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掩盖了几十年的“武装保卫苏联”真相(组图)
我们需要知道的历史真相(下)

2024-11-05 08:20 作者:桐凯

2024年5月21日，中华民国国父孙中山肖像与国旗一起挂在台北国会大厦主会议厅的墙上。（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7.第一次国共合作与内战

7.1第一次国共合作(1924～1927年)

第一次国共合作，又称联俄容共。这一时期是共产国际、国民党与中共三者之间关系微妙的一段时期。1921年中共成立后，当时党员仅有几十人，势力很小。苏联指使中共的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借助孙中山的影响力发展壮大。

历史学者辛灏年考证，列宁曾多次派人联系孙中山寻求合作，但都被拒绝。直到1922年，南方军阀陈炯(jiǒng)明在广东叛变，迫切需要支援的孙中山才同意与苏共联系。1923年1月，孙中山在《孙越宣言》(孙中山与苏联外交部副部长阿道夫．越飞见面商谈合作后，共同发表的宣言)中明确表示，共产组织、苏维埃制度均不得引进中国，这是“容共”的条件。苏联承诺“绝不移植共产制度于中国”后，他同意“容共”，注意是“容共”而不是“联共”。《孙越宣言》后，国民党与共产党开始了第一次合作。

1949年中共窃政后，一直在不遗余力篡改历史，突出它在历史发展中的独立和重要地位，淡化共产国际和苏共的角色。2021年推出的百集洗脑微记录片《百炼成钢：中国共产党的100年》中的第七集《携手国民革命》，谎称孙中山意识到国民党内部腐败，而与共产党建立联系，还说孙中山提出了“联俄联共”政策。因此共产党人以个人名义纷纷加入国民党。

7.2破坏北伐(1926～1927年)

中共在孙中山在世时不敢有大动作，直到1925年孙中山去世，便开始阻止中国的北伐统一。1920∼1930年，中国处于军阀割据，各地为政的时期。为了统一恢复和平，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于1926年2月开始北伐。

(北伐通常指的是中国历史上自南向北的重大军事行动，尤其是1926到1928年国民革命军的北伐。这个词在历史上多次出现，因为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迫使南方政权反击。当南方政权有足够的军力和经济实力时，就会组织北伐。总的来说，北伐象征着统一。)

为了夺取政权，中共采用阴谋手段破坏北伐，1926年的“中山舰事件”企图劫持蒋介石到俄国但失败。1927年，国民政府随北伐军迁至武汉，中共趁机拉拢国民党内亲共人士，搞运动。在中央争权，在地方进行土地改革、斗地主及征兵，强化自身实力，最后让国民政府一分为二(史称宁汉分裂，即国民党内部以南京蒋介石为首的清共势力和武汉汪精卫为首的容共势力发生分裂的事件，宁、汉分别指南京旧称江宁和武汉)。

在湖南等地，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搞土地革命，许多北伐军将士的家属被视为土豪劣绅遭到斗争甚至杀害，严重影响军心。北伐时任第七军军长李宗仁在《回忆录》中说：自己在前方作战时，家属在家遭受迫害，心中充满愤懑。

面对共产党的挑衅，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于1927年4月12日决定彻底清党。事实是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运动先屠杀地主乡绅，破坏北伐，才引发了国民党和地主的反击，而中共却反咬一口，教育人民：蒋介石背叛了国民革命，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共产党被迫武装起义。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中共靠苏俄支持，借机在国民党内抓权：谭平山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林祖涵担任农民部长，毛泽东担任国民党宣传部代部长，许多共产党人成为国民革命军的党代表。这样依附国民革命军的结果，中共由1925年的不足千人，激增至1928年的三万人。

北伐时期的蒋介石与白崇禧。（图片来源：网络图片）

7.3南昌起义、秋收起义(1927年8月和9月)

国民党“清党”后，在苏共鼓动和支持下，中共搞了大小100多次武装暴动，遍及14个省140多个城市。1927年8月1日，在苏联顾问库马宁的直接指挥下，周恩来组织在南昌的一支两万人的军队举行兵变。这就是“南昌起义”，这天也成了中共的“建军节”。

