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宋美龄说宋庆龄“于国未尽忠”？(组图)

宋氏三姐妹合影，从左至右为宋霭龄、宋庆龄、宋美龄。（网络图片）

宋美龄、宋庆龄两姐妹，分别是中华民国总统蒋介石的夫人和中华民国开国总统孙中山的夫人。但是，宋美龄、宋庆龄后来走上了相反的路，前者走的是与普世价值接轨的路；后者走的是与共产主义接轨的路。

1981年5月29日，宋庆龄在北京病逝。中共官方称她是“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但是，宋美龄对她的评价却是：“二姐生性好强，一生每逢大事必糊涂，最终于国未尽忠，于民不称仁，于父母未尽孝，于夫妻未尽节，于亲朋未尽义，于大义未尽思，于天地无一敬，于暴君未尽谏，于凶民未尽抚。可不悲哉！……终至于众叛亲离，孤苦无依，上辱父母先祖，下愧多灾黎民。”

为什么宋美龄说宋庆龄“于国未尽忠”？

因为宋庆龄是中华民国“国父”孙中山的夫人，但她没有继承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而与信奉共产主义的共产国际、苏共、中共搞到一起，背叛了孙中山，背叛了中华民国。

被共产国际发展被秘密党员

共产国际是苏共主导下于1919年成立的共产党的国际组织。其目的是：在苏俄以外的国家和地区寻找代理人，建立共产国际的支部，为苏共、苏俄（后来的苏联）的最高利益服务。

中共就是在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

共产国际在上世纪20年代，还以出钱、出枪、出炮、出人等方式，以支持孙中山搞“国民革命”的名义，为苏共、苏俄、苏联的最高利益服务。

宋庆龄可能在1930年代初，被共产国际发展为秘密党员。

据中共高官廖承志回忆，1933年5月的一天，宋庆龄来到他的母亲家。在只有他们二人在场时，宋庆龄对他说：“我是代表最高方面来的。”廖承志惊奇地望着她：“最高方面？”宋只说了两个字：“国际。”随后又补充道：“共产国际。”

宋庆龄说：“只问你两个问题：第一，上海的秘密工作还能否坚持下去？第二，你所知道的叛徒名单。”廖承志回答说：“第一，恐怕困难，我自己打算进苏区。第二，这容易，我马上写给你。”

廖承志飞快地写出名单后，交给宋庆龄。宋庆龄打开皮包，取出一根纸烟，把上半截烟丝挑了出来，将廖承志写好的纸条卷成卷塞了进去，放回皮包，然后匆匆离开。

廖承志回忆说：“尽管过了将近50年，但那短暂的不及半个小时的每一分钟我都记得清清楚楚。”

关于宋庆龄加入共产党，在苏联解密档案中也有佐证。1934年6月，共产国际联络局派往远东的一名代表在向其上级汇报的备忘录里写道：“关于宋庆龄的问题。她是个好同志。可以留在党内。但是，把她吸收入党是个很大的错误。是代表（指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代表）提出接受她入党的。她愿意献出一切。她对秘密工作有着很深刻的理解。”

被共产国际特别利用

苏联解密档案中有一封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写给曾任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的绝密信。1928年3月23日，加拉罕将此信抄送苏共军方领导人伏罗希洛夫。信中，米夫向苏共领导人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有必要请苏共领导人与宋庆龄谈话，以了解她对共产国际最近的决定，特别是全会第九号决议的态度。

第二，可以在以下四个方面利用宋庆龄：

（1）在她参与公共活动方面，可以建议在中国成立一个由她积极参与的反帝联盟，并确保可以利用这个成员广泛的组织，合法地掩护共产党的活动。

（2）在国民党这条线上，可以利用宋庆龄瓦解国民党领导层，将国民党左派与之分离，并使其与共产党接触。

（3）在国家层面上，利用宋庆龄向南京、武汉和奉天政府施压，要求他们与苏联恢复外交关系。

（4）通过宋庆龄向中国传播苏联的消息，反击国民党人（如孙科、胡汉民、伍朝枢）和民国媒体对苏联的攻击。

第三，有必要加强她对苏联政治体制是如何运作的了解。可以安排她访问苏联一次，邀请她参加红色国际工会大会，并指派1～2名讲师在意识形态方面对她进行强化训练等。

第四，如果与宋庆龄的合作取得成功；有必要邀请邓演达前往苏联，以与共产党进行更密切的合作，并希望利用他与宋庆龄共同实现上述目标。

跟共产国际“同声共气”

1927年4月12日，鉴于共产国际支持中共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后，一方面借国民党的“壳”发展壮大共产党，另一方面在国民党内争权夺利，在南京策划杀人排外事件，在农村杀害北伐军官兵家属等，国民党领导人蒋介石开始清党，即将加入国民党的中共党员全部清除出去。

1927年8月1日，共产国际操控中共发动南昌暴动。宋庆龄被推选为由周恩来等25人组成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委员，并担任七人主席团成员。暴动当天，她和毛泽东等22人以国民党中央委员名义发表宣言。

1927年8月23日，宋庆龄跑到“共产党的祖国”——苏联访问。

同年11月1日，宋庆龄等人在莫斯科发表《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其对中国时局的看法与共产国际高度一致。

