的政治歴史类图书。时常看到,不少大陆来客在那些书堆前留连忘返,满载而归,偷运到大陆,可以作礼物送给高官,也可以在朋辈杯酒言欢时吹牛。

这样的好景到本世纪初期就慢慢变质了,我们出版政治敏感的书,开始受到种种干扰,有时要忍痛推掉很多好书,有时勉强出版了,还要替老板捏一把汗。到最后,大家都意兴阑珊了,幸好,那时我也到退休年龄了。

当我学习和从事出版时,正是香港文化环境最自由的年代,我们随心所欲,只认质量,不理后果,出版了不少好书,足以对我的职业生涯有所交代。是香港给了我所有的一切,使我一生没有虚渡,今日回忆这些往事,使我对旧香港永远怀抱感恩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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