中共的话语体系就像一副有色眼镜，让人们无法看到真实的世界，而只能看到它希望人们看到的世界的样子。中共创造了一套特定的词汇来描述它的起家史，如果我们用这些词汇思考历史，得出的只能是中共让我们得出的结论。“起义”是指为了正义的目的起而抗争。中共所谓“起义”的实质是叛乱、暴动、颠覆当时的合法政权。“八一建军节”是为了庆祝中共称之为“南昌起义”的暴动。

南昌暴动很快被国民党镇压下去后，被重击的中共为了夺权和争地盘在9月又发动了攻打长沙的秋收暴动(中共称为“秋收起义”)，也被镇压下去。随后共产党开始实行“党的支部建立在连上”的网络式控制，流窜到井冈山地区，建立农村局部政权。

7.4中共“武装保卫苏联”(1929年)

1929年，中华民国收回中东铁路主权(1896年，沙俄强迫清政府签订《中俄密约》，获得在东三省经营中东铁路的权益)，而苏联提出抗议，随后调动10万大军，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苏共中央总书记斯大林发出命令，强调只有忠诚武装保卫苏联的人才能称得上是革命者。

中共积极响应并成立“武装保卫苏联”的部队，帮苏联人打中国人。前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反对“武装保卫苏联”，结果被开除党籍。

明明是中国的主权和安全受到苏军侵犯，中共却要“武装保卫苏联”，这就是中共掩盖了几十年的“武装保卫苏联”真相。

7.5中共第一次尝试建政(1931年)

南昌和秋收暴动失败后，毛泽东等人逃到井冈山继续积累力量。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军攻占中国东北三省。历史学家谢幼田在《中共壮大之谜》一书中提到，国难当头，1931年11月7日，中共在苏共操控下，在中华民国境内的江西瑞金成立“国中之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继续以武装暴力推翻国民政府的方针，极大地分散了中国抗日的力量，是中共全党对中华民族的集体背叛。这一段历史不仅仅被掩盖着，而且一直被中共歪曲着。

当时的高层领导人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在“长征”过程中，都是被人抬着走的。（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7.6长征(1934∼1936年）

为应对中共的骚乱，中华民国政府制定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从1930年开始围剿中共，在江西和鄂豫皖地区进行了五次围剿，持续四年。第二、第三和第四次围剿因为九一八事变、淞沪抗战和长城抗战而中断，并不是中共自称依靠自身力量获得的“胜利”。

1933年10月至1934年1月，中共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失去农村政权和根据地，被迫逃亡，这就是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起因。中共把“长征”说成是北上抗日，炒成了中国革命的神话：以我们的胜利、敌人的失败而结束。

一提到“长征”，很多在中国受过教育的人就会想到爬雪山、过草地等等，艰苦与顽强的精神催人泪下。然而，作家张戎在《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中披露，当时的高层领导人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在“长征”过程中，都是被人抬着走的，毛泽东甚至还设计了自己的旅行工具。张闻天夫人刘英回忆，毛泽东夸耀他和王稼祥的担架：“‘你看，我们设计了担架哩。我和稼祥，一个病号，一个彩号，抬着走。”这和当今社会，底层百姓吃苦，权贵利益阶层却骄奢淫逸是不是类似的呢？

无数的资料显示，“长征”是中共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建立苏维埃政权的目的破灭后，而采取的北上逃跑行动。也就是假抗日、真逃亡。共产党要装正神，当然就要行骗。

当时日本军队主要在东北和华北的平原地带，主战场是京津和山东一带，中共要去陕北的高原地带打日本人，可谓是南辕北辙。实际上“长征”的真正路线是南下和西上，红军先逃到湘西，想要与红二六军会合，建立湘鄂川黔根据地，实行武装割据。遇挫后，又逃往川西北，与建立了苏区的张国焘会合。最后逃亡到陕北时，中央红军主力由八万多人减至六千人。

