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2025年12月5日，德国柏林，年轻的抗议者举行示威游行，反对兵役征召。当天，全国各地爆发了学生罢课抗议兵役征召的活动。德国议员已批准一项政府计划，大幅增加兵役征召，以应对日益增长的俄罗斯威胁，并寻求加强国家军事力量。（图片来源：Maja Hitij/Getty Images）
【看中国2025年12月6日讯】（看中国记者杨天资综合报导）随着俄乌战争的持续延烧，欧洲大陆的安全架构正面临自冷战结束以来最严峻的挑战。德国联邦议会近日通过的兵役制度改革，标志着这个欧洲经济引擎在国防政策上的重大转向。然而，这项看似务实的安全措施，却在德国社会中引爆了一场关于国家认同、世代责任与战争正当性的激烈辩论。从柏林街头愤怒的抗议标语，到社交媒体上的激辩，一幅世代断裂的图景正在德国社会中展开：一边是急于重整军备的政府与年长世代，另一边则是高喊“谁开战谁去打仗”、拒绝“为国而死”的Z世代青年。
德国兵役制度改革的三阶段布局
德国政府此次推动的并非简单的征兵制复归，而是一套精心设计的“渐进式军事动员”体系。这个体系分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在为可能的战时动员做准备。
第一阶段从明年1月开始，所有18岁德国青年都将收到政府的问卷调查。这份问卷看似温和，实际上是建立“潜在兵源数据库”的第一步。问卷内容包括个人体能状况和服役意愿，男性必须强制填写，女性则采自愿原则。这种看似尊重性别平等的设计，实际上反映了传统军事思维中“男性为战斗主力”的假设。
第二阶段的关键节点是2027年，届时所有18岁男性都必须接受强制体检。国防部长佩斯托瑞斯对此毫不讳言地表示，这是为了确保“一旦德国遭到攻击，政府就不会浪费时间去确认谁具备保卫国土的作战能力”。这种前瞻性的战备思维，在军事战略上确实合理，但在和平时期对年轻人进行“战斗力评估”，无疑会让他们感到被当作“战争工具”来看待。
第三阶段是最具争议的“紧急征兵机制”。虽然政府强调将尽可能维持志愿制，但法律条文明确规定：如果志愿入伍人数不足，且遇到战争或国家紧急状态，联邦议会可以直接启动强制征兵制。这意味着，目前的“志愿”随时可能因地缘政治恶化而转变为“强制”，这正是年轻人最担心的“温水煮青蛙”效应。
德国的军事扩张野心相当宏大。目前约18.4万的兵力规模，计划在未来十年增加超过8万人，总理梅尔茨更喊出打造“欧洲最强大军队”的口号。为了吸引志愿者，政府开出每月超过2000欧元的薪资诱因。然而，面对81%的Z世代明确表示不愿为德国而战的民调数据，再高的薪资恐怕也难以填补价值观鸿沟造成的兵源缺口。
街头怒火：Z世代的愤怒与疏离
在2025年年末12月，德国各大城市的抗议现场，年轻人举着“你不能拿走我的儿子”、“你们的谎言休想操控我们”、“和平就是力量”等标语，表达对兵役改革的强烈不满。这些口号背后，反映的是Z世代与国家之间深刻的信任危机。
李维的发言最能代表这种疏离感：“我们谁都不想为一个并不真正关心我们的国家而死。”这句话击中了问题的核心。对Z世代而言，国家在气候变迁、住房危机、教育改革等攸关年轻世代未来的议题上行动迟缓，甚至倒退，却突然要求他们为国家牺牲生命，这种落差感令人无法接受。李维进一步批评政府无视年轻世代对气候保护与改善社会条件的诉求，让他对国家毫无归属感。
更耐人寻味的是李维对“战争责任”的质疑。当被问到如果德国遭受攻击而Z世代不愿保卫国家时应该怎么办，他反问：“为什么不是那些发动战争的人去打？我不懂为什么不能让年纪较大的人上战场。他们很多人都当过兵。”这种逻辑虽然在传统军事思维中显得天真，却揭示了世代间对战争责任归属的根本分歧。在Z世代眼中，战争往往是政治菁英决策失败的产物，为什么要由年轻人承担后果？
17岁的莎拉代表了更激进的和平主义立场。她毫不犹豫地表示：“我不愿意为任何国家而死。我认为强迫儿童或任何人违背意愿加入军队都是错的，因为战争本身就是错的。”莎拉甚至表示，如果德国遭到攻击，她会选择“去一个没有战争的地方”。这种“去国家化”的生存策略，反映了全球化时代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其身份认同往往超越传统的国家界线。对他们而言，国家边界是人为划定的，为什么要为这些界线而战？
世代鸿沟：截然不同的历史记忆与价值观
这场兵役争议最深层的根源，在于不同世代间截然不同的历史经验与价值体系。今年稍早的民调显示，81%的德国Z世代不愿意为德国而战，这个惊人数字与年长世代形成强烈对比。许多经历过冷战时期的德国人，对恢复征兵制持支持态度。
