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外交亮相与中共的应急机制(图)
加拿大作家、民运领袖盛雪（看中国摄）
2026年1月27日，中共官方媒体发布消息：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到中国访问的芬兰总理奥尔波及一行。从程序上看，这是一场早已排定的常规外交动作；但这场会面发生在中共军方高层出现剧烈异动，张又侠与刘振立等核心将领发动军变失败，被习近平反击抓捕，习近平又遭到其它中共核心势力联手制衡的敏感时刻。人们不禁要问，这一切都是真的吗？中共内部确实发生了这些事件吗？习近平处境真的不稳吗？
在中共的政治美学中，最高领导人的肉身亮相从不仅仅是行政职能的履行，而是一种政治确认仪式。它是一剂喂给党内官僚系统的镇静剂，也是投向国际社会的一枚烟雾弹。这种亮相机制背后，隐藏着中共极权体制最深层的生存逻辑：无论内斗如何你死我活，保党、保政权是各派系的共识底线；为此，他们各方内斗势力会配合在外交舞台上共同演出政权稳定的舞台剧。甚至不惜以秘密外交勾兑换取政权的延续。
文革时期的对内屠杀与对外正常
文革时期，是中共建政后统治最严酷残暴的时期，造成数百万人非正常死亡，也是中共历史上权力清洗最惨烈的时期。包括刘少奇、彭德怀、罗瑞卿、邓小平等一批核心高层被打倒，社会陷入极端动荡。然而，这段时期在外交层面上，中共却呈现出一种诡异的常态。特别是邓小平的案例具有极强的特殊性，他不仅被定性为中共党内第二号走资派，他更是后来这套稳定幻觉机制的集大成者。
内部打得你死我活，但对外关系的常态化并未因此而中断，大部分驻外使馆照常运作：在关键时刻，毛泽东、周恩来依然笑容可掬的会见外宾，维持国家运行正常的假象。
这种对内清洗、对外正常的双轨策略，是极权政权在缺乏制度合法性时典型的生存工具。只要最高领导人还能站在大会堂接见外宾，那么国内的清洗就是党的家务事。
从温都尔汗的残骸到正常的报头
中共制造稳定幻觉是一套运行了半个多世纪的成熟套路。
1971年9月13日，林彪折戟沉沙，是中共真正意义上的最高层安全崩塌。林彪当时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副统帅、是党章规定的毛主席的“接班人”。
事发后，林彪与其亲信被指控策划政变，要谋害毛泽东。事情被泄露，林彪带着妻子、儿子，和最亲近的党羽乘飞机叛逃，其专机在蒙古坠毁，无人生还。官方称这是叛逃失败，将其定性为“反党集团”。但有研究人员指出，是毛泽东安排中共空军击毁了飞机。
由于林彪本是毛的接班人，掌握军权，是毛的最可靠的安全保障。林彪事件发生后，应该说对毛泽东的心理冲击是毁灭性的。
然而，在消息封锁的一个月里，中南海最迫切的任务不是向人民交代真相，而是想方设法维持毛泽东的可见性。毛泽东为了回击国际上关于他病重甚至死亡的传闻，并掩盖内部剧烈的权力震荡，于1971年10月8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一世（Haile Selassie I）。中共所有报纸头版都刊登了毛泽东神采奕奕、笑容可掬的照片。
八九民运与六四屠杀后的外交布局
1989年4月中旬，不满中共的改革开放迅速滋长腐败的学生，在中共改革派领导人胡耀邦突然死亡后聚集到天安门广场集会、绝食。5月15日，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访华，中共依然按计划举行了中苏高级会晤。这种做法极其荒诞：天安门广场上是遮天蔽日的抗议人群与绝食帐篷，而戈尔巴乔夫只能在首都机场简陋的欢迎仪式后，通过后门悄悄进入人民大会堂。墙外是几十万人震天的呐喊，墙内却是强撑门面的国宴碰杯。中共一定要维持国家运作如常的皮影戏，向世界传达：这个党依然能控制局面。
六四屠杀后，中共表面上陷入了严厉的国际孤立。但鲜为人知的是，在鲜血尚未干透的1989年7月1日——即屠杀后不到一个月，邓小平便在中南海秘密接见了美国总统老布什的绝密特使斯考克罗夫特。同年12月9日，在东欧剧变的余震中，斯考克罗夫特再次抵京，并于次日获邓小平接见。在短短不到半年的时间里，两次秘访与两次握手，撕破了国际制裁的铁幕，给了中共重新稳定局面的空间和时间。
为了保住政权，中共各派系可以迅速在对外事务上达成妥协。邓小平通过这些秘密渠道向西方传递信号：只要你们不颠覆中共政权，中国可以继续提供商业利益和战略合作。这种身段软化是为了换取西方对屠杀的默许，从而让中共能腾出手来，在黑箱里进行更残酷的秋后算账和党内清洗。
在“六四”这一最黑暗的时刻，中共这种稳定幻觉机制与保底逻辑展现得淋漓尽致。
薄熙来与军头们的突然倒下
这种稳定幻觉的制造，在习近平上台后的十余年里达到了巅峰。
2012年薄熙来的倒台，本质上是两种执政路径的决战。但为了维持党内团结的幻觉，中共迅速将其定性为个人腐败和生活作风。通过维持胡锦涛、温家宝的正常外事节奏，十八大得以在表面平稳的氛围中完成交接。