长征途中，中共于1935年1月在贵州遵义召开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军事领导地位。随着日本加快侵略步伐，1936年12月，国民党将领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停止“剿共”，联合中共抗日。

地下党员刘鼎通过宋庆龄（居中坐者）与张学良建立联系。（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8.第二次国共合作(1937∼1945年)

8.1西安事变(1936年12月12日)

在官方双百“英雄模范”人物名单上，张学良、杨虎城这两个国民党将领可算得上是中共的“大恩人”。因为他们于1936年12月在西安扣留蒋介石的兵变——西安事变，改写了中国近代史。

教科书将西安事变描述为张、杨逼蒋抗日的“兵谏”，邀请周恩来去西安讨论解决办法，在各方调解下，结束了十年的内战，促成了抗日统一战线。

但是，越来越多的资料，如当时国军的张学良和红军秘密接触的亲笔信函和签署文件显示，西安事变前张和杨身边有许多共产党特务。地下党员刘鼎通过宋庆龄(名义上是孙中山的夫人，实际长期从事反政府的特务工作，在摧毁三民主义中国的共产运动中起着重要作用)与张学良建立联系。西安事变后，毛泽东称赞刘鼎有功。

杨虎城的妻子谢葆真直接就是共产党成员，曾在杨的军政治部工作，她是在1928年1月，经中共党组织批准和杨结婚的。另外，后来成为外交部副部长的王炳南也经常与杨接触。九十年代初，在中国出版的《中华儿女》杂志，发表专题文章吹捧王炳南是如何成为杨虎城幕僚，并如何参加策划西安事变的。正是杨、张周围的许多中共党员直接策划了这次兵变。

事变初期，中共曾考虑杀掉蒋介石，但由于在陕北的力量薄弱，决定通过煽骗来策划兵变。斯大林出于对日本的牵制，亲自下令不杀蒋，而是促成二次国共合作。毛泽东和周恩来也意识到，凭当时中共的力量无法消灭国民党，并可能引发报复。于是，迅速调整策略，以联合抗日为名迫使蒋接受合作。这样，中共不仅逃过了灭顶之灾，还成功重新进入国民政府，红军转变为八路军，再次发展壮大，由此可见中共的狡诈和欺骗手段。

1938 抗战国军增援部队赶赴台儿庄。（图片来源：网络图片）

9.抗日战争(1931∼1945年)

抗日战争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就开始了，前后经历了14年，国民党1932年进行了“一二八淞沪抗战”，1933年进行了长城抗战，但中共却在九一八事变发生两个月后，在江西建立了割据政权。之前中共一直说是“坚持抗战八年”，等于是承认它在1931年到1937年之间根本没有抗战。

2017年初，教育部要求中小学课本凡有“八年抗战”字样，改为“十四年抗战”，确保树立并突出十四年抗战概念。北京历史学者章立凡指出，中共更改抗战时间的真正目的，是强调它对抗战的领导作用。但是，更改时间改变不了抗战的中流砥柱是国民政府军而不是共产党部队的历史事实。

9.1国共阵亡数据对比

台湾国防部的统计显示：抗战期间，历经了1,117次大型战役，3万8,931次小型战斗，其中268位国军将领牺牲，321万8,125位官兵伤亡，75%的军力在抗日中被消耗。根据中共的统计，敌后抗日武装共伤亡61万多人，在抗战中死亡的高级将领仅有左权1人。2005年9月3日胡锦涛在纪念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的讲话中，承认了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作战的历史作用，他说：“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面战场，组织了一系列大仗”。

抗日战争期间十大战役，统帅全部为国民党将领，没有一个是我们熟知的十大元帅。因为朱德、彭德怀、林彪等这些将领是抗日后国共内战的将领，并不是抗日时的将领。我们到广东黄花岗烈士陵园看一看，那里面的烈士大多数是国民党的将领。中共战斗英雄董存瑞、邱少云、黄继光，也没有一个牺牲在抗日战场。

