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文评香港47人案：自由挽歌与专制铁幕(图)
香港民主派初选案判刑受到国际社会关注，多名外国驻港领事馆代表11月19日到西九龙裁判法院旁听。(图片来源：美国之音)
【看中国2024年11月23日讯】（看中国记者肖然报导）2024年11月19日，香港西九龙裁判法院对47名民主派人士初选案作出判决。这起被认为是香港国安法实施以来最严重的政治案件，不仅宣判了47名被告的命运，也象征了香港作为自由灯塔的终结。从昔日以法治著称的国际大都会，到如今被专制铁蹄践踏的沉默之地，香港正在经历巨大的历史性变迁。案件中有些人即使面临严刑重判，依然在法庭上发出最后的呐喊，表达对自由的坚持。流亡欧洲的前内蒙古官员杜文近日在他的自媒体油管节目中表示，该案的判决是香港自由消逝的最悲哀注脚，47人的抗争精神都将加载史册，他深信专制政权无法压制人性中的自由渴望。
这47名被告中，包含了香港社会的精英与普通民众。他们有的是曾经担任区议员的民选官员，有的是社会活动家，还有的是长期报导社会不公的新闻记者。所有这些人，唯一的“罪行”便是参与了2019年的民主派初选。这个初选原本是依照《基本法》框架进行的和平政治活动，但在国安法的扩张下，这样的行为被定性为“串谋颠覆国家政权”。这种荒谬的指控不仅违背了法治精神，也昭示了香港法治已经彻底沦为政治工具。即使在法庭上，部分被告仍然坚持表示，“我们的初选是为了让香港更美好，这从来不是犯罪。”
47人案的荒唐指控
在这场公然违背司法独立精神的审判中，47名被告中，只有两人因控方证据不足而获判无罪，其余45人均被定罪。杜文说，这一高达95.7%的定罪率，令人不禁质疑香港司法体系是否仍然具备公正性。其中，拒不认罪的16人遭受更为严厉的判罚，成为重点打压的对象。这些被告被贴上“煽动颠覆国家”的标签，实质上只是因为不愿放弃自己的信念。
-戴耀庭：作为香港大学副教授和占中运动的发起人，被判10年刑期。这一刑期不仅创下了国安法实施以来的最高记录，也显然旨在威慑未来的反对派人士。在法庭上，他表示：“如果追求真普选是一种罪，那我愿承担这份罪责。”
-黄之锋：年轻一代民主运动的象征，被判4年8个月。他在法庭上振臂高呼：“我爱香港！”这一短暂的呐喊，回荡在法院冷冰冰的墙壁间，传递了他对自由的坚定信念。
-何桂蓝：作为前《立场新闻》的记者，她的报导曾揭露过许多社会不公，如今却因维护真相而被判7年。她直言：“作为一名记者，我只是尽了我的职责。”
-邹家成：一位热衷推动民主的青年活动家，被判7年9个月。这一判决让许多曾支持他的香港市民倍感痛心。他在法庭上发言道：“抗争的路或许漫长，但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都是为了香港的未来。”
-赵家贤和区诺轩：两位前区议员，分别被判7年和6年9个月。赵家贤表示：“我们只是想为市民争取更多的民主权利，这不是犯罪。”区诺轩则说：“我无法向自己的良心妥协，我不会为追求公义而感到后悔。”
-杨岳桥：资深大律师、前立法会议员，被判8年。他在庭审时激动地表示：“法治应该是保护人民的最后一道屏障，而不是政治的工具。”
与此相对，那些因长达1,356天的羁押而选择认罪的被告，则得到了较轻的刑罚。这种以认罪换取轻判的制度设计，显然是为了分化和瓦解抗争者的团结。许多选择认罪的人并非真心服罪，而是迫于心理压力和家庭负担而作出的无奈选择。然而，这样的“宽大处理”背后，隐藏的是香港司法独立性的丧失与中共威权的赤裸裸干预。
“罪行”背后的勇气与牺牲
在本案中，16名拒绝认罪的被告，成为中共重点打击的对象。他们不仅要面对漫长的审判期，还需要承受超乎寻常的心理压力和社会孤立。即使在如此不利的条件下，他们依然坚持自己的原则，这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勇气。
戴耀庭不仅是学者，也是行动派，他用专业知识为抗争者提供理论支持。他坦言：“即便在监狱中，我也会坚持我的立场，因为这是正义的选择。”
黄之锋的坚持则展现了年轻一代对民主的信念。他表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下一代的自由。”
前民主党成员林卓廷被判7年6个月，他在庭审后表示：“即使面对极刑，我们也不能背叛我们的原则。”
陈志全，又名“慢必”，这位以幽默闻名的立法会议员，因拒绝认罪被判6年。他在宣判后对媒体说：“如果我们放弃了，香港就真的完了。”
梁国雄，人称“长毛”，资深社运人士，被判8年。他在法庭上表示：“正义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
一些选择认罪的被告，并不是因为他们真的认同指控，而是希望能够尽快结束漫长的羁押与庭审。这些被告中，许多人因为选择认罪而被剥夺了发声的机会，迫使他们接受自己是“罪犯”的标签。这种认罪背后，是整个司法体系的扭曲，也是抗争者们的深深无奈。
香港司法的陨落：从法治之光到维稳工具
香港曾是法治的典范。在英国殖民时期，香港建立了独立、公正、高效的司法体系，廉政公署的成立更成为廉洁与效率的象征。这种法治精神不仅让香港成为全球投资者的信心之地，也为无数香港人提供了对公平正义的信仰。
2020年港版国安法的实施，为香港法治画上了句号。从47人案的审判过程来看，香港司法已不再独立，而是完全服从于北京的意志。这一转变，不仅摧毁了香港本地的法治根基，也让全球投资者对香港的信任大打折扣。司法的政治化，使香港成为另一个普通的中国城市，而非自由法治的象征。
作为全球第三大金融中心，香港曾因自由的市场经济与法治而闻名。然而，近年来的政治动荡和专制政策让投资者纷纷撤离。自国安法实施以来，香港的国际排名持续下降，外资流出已成为不可逆的趋势。
47人案是香港自由消失的一个缩影。从言论自由到新闻自由，从选举权到集会权，香港曾引以为傲的自由被一点点剥夺。曾经灯火璀璨、意见多元的香港，如今被压制得几近沉默。无数香港人选择移民海外，用背井离乡的代价换取自由的呼吸。
戴耀庭、黄之锋、柯桂兰等人，是香港自由精神的象征。他们在不公平的审判中展现了何为正义的坚守。无论刑期长短，他们的抗争精神都将加载香港的历史。他们的牺牲提醒我们，自由从来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通过无数人的牺牲换来的。
47人案不仅是一次审判，更是香港未来的晴雨表。在专制的压力下，香港能否恢复昔日的自由与繁荣？答案并不乐观。然而，历史告诉我们，任何专制政权都无法永远封锁真相，压制人性中的自由渴望。
杜文表示，47人案是香港自由消逝的最悲哀注脚，但正如黄之锋说的：“我们爱香港，这份爱不会因牢狱而消失。”香港的民主斗争或许正在经历至暗时刻，但正是这些黑暗中燃烧的灯火，点亮了追求自由的道路。愿每一个为香港牺牲的勇士，终将迎来黎明的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