1929年春，中山陵落成。南京政府为孙中山举行国葬仪式，宋庆龄回国出席葬礼。8月1日，宋庆龄给“国际反帝大同盟”发了一封电报，再次谴责国民政府，与共产国际的口径完全一致。

1929年9月21日，宋庆龄再次离开中国，前往欧洲，直到1931年为母奔丧才回国。回国途经莫斯科时，接受苏共关于营救共产国际高级间谍牛兰夫妇的指示。

为共产国际效劳

1932年12月，宋庆龄发起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名义上是争取“国内政治犯之释放与非法的拘禁、酷刑及杀戮之废除”，以及向政治犯提供法律的辩护及其他援助等，实际上是为了营救在上海被捕的共产国际间谍牛兰夫妇。

她曾亲自找蒋介石，转达苏共的条件：用扣押在苏联的蒋经国，交换被关押在中国的牛兰夫妇，但遭到蒋介石拒绝。

她还到监狱探望牛兰夫妇，设法安排狱中的牛兰到南京鼓楼医院就医，将他们的儿子接到自己家中，请律师为牛兰夫妇辩护。

她在上海成立“营救牛兰”委员会。因反响不大，遂将组织扩大，冠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名称。

除营救牛兰夫妇外，该同盟还开展了对陈独秀、廖承志、陈赓等中共要员的营救。

此后，宋庆龄继续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为共产国际效力，比如：

1933年初，帮助越南的胡志明与法国共产党领导人接触，恢复了胡志明与越共的联系。

1936年初，宋庆龄请在上海的中共地下党领导人潘汉年派一个中共党员做她的秘书，负责她和中共的联系，替她传递有关国民党高层的秘密情报。中共派来了李云。

据李云回忆，由于电台被破获，上海地下党无法和陕北的毛泽东和中央红军取得联系。宋庆龄设法找来张学良签发的特别通行证，并提供路费，请上海地下党员董健吾前往陕北，接通与陕北红军的联系。

1936年3月，应毛泽东的请求，宋庆龄设法安排美国医生马海德前往延安；6月，设法安排美国记者斯诺前往延安。11月，毛泽东向宋庆龄借了5万美元。

1937年12月23日，宋庆龄为躲避日军战火，带秘书李云由上海到香港。随着“国共第二次合作”开始，宋庆龄的工作重点由地下转向公开，继续帮助中共及其“解放区”的军民。

潘汉年对宋庆龄有过这样的评价：“孙夫人坚定不移地与我党合作，她用她的特殊身份、特殊地位，起了特殊的作用，任何人也替代不了。”

为苏共提供情报

在苏联解密档案中，有两份宋庆龄与苏共外交官的秘密谈话记录：一是1943年1月12日与苏共驻华大使帕纽什金的秘密谈话；二是1945年7月21日与苏共驻华大使馆一等秘书费多连科的秘密谈话。

在与前者的秘密谈话中，宋庆龄向苏共提供了以下情报：（1）蒋介石对莫斯科三国会议的看法；（2）中国政府内部核心圈对莫斯科的态度；（3）中共与国民党的关系；（4）美国驻华大使高斯与她会面的情况；（5）新疆的有关情况；（6）中英关系将发生重大转变的动态等。

在与后者的秘密谈话中，宋庆龄提供了以下情报：（1）中苏谈判的目标；（2）蒋经国参加谈判的作用；（3）国共两党关系；（4）蒋介石如何解决共产主义问题；（5）蒋介石是否打算进行民主改革；（5）中国政府对苏联在远东采取行动的态度等。

宋庆龄和毛泽东。（网络图片）

宋美龄评价宋庆龄：于国未尽忠，于父母未尽孝，于夫妻未尽节……可不悲哉！

鉴于宋庆龄在中共不择手段颠覆中国合法政权——中华民国的过程中，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共建政后，一度给了宋庆龄不少政治待遇，诸如：让她担任中共国家副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妇联名誉主席等。

但是，中共建政后，完全违背了它当初许下的建立“自由民主新中国”的承诺，发动了一场接一场血腥残暴的政治运动，给中国、中国人民、中华民族带来浩劫大难。

在文革的“掘祖坟运动”中，毛泽东的红卫兵，不仅毁坏了宋庆龄父母的墓地，还把墓中的骸骨挖出来“暴尸”。

据曾担任过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秘书的何方统计，宋庆龄在文革期间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写了七封信，表达她对文革的反感。

1967年8月、1969年11月、1976年6月，宋庆龄三次产生过厌世思想。

她在一封信中写道：“我不懂文化，说小说都是政治，而且都是毒草，我糊涂了……一些和我一起工作的同事都变成了走资派、反党集团、野心家、牛鬼蛇神。中央要我学习批判揭发刘少奇，我不会作的，刘少奇主席在党中央工作了三四十年，今天会是叛徒、内奸！我不相信，一个叛徒、内奸当了七年的国家主席……怎么可以乱抓人、乱斗人、逼死人?”

对此，毛泽东不屑一顾。1970年3月，毛对周恩来说：“她不愿意看到今天的变化，可以到海峡对岸，可以去香港、去外国，我不挽留。”

毛的意思很清楚：你看不惯，就滚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