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面临破产 “中国人苦日子刚开始”(图)
2025年2月4日，春节假期结束，人们从家乡抵达北京火车站，前往地铁站。（GREG BAKER/AFP via Getty Images)
【看中国2026年1月1日讯】（看中国记者尹华综合报道）2026年新年伊始，中国经济却悄然步入前所未有的寒冬。那个曾让亿万人深信不疑的“中国模式”——缔造增长神话、催生买房刚需与奋斗翻身梦的铁律，如今正悄然动摇。北大张维迎教授警告，中国人的苦日子刚刚开始。
“中国模式”几近破产
海外时评人多伦多方脸以学术视角拆解了“中国模式”的神话。他指出，中共常常将“中国模式”宣传为超越西方民主的原创制度，但从经济学和政治学角度看，这并非中国独创，而是“发展型威权模式”（Developmental Authoritarianism）的变体。该模式最早源于韩国朴正熙时代创造的“汉江奇迹”，其核心在于通过威权统治推动工业化和经济增长。
这种模式的逻辑建立在“四项优先”基础上：工业增长、GDP增长、出口导向，以及政权安全。相比之下，劳工权利、社会公平分配以及第三产业（如娱乐和传统文化）被置于次要位置。这种闭环循环机制颇为巧妙：威权政府通过行政手段强制推动工业发展，工业增长带动出口，出口拉动GDP，而GDP的持续增长则为政权提供合法性基础，从而巩固统治。这种模式在早期确实创造了“奇迹”，但这并非因为威权体制天生优越，而是它巧妙地将独裁的两大特性——对人民的压迫性和对资源的掌控性——转化为“比较优势”。
首先是“低人权优势”。多伦多方脸指出，在这种模式下，政府通过打压工会、忽视劳动法，强制压低劳工成本，从而使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备价格竞争力。韩国朴正熙时代曾逮捕上万名工会成员，劳工每周工作时长超过52小时。中国同样效仿此策略，通过牺牲工人的福利和休息时间，让“中国制造”成为全球低价代名词，例如中国工厂的加班文化正是这一优势的体现，但这也埋下了隐患。
其次是“集中力量办大事”。不同于民主国家资金由市场分配，威权政府通过控制银行和财政资源（如韩国国有化商业银行，中国则依赖国有五大行和土地财政）掌握资金命脉。政府认为，重工业和基础设施的投资回报率远高于服务业，因此将全民财富集中投入高GDP产值领域。他强调，这种精准投资在早期推动了快速工业化，但忽略了长期可持续性。
中国在引入这一模式时进行了本土化改良，视频称之为两大创新。一是成为“基建狂魔”：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如高铁和公路网，确保廉价劳动力流动和工业转型。这为出口导向提供了关键支撑。二是地方竞争机制：鉴于中国体量巨大，中央通过“GDP论英雄”的官员晋升体系，将各地市委书记转化为“小朴正熙”，激发地方政府剥削资源和人权的动力。这些改良让中国模式在过去几十年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增长奇迹，但他警告，这种“三条腿”模式如今已有两条腿断裂，正走向破产绝境。
首先，基建效率边际递减。修第一条高速公路收益巨大，但到第20条时，经济效益已无法覆盖成本。视频在13分51秒处引用数据，2018年后中国基建出现明显产能过剩和收益下行。其次，低人权红利流失。随着人口老龄化和生活成本上升，廉价劳动力不再廉价，工厂竞争力下降。第三，产业升级失败。习近平时代试图将资金从基建转向高科技，但多伦多方脸批评，这种“补贴驱动”的创新违背市场规律，导致“无效创新”和产能过剩，投资回报可能为负。
多伦多方脸认为，中国模式已到破产边缘。目前，中共只能靠最后一条腿——更加残酷地压榨劳工——维持出口和GDP，这解释了近年来加班文化的愈演愈烈。他呼吁，中国应向韩国转型：在法治、民主和公平分配基础上，让企业自由发展，由消费驱动增长，让国民摆脱“牛马”命运。
一代人信仰崩塌
与以上观点相呼应的是北大张维迎教授。近日，他的一段讲话聚焦中国经济周期下行对社会价值观的影响、房地产市场的变化、国有企业改革的必要性，以及体制改革的紧迫性。他直言，中国未来“有且只有一条路，那就是体制改革”，否则就是“死路一条”。
讲话从日常生活切入，描述一代人信仰的崩塌。许多曾经坚持买房的人如今接受租房，甚至考虑住酒店，因为酒店提供收拾、安全和餐饮保障。过去，人们视买房为“刚需”，与户口、孩子、结婚、医疗挂钩，高位接盘也在所不惜。但短短三五年内，这些观念瓦解，“刚需”一词销声匿迹。
房地产是典型例子。新中国成立仅70年，人们却被30年房贷洗脑，认为买房才有安全感。如今，周期下行，政府喊消费却效果差，甚至调控政策反噬，透支消费力或养成依赖。对比韩国：生育补贴数十万人民币、周工作4.5天，而中国差距巨大。但他乐观，若中国经济持续下行，也会享受到类似待遇，如劳动法落实、涨工资、育儿补贴，甚至分配方式变革。前提是“手里的牌不要轻易打出去”，否则价值尽失。中国人的苦日子恐怕才刚刚开始，转型过程痛苦，甚至牺牲一代人幸福，但时代如此，只能寄希望决策层做对事，帮助民众度过难关。
张维迎质疑国有企业作为共产党执政基础的逻辑：先有共产党执政才有国有企业，而非反之。苏东共产党垮台正是完全控制国有企业时，而中国共产党强大得益于过去30年发展非国有企业。若无此，中国共产党命运或不同。张教授强调，从特权走向人权是关键。中国官员有特权却无人权，一句不慎就消失。体制已到政治家出自官僚的地步，导致干部“干事为当官”，而非“单方为干事”。
他以官僚晋升为例：从大学毕业生到副县长，再到县委书记需5个台阶，每台阶至少两年，10年过去；再到市委书记、省级，又各需10年，30-40年磨平棱角，有领导力者早被淘汰。80-90年代干部为干事，现今为提拔，干事者难升迁，“当官不干事，干事不当官”。腐败成摧毁体系的“挤兑银行”效应，贪官子女外逃预示不稳。
他批评国有企业太强大，占GDP 35-40%，挤占要害部门，破坏公平和道德。国有企业资产占工业42%，产值仅27%，资源多但非生产力高。改革不难，从上市企业入手，逐步减持股份至50%、30%，让民间力量进入。政治上需承认普世价值，如天理、自然法，遵守宪法实施宪政法治民主。民主是长期过程，未来30年若按此理念，中国可变好。
综上所述，中国模式正面临合法性危机。经济周期下行导致价值观崩塌：从买房刚需到租房接受，从努力工作到明抢资源。国有企业改革势在必行，减少其比重，促进私有企业成长，恢复社会公平道德。体制改革是唯一出路，从政治、经济、法律多层面推进，建立宪政民主，否则，统治根基动摇，只有死路一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