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妈弃子 榨干之后的命运清单(图)
《芳华》的魔性解毒——五枚棋子的历史沈浮（下篇）
五大红卫兵领袖（图片来源：网络图片）
文接：邪恶聚光灯下的棋子：文革造反派群像 《芳华》的魔性解毒——五枚棋子的历史沈浮（中篇）
在北京出场的这五大红卫兵领袖虽然全部登台，但他们之间的合作关系并未持续太久。他们各自所领导的组织，很快因权力争夺以及政治立场和策略的分歧而陷入激烈对立，继而发展为公开的武斗冲突。红卫兵组织之间的内斗严重破坏了北京的社会秩序，局势逐渐失控......
从政治逻辑上看，毛泽东发动并纵容造反派运动，其核心目的在于打倒刘少奇等政治对手。当这一目标基本实现之后，造反派这一“工具”的存在价值随之下降。在这种背景下，红卫兵组织被迅速边缘化乃至清理，其直接结果之一，便是上山下乡运动的全面展开，大量城市青年被动员或强制下放到农村地区。这一政策，在客观上终结了红卫兵在城市中的政治影响力。
关于这一过程的具体展开，此处不再赘述，而是直接转向这五位造反派领袖各自的人生结局。
首先是蒯大富。文化大革命后期，他被分配到宁夏青铜峡铝厂，担任技术员。1970年，蒯大富被押回北京接受审查，原因是其被怀疑为“五一六分子”。在文革语境中，“五一六分子”是最为严重、也最具毁灭性的政治罪名之一，一旦被认定，几乎等同于政治生命的终结。
所谓“五一六分子”，原本指的是1968年8月前后出现在北京钢铁学院的一个规模很小、立场极端的红卫兵组织，即“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该组织将斗争矛头直接指向周恩来，很快被毛泽东定性为反革命阴谋集团，其成员大多被捕，首领张建旗入狱后下落不明，普遍认为其遭到秘密处决。
在毛泽东的指示下，中共随后成立了“清查五一六专案领导小组”，以“深挖反革命阴谋集团”为名，展开大规模清查行动。在这一过程中，大量人员被牵连，其中既包括造反派骨干，也包括毛泽东的政治对手，甚至还有数量可观的普通民众。文革初期那些曾经风光一时的红卫兵领袖，最终无一例外被列入清算名单。
北京五大红卫兵造反派领袖均受到“五一六专案”的波及，先后被拘留审查，并被送往接受监督劳动。文革研究者普遍认为，这是中共在完成政治斗争目标后，对造反派采取的“卸磨杀驴”式处理。这种打击状态一直持续到邓小平重新掌权之后。当然，邓小平同样没有放过这些曾在中南海外高呼“打倒邓小平”的人，被数次打倒的邓小平对那段历史是不可能忘记的。
王大宾于1978年被判刑九年，但于1983年提前出狱。他一生结过两次婚，育有一女。出狱后，王大宾在四川都江堰市都信凿岩钎具有限公司担任总经理，同时也是中国钢铁协会钎具分会的常务理事。2019年，王大宾在成都因病去世。
谭厚兰于1978年被捕。由于其身患癌症，且在审查过程中主动交代相关问题，1982年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免予起诉，获准保外就医。返回湖南湘潭后不久，她便去世，终年45岁。与其他几位造反派领袖主要参与权力斗争和政治整人不同，谭厚兰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对传统文化和历史遗产的破坏之中。她对已故历史人物和文化象征的攻击，甚至超过了对现实政治对手的斗争。也正因如此，她成为五大造反派领袖中结局最为凄凉的一位。
1978年，蒯大富再次被北京市公安局逮捕。1983年，蒯大富、聂元梓和韩爱晶三人均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刑，罪名包括反革命宣传煽动罪等。蒯大富被判有期徒刑17年，韩爱晶15年，聂元梓17年。这些判决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视为文革结束后老干部群体重新掌权，对昔日造反派的系统性清算。不过，三人均未服满刑期，先后获得提前释放。
蒯大富于1987年出狱，返回宁夏青铜峡铝厂工作。1990年代，他曾先后在山东、江苏和深圳任职。后因中风导致行动不便，提前退休。截至2025年，蒯大富仍然在世。
韩爱晶于1986年出狱后，被安排至青海省格尔木市塘格木农场工作，担任农场子弟学校教师，并在当地结婚生子。一年后，他回到湖南株洲市，这是他在1968年武斗停止后曾经工作过的地方。此后，他又前往深圳，在一家有国资背景的公司担任总经理，直至2003年退休。与其他几位造反派领袖相比，韩爱晶的晚年生活相对平稳，是五人之中“收场”较好的一位。
北京红卫兵“一姐”聂元梓入狱时已年过六十，体弱多病。1984年，她获准保外就医，两年后正式出狱。出狱后，聂元梓留在北京，但既无稳定收入，也无医疗保障和住房，只能寄居在亲戚的旧居之中，晚年生活相当清贫。自1999年起，她开始从街道办事处领取每月600元的生活补助，此后补助金额逐步提高，最终达到每月2600余元。其医疗待遇则按离休干部标准全额报销，这被视为对她的一种特殊照顾。
尽管身患多种疾病，聂元梓仍然活到98岁，于2019年去世。她生前留下两部自述作品，披露了不少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内部细节。
聂元梓始终不服其所受判决，认为这是在邓小平主导下作出的政治性裁决。判决书中认定其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积极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参与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阴谋活动。对此，聂元梓并不认同。她同样拒绝接受对文化大革命的官方定性，认为1966年她参与运动时，并不存在后来所说的“林彪反革命集团”、“江青反革命集团”，这些标签是在事后被强行附加的。
此外，社会上长期流传一种说法，认为是聂元梓逼迫邓朴方跳楼致残。对此，聂元梓亦坚决否认。她指出，1968年7月28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五大红卫兵领袖后，她即被中央文革小组下令隔离审查，而邓朴方跳楼事件发生在1968年8月底。当时北京大学已由军宣队接管，她本人已被隔离审查一个多月，事件与其无直接关联。
最令聂元梓无法接受的，是其判决中所列第三项罪名，即指控她与江青勾结，于1966年11月15日前往上海进行串联活动。聂元梓坚持认为，自己前往上海并非江青指使，而是源自毛泽东的指示，只是这一指示并非由毛本人直接传达。她表示，这一内情是后来通过阅读《王力反思录》才得知的。
综上所述，北京五大红卫兵造反派领袖在1966年至1968年间曾一度风光无两，但他们的辉煌时期极为短暂。随之而来的，是漫长而沉重的人生清算。在煎熬与挫败中，他们的青春岁月亦被红色烈焰焚烧殆尽。
今天回看他们的生命轨迹，可以看到，他们是在一种近乎癫狂的激情状态中，被卷入一个同样充满非理性的时代。他们被推上历史的风口浪尖，又在政治风向逆转之际，被无情地摔落。当许多中老年观众通过电影《芳华》重新回望那段岁月时，那位仍然在世的红卫兵领袖，或许也正在回忆自己那段同样已经逝去的、充满魔性色彩的“芳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