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西宾馆会议后 中共又一次向佛教信众举屠刀(图)
第十一世班禅转世灵童黑幕始末 连载之五
在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布达拉宫前随处可见荷枪实弹的警察，该图摄于2008年6月20日。（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第五部分
时间来到了1995年5月，自从3月恰扎达仁波切携带着灵童认定书赶赴北京之后，身处达兰萨拉的达赖喇嘛一直焦急地等待着回应，可恰扎仁波切仿佛突然从人间消失了一般，没有了任何消息。
达赖喇嘛不知道这令人揪心的沉默意味着什么。他暗自思忖：恰扎仁波切是否失去了自由？北京是否知道了那个男孩的姓名？会对他采取什么行动吗？一连几个月来，这些念头萦绕在达赖喇嘛的心中。终于在1995年5月14日这天，达赖喇嘛在请示神谕后，决定要在这天向世人公布根敦确吉尼玛的名字。
达赖喇嘛回忆说：“我再次通过一些神秘的方法来验证，以决定是否应该宣布，结果是：宣布！所以我就宣布了根敦确吉尼玛的名字。就是这样，中国政府看来非常生气。”
历史总是有着惊人的巧合，就在5月14日达赖喇嘛正式宣布了根敦确吉尼玛名字的当天，对于达兰萨拉所发生的一切毫不知情的恰札仁波切，结束了在北京的斡旋，启程返回了扎什伦布寺。但是在中共的眼中，这就是一个由达赖喇嘛和恰扎仁波切的互相配合下精心编制的阴谋。
阿嘉仁波切在自传《逆风顺水》中记录了当时的情景：听到达赖喇嘛宣布灵童名字的消息，中央统战部的官员们都急了。他们抱怨道：“唉呀，这个恰扎是怎么搞的？屁股一离开北京就变卦了？”同日，正在成都等待转机前往拉萨的恰扎仁波切立即被逮捕并软禁了起来。
面对这一突发情况，北京决定不惜采用一切手段来夺回事态的控制权。两个月间，西藏上空乌云密布，政治运动的血雨腥风中，中共又一次向善良的佛教信众举起了屠刀。
1995年5月16日，中国外交部声明不承认达赖喇嘛选中的灵童；1995年5月17日，根敦确吉尼玛和家人被带走；1995年5月18日，人民日报发文称：“达赖喇嘛不顾历史定制，破坏宗教仪轨，其行为完全是非法的，无效的”；1995年6月初，统战部、宗教事务局工作组连续召集僧人开批判大会；1995年7月12日，中国警方和扎寺僧人发生冲突，27名僧人被捕；1995年7月13日，日喀则戒严；1995年7月14日，恰扎仁波切被撤销寺院民管会主任和寻访小组负责人职务，理由是背叛祖国。
1995年11月初，完成了一系列严酷整肃的中共，紧急召集了阿嘉仁波切和多名宗教界人士到北京开会，藏区各省委第一书记也都被点名要求参加，地点是北京的京西宾馆。京西宾馆隶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保卫工作历来十分严密，而这一次的安保级别更是高的非比寻常。开会前宗，被召集的教界人士们被要求一对一的与中国官员谈话。
负责对阿嘉仁波切进行谈话的是时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的李德珠，他向阿嘉仁波切透露了此次会议的主要内容。首先就是要彻底批判恰扎仁波切，并强烈谴责他背叛了中共政府；其次是要废除达赖喇嘛认定的转世灵童；第三是要一致同意采用金瓶掣签。此时的阿嘉仁波切提出了两个诉求——释放恰扎仁波切，并让达赖喇嘛选中的男童与其他男童一起参加金瓶掣签。
李德珠回答说：“你提出的两个问题啊，我可以理解，因为你是从青海来的，你不知道这里面的内幕。”他接着毫不掩饰的威胁道：“你提出的这两个问题，是党的原则问题，这两个你绝对不能在会上提，如果你再提这两个问题的话，那你自身的人身安全也会有危险的！”
结束了谈话的阿嘉仁波切回到宾馆后，又被时任青海省委书记的尹克升找去谈话。他拍拍阿嘉仁波切的肩膀问道：“你这次去中央统战部都说什么话啦？你有很多的意见嘛，李德珠部长亲自给我打电话说要做好你的工作啊！明天开会的时候，你可绝对不能说这些话啊！你可一定要给我这个面子啊”。阿嘉仁波切看着神情紧张的尹克升，表示会理解尹克升的难处，自己也不会再提起心里的诉求，不会乱说话了。
1995年11月29日，经过中共的恐吓与铺垫后的班禅转世灵童寻访小组第三次会议在北京如期举行。李瑞环在会上发言，谴责达赖喇嘛不断破坏和干扰寻访进程，并再次强调必须实行金瓶掣签。
与会的阿嘉仁波切注意到，最早向当局建议寻访班禅喇嘛转世灵童的阿沛阿旺晋美，却没有出席这次会议，也没有听到任何关于他的消息。直到1998年4月4日，香港南华早报刊登了记者白克尔的阿沛阿旺晋美访谈录中，才披露出了当时的内部消息：阿沛阿旺晋美为了阻止金瓶掣签，曾查阅了大量的政府档案，想要证明中央政府在之前的班禅转世中并未使用金瓶，也没有参与十世班禅喇嘛的甄选，以此说服中共试图阻止中央在认定十一世班禅喇嘛转世时使用金瓶掣签。
回忆起当时会议的气氛，阿嘉仁波切说：“开会时的气氛非常紧张，中共的强权也体现在了与会人员座位的安排上，他们故意在每个仁波切的身后，安排了直接管辖这位仁波切的当地的省级官员坐在那里，我的身后是青海省统战部部长，每个仁波切身后都会有那个省的部长坐在后面。我看到的意图是：当他们感觉到我们说的话中现出问题的时候，他就会从后面及时制止。”当时一种僧人的面前是摄像机镜头，身后是虎视眈眈的官员，在这种气氛下表态，谁都不敢说不。熬过了会议的阿嘉仁波切，因为和政府保持了统一口径，事后还得到了中共的现金奖励外加一台彩色电视机的礼物，在阿嘉仁波切回到家前，中共就已经派人送了过去。
京西宾馆会议后不到一个月，阿嘉仁波切等一众僧人被专机送到拉萨。下飞机后的拉萨的机场，同样布满了荷枪实弹的军警，武警们头戴钢盔斜挎冲锋枪，气氛紧张肃杀，极其压抑。从拉萨机场到西藏宾馆的路上也布满了岗哨，大概需要一个多小时的车程，马路边的武警用十步一岗五步一哨来形容都不夸张，阿嘉仁波切还注意到拉萨的街头甚至出现了窗口驾着机枪的军用碉堡。
来到了同样是戒备森严的西藏宾馆里，中共随即在当晚又召开了紧急会议。
阿嘉仁波切回忆说：“那种感觉真是有点毛骨悚然。会议通知说明天什么时候在拉萨的大昭寺要举行金瓶掣签，那么这个金瓶掣签，我们安排得非常好。如果在金瓶掣签的过程中，达赖集团和国外的敌对势力来破坏的话，我们就会予以消灭。同时，如果说你们中有人可能会站不稳立场，要参与这些的话，那也一概不客气。”
那天晚上阿嘉仁波切和衣而卧，不敢熟睡，生怕会被随时叫醒。果然，半夜两点多，命令来了，全体出发，去大昭寺参加金瓶掣签。（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