这种世代差异源于截然不同的历史记忆。年长世代亲身经历了二战后的重建、冷战的对峙、柏林围墙的倒塌、两德统一的喜悦。对他们而言，国家认同与集体记忆紧密相连，保卫国家是理所当然的责任。他们记得苏联威胁的真实性，也见证了军事力量在维护和平中的作用。
相反地，Z世代成长于和平与繁荣的时期，他们没有经历过战争威胁，也难以想像国家存亡的危机。对他们而言，战争是历史课本中的遥远事件，而非现实威胁。更重要的是，他们在全球化环境中成长，习惯与世界各地的同龄人交流，更容易把自己视为“地球公民”而非特定国家的子民。
德国在2011年7月1日暂停义务兵役制，象征着“远离军事化社会”的文化转向。整整一代人在没有兵役压力的环境下成长，军队与社会生活的连结逐渐断裂。如今政府试图逆转这一文化惯性，无异于一场巨大的社会工程。对习惯了和平、自由与个人主义的年轻人来说，兵役代表着集体主义对个人自由的侵犯。
在抗议现场，17岁的瓦伦廷成为少数例外。他表示：“如果我们遭到攻击，那我愿意，但如果是我们去攻击其他国家，那我不愿意。”瓦伦廷的立场代表了一种条件式的爱国主义：只有在纯粹防卫的情况下，他才愿意为国家而战。这或许是德国政府目前能争取到的最大公约数。
社会契约破裂与国家认同危机
年轻人对兵役的抗拒，反映的是德国社会更深层的结构性问题。传统的公民观念建立在“权利与义务平衡”的社会契约上：国家提供安全、福利与发展机会，公民则在必要时提供税收与兵役。然而，对当代德国青年而言，高房价、通胀压力、气候危机以及僵化的社会流动性，让他们感觉国家并未履行“照顾者”的责任。当国家在平时无法给予年轻人足够希望，战时便无法索取他们的忠诚。
抗议青年西拉斯的话道出了这种不满：“我周围的朋友没有人愿意志愿入伍，因为我们不想为不属于我们的问题而战。我们不是造成这些问题的人，是政府。”这种将战争威胁归咎于政府决策的观点，在德国年轻世代中相当普遍。他们认为，气候变迁、国际紧张、地缘政治角力等问题，背后的决策者往往是中老年掌权者，但最可能被送上前线的却是年轻人。
对俄罗斯威胁的认知分歧
德国推动兵役改革的直接动因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北约秘书长吕特警告，俄罗斯可能在未来四到五年内具备攻击某成员国的能力。然而，部分德国年轻人对这种威胁评估抱持怀疑态度。
28岁的巴尔塔萨提出了颇具争议的观点：“一个国家有能力攻击，并不等同于一个国家计划发动攻击。俄罗斯过去的记录至少是尝试透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进行合作，我认为这才是国际政治中应该采取的正确做法，而不是像德国政府那样诉诸武力。”
这种观点反映了两种对国际政治截然不同的理解。政府与军方较偏向现实主义：不管对方说什么，能力才是关键，你具备攻击能力，我就必须准备防御能力。而部分抗议者偏向理想主义，认为语言、外交、合作历史很重要，军备升级只会增加战争机率而非降低。
这种分歧也体现了“安全困境”的经典难题：德国认为自己只是防御性扩军，但从俄罗斯角度看，德国在其门口变成“欧洲最强军队”，当然也会引发警戒。双方互相强化对方的焦虑，最后可能真的走向军备竞赛，甚至擦枪走火。
德国面临的两难选择
德国政府正面临一个棘手的两难局面。一方面，面对俄罗斯的潜在威胁，重建国防力量是刚性需求，北约盟友的压力和欧洲安全责任都不容回避。另一方面，只要81%的年轻人不愿参战的现状不改变，任何形式的“志愿”制度都注定面临兵源不足的窘境。
这意味着政府最终可能被迫在“国防空虚”与“强制征兵引发社会动荡”之间做出艰难选择。如果德国无法说服年轻世代相信这个国家值得为之奋斗，那么再多的军费预算与强制法案，恐怕都难以铸就真正的钢铁长城。
德国兵役改革引发的风暴，实质上揭示了现代民主国家面临的深刻危机：当国家机器与年轻世代在价值观、利益分配与世界观上发生严重断裂时，传统的国防动员机制还能否有效运作？这不仅是德国的问题，也是整个西方世界在面对新兴安全挑战时必须思考的根本课题。
在俄罗斯的阴影下，德国不仅需要修复军队，更迫切需要修复那个支离破碎的世代间社会契约。只有重建年轻人对国家的信任与归属感，德国才能真正拥有保卫自身安全的力量。否则，“谁开战谁去打仗”的抗议口号，可能将成为这个国家无法回避的现实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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