习近平上台初期对军队的重组，实质上是一场抢夺军权的微型战争。习近平清洗徐才厚、郭伯雄，沿用的是中共最娴熟的反腐手段。习近平频繁视察部队、高调接见外宾，以这种高频率亮相压制了所有关于军权不稳的猜测。这就是中共的策略：将结构性的权力冲突压缩为个人纪律问题，用外部的一切如常掩盖内部的血雨腥风。
张又侠事件将怎么演变
回到当前的焦点。
尽管官方已于1月24日宣布对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参谋长刘振立立案审查，但这次抓捕并没有如外界预期的那样迅速平叛，然后齐声讨伐，回归稳定。相反，种种迹象表明，习近平并未真正稳住军中局面。
连日来，多名目击者记录到进入北京的京藏（G6）、京港澳（G4）等主要高速公路出现大规模异常。普通车辆被无限期排挤在下道，而由荷枪实弹的士兵引导的军车车队——包括重型转运卡车、移动通讯中继车和挂有特殊号牌的防务车辆，正披着夜色向京城核心区集结。这种非公告的军事封锁，说明北京卫戍区及周边野战军正处于一级战备的防务切换中。
张又侠作为军中资历最深的将领，其背后有着深厚的门生故吏与红二代网络。抓捕张又侠，触动的是整个军方既得利益集团的底层。中纪委网站至今对张又侠案保持诡异的沉默，而官媒却在疯狂清空两人的历史记录，这种信息黑洞反衬出高层对于军中可能爆发连锁反应的极度恐惧。军车入京应是为了防范随时可能爆发的基层哗变或派系反扑。
内斗各方的最高公约数
为什么在张又侠被抓、军车入京的临战状态下，习近平还要强行会见芬兰总理？
亮相即镇静剂——这种外事亮相不仅是给芬兰人和外界看的，更是给国内中高级军官将领官员们看的。它传达了一个信号：权力中枢还存，命令依然有效。习近平坐在那张椅子上，就是为了阻止行政系统因为军权剧震而发生停摆。
利益共同体与命运互锁——中共内部派系斗争固然你死我活，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利益护城河——“中国共产党”这块招牌。如果招牌倒了，所有人都要面临历史的审判。因此，即使是党内反对派，在政权崩塌的威胁面前，也会暂时配合稳定秀。他们深知自己都坐在一艘名为“中共”的破船上。如果船沉了，谁也无法在这场权力游戏中独善其身，甚至都要面临清算和历史的审判。
所以，这也提醒中共制度性的反对派，不要对中共的权斗本身可以改变中国的体制寄予太大希望。
权力轮回的终点
北京高速公路上的军车轮迹，与人民大会堂内晶莹的酒杯，共同构成了2026年初中国政治最真实也最荒诞的注脚。张又侠通过要暗算习近平试图保住个人的安危；习近平反手抓捕张又侠，试图在黑箱中完成一次权力的外科手术；通过会见芬兰总理，试图在屏幕上缝补政权的体面。然而，这种在刺刀护卫下的“外交亮相”，恰恰证明了中共所谓的稳定是何等虚弱与昂贵。
这种“保党保政权”的最高公约数，不仅是习政权的救命稻草，更是这个体制能够屡次在内斗剧震后带伤运行的基因密码。对于中国的未来而言，这种周而复始的权力清洗与幻觉重建，不仅是一个政权的悲剧，更是一种历史的陷阱。历史已经反复证明，中共政权的内部博弈，其终点永远是权力的再分配与制度的更严密加固，而非自由与法治的自然降临。
从大一统死结到区域自救
在讨论中共内斗不止但仅仅带来权力轮回的结局时，我自然会考虑到我近些年努力推动的议题。我们不仅要看权力中心的震荡，更要看到许多地区具有的优势出路。在中共权力衰颓的余晖中，这个战略更显重要。
1.摆脱被占领状态的逻辑正当性
满、蒙、维、藏、港，以及那些具有独立自决诉求的地区，长期以来并非处在正常的行政管理下，而是处于一种内部殖民与军事占领的状态。当北京的权力中心因内斗（如张又侠案所折射的军权失控）而出现松动时，这些地区追求脱离中共控制，本质上是一种恢复主权的自救行动。这不仅是人权的要求，更是终结极权噩梦的最快路径。
2.小而美转型体量的模块化优势
大一统的迷思在于：认为体量越大越稳定。事实恰恰相反，越庞大的极权实体，在转型时产生的惯性和破坏力就越大。
降低转型成本——如果满、蒙、维、藏、港等地区能够率先实现自决，中国转型的压力将被拆解为多个中小型模块。
适应新秩序——中小体量的政治实体更容易建立法治边界、更容易与国际社会接轨、也更容易在族群内部达成契约共识。这种“模块化”的自救，能让这些地区迅速从极权的废墟中生长出文明的秩序，而不再被拖入中央集权崩塌带来的全面混乱。
3.终结噩梦，拒绝暴政下的虚假统一
必须指出，中共所谓“大一统”的根基不是民意，而是刺刀与谎言。这种大一统对满洲的工业、蒙古的草原、维藏的信仰以及香港的自由，无一不是毁灭性的噩梦。只有当各个地区拥有了“离开”的权利，才会有真正的和平。与其在一个巨大的黑箱里窒息，不如碎裂成多个自由的模块，让文明在局部先行绽放，最终构成一个互动的、健康的区域新格局。
当北京高速公路上的军车还在为谁主沉浮而奔忙时，那里未来的真正生机并不在那座围城之内。那些被占领地区、那些有独立意识的地区，应当抓住极权衰颓的历史窗口，通过自决走向自救。拆解这个噩梦般的大一统，不仅是为了解救被压迫的族群，更是为了给这片土地上的所有人，提供一种更容易适应现代文明的、模块化的转型可能。只有当大一统的枷锁落地，自由的种子才会在各族群的土壤中破土而出。
2026年1月27日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