1.淞沪会战：1937年8月，张治中指挥

2.太原会战：1937年9月，阎锡山指挥

3.南京保卫战：1937年12月，唐生智指挥

4.徐州会战(包括台儿庄战役)：1938年1月，李宗仁指挥

5.武汉会战：1938年6月，陈诚指挥

6.晋南会战：1941年5月，何应钦指挥

7.长沙会战：1939年9月，薛岳指挥

8.常德会战：1943年11月，孙连仲指挥

9.长衡会战：1944年5月，薛岳指挥

10.缅北滇西会战：1943年10月，卫立煌指挥

整个抗日期间，中共真正参与的只有“平型关战役”，“百团大战”。在平型关战役中，中共根本不是主力，只是伏击了敌人的补给部队。而被中共大肆吹嘘的“百团大战”，在中共内部被视为违背了党中央战略，给敌后工作带来了困难。领导该战役的彭德怀，后来在文革时成为他被打倒的罪状之一。

虽然在指战员个人中不乏抗日热情，但中共高层却没有抗日的诚意，而是有目的有步骤地保存实力、利用这场战争发展壮大自己。在中日建交时，毛泽东向当时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吐露了心声——中共要感谢日本，如果不是那场抗战，中共就不可能夺得天下。

9.2利用“爱国主义”渲染日本侵略

现如今每到九一八事变纪念日、南京大屠杀纪念日，媒体就开始宣传日本怎样屠杀中国人。中共通过媒体煽动民众对日本的仇恨，却很少提及日本投降日和抗战胜利纪念日。人们已经意识到，中共利用“爱国主义”渲染侵略，是为了掩盖它借机“保存实力”而非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的事实。

1945年9月9日，代表中国战区出席日本投降的签字典礼的，不是毛泽东，也不是哪个共产党将领，而是由国民党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代表蒋中正(蒋介石)接受日方投降，这是国民党领导抗日的明证。

中共通过歪曲历史事件来精神控制和奴役老百姓，它的御用电影人揣摩观众心理，在所谓“革命历史题材”的影片里，刻意制造出记录片的假相。战争影片强调大场面，用逼真的战争幻像冲击观众的理性判断，影片中的“革命领袖”被塑造成有血有肉的个人，通过展现他们的亲情、爱情和友情来拉近与观众的距离。中共利用“抗日神剧”和小说，来宣扬自己“土八路”的“地道战”、“游击战”、“麻雀战”等。

历史学者辛灏年说：“历史是血写的事实，而不是墨写的谎言。”给予历史客观的评价，才不辜负阵亡沙场的百万英魂。

另外，《重探抗战史》的主编、美国胡佛研究中心研究员郭岱君教授表示，历史关乎个人和国家，搞清过去才能理解现在与未来。这本书集结了日本、美国、英国及中国大陆和台湾学者的研究，参考了抗战期间的日记、回忆录、官方档案及最新第一手资料。郭教授说，与军事史不同，他们的研究是以人为中心，人们当时做了什么和他们的内心世界，并以中华民族的发展为基点来看待历史。

毛泽东发动延安整风运动，通过整人和洗脑，清除党内异己，以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10.延安整风(1942∼1945年)

延安整风是抗战时期毛泽东发起的政治文化运动，表面上是要清算王明和博古等人的第三国际路线，其实是以抓特务的借口来整人。历史学家高华在《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来龙去脉》中指出，这个运动是毛通过整人和洗脑，清除党内异己，以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

整风运动是个黑暗和残暴的权力游戏。以整肃“小资产阶级毒素”为名，实际是在清洗人的自由与尊严。首先是建立个人档案，要求交代你出生以后所有认识的人，发生的事、时间、地点等。发现有遗漏，就定成问题人物；最关键的是党性检讨，审查你在思想意识上，工作态度和日常生活上，是否有反党性的行为。如对革命前途是否动摇过，或者战斗怕死，想家想老婆。因为没有客观标准，每个人都被发现有问题。

审查干部通过逼供制造了无数冤假错案，知识份子受到严重打击，被迫害死的人超过1万。延安青年剧院为了逼一个赶大车的人承认是特务，捆绑吊打、活活折磨而死……这场思想改造运动被形容为人间地狱般的精神压迫，连共产国际的代表都感到窒息。人们快疯了，因恐惧而不敢交流，只求保住生命和饭碗，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和爱被彻底抛弃。大家不再发表个人看法，只会背诵党领袖的文章。延安整风不仅是文革的源头，也是后续政治运动的延续。尽管后来的政治运动名义不同，但目的都一样，都是为了整人。

一位经历过整风的老干部回忆，在极度高压下他被迫说谎，感到对不起被牵连的同志，曾想自杀。正当他准备开枪时，发现没有子弹。审查干部进来说：“承认错误就好了。党的政策是宽大的。”您看到了吧？党通过考验你的极限来确认你的“忠诚”，于是让你过关。党总是这样把你置于死地，欣赏了你全部的痛苦屈辱，在你痛不欲生时，亲切地出来给你一条好死不如赖活的路，成为你感恩戴德的救命恩人。现代医学研究表明，在恐惧和隔离下，受害者往往对施暴者产生畸形依赖，一旦得到小恩惠便感激涕零，甚至生出“爱”。这种心理现象被中共用于对人民的精神控制和思想改造。

以前我们常说“四海之内皆兄弟”，可是如今大家都变得小心翼翼，连亲朋好友之间也互有防备。酒桌上的热闹掩盖不了背后那颗防备的心。过去我们都曾单纯过，相信过，但经历了各种运动后，似乎都是互相整的状态。今天你整我，明天我整你，人人见面有戒心，活得很累，生活质量大大下降，享受不到信任带来的轻松快乐，精神问题也随之增多。据专家统计，目前中

国有至少一亿人受到精神疾病的困扰。这种戒备心理让合作变难，矛盾增多，对整个社会来说，这样的戒心成本是难以计算的。

11.第二次国共内战(1946∼1949年)11.1中共打赢内战靠特务

1921年中共成立后至1949年，这28年间，它主要做了一件事：不择手段颠覆中华民国。抗日战争后我们损失惨重，本该修养生息，复苏经济，却又进入了3年内战。中共用的词汇十分具有迷惑性，把国共内战时期称为“解放战争”，好像是把人民从压迫中“解放”了出来。

共产党称革命胜利靠三大“法宝”：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国民党根据自己的教训，给共产党加了两条：欺骗宣传和使用间谍。

中共编造了一个无比美好的“中国梦”，1945年，毛泽东回答路透社记者时说，说未来的中国应该是个自由民主的国家，各级政府都要通过普遍选举产生，向人民负责，还要实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林肯的四大自由。然而中共颠覆中华民国70多年了，这些理想一个都没实现。如今，人民的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和其他基本自由全都被剥夺了。但当年这个“中国梦”对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人，还是非常有吸引力的。

中共夺权的另一个手段，是向中华民国所有要害部门派遣中共特务，这些特务当时被称为地下党员。不少人被中共编造的“中国梦”所“激励”，出生入死，到处偷、骗、获取情报。在三年内战期间，国民党国防部的郭汝瑰(rǔguī)将大量秘密军事情报源源不断送给中共。另外，掌握国民党调动军队大权的刘斐中也是中共的地下党员。在被调动的军队自己还不知道时，延安就已经得到情报，并据此而拟好作战计划。周恩来曾经说：“蒋介石的作战命令还没有下达到军长，毛主席就已经看到了。”

中共能夺权，不是因为有什么了不起的战术。抗战期间，国军的海、陆、空损失惨重，已经元气大伤。共产党靠的是特务和人海战术，才窃取了政权。在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中，中共用的是人肉作炮灰的最原始、最野蛮、最不人道的战术。

长春围城留下大量的饿殍尸体，令人不忍卒睹。（图片来源：公有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