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雪：中共与国家恐怖主义(图)

盛雪（本人提供）

一、什么是恐怖主义

由于2001年9月11日在美国发生了震惊世人的911恐怖袭击事件，“恐怖主义”这个名词被广泛的使用。那么，什么是“恐怖主义”呢？它的确切定义到底是什么？的确，对于“恐怖主义”一词的界定，世界各国有着不同的阐释，甚至在一些具体的说法上还有很大分歧。比如：

(１）《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对恐怖主义的定义是：“对各国政府、公众和个人使用令人莫测的暴力讹诈或威胁，以达到某种特定目的的政治手段。”

（２）英国学者哈利戴提出：“恐怖主义是指战争或内战以外，出于某种政治目的而采取的个别暴力行为。”

（３）美国国务院的解释是：“由组织或代理人为了政治目的，有预谋地针对非战斗人员使用或威胁使用暴力，通常这种行为是试图对他人产生影响”。

（4）《美国法典》中的定义是：“恐怖主义”是指有预谋的，有政治目的，并且针对非军事目标的，由非国家的集团或秘密组织进行的暴力活动，其目的通常是影响社会公众。

（5）美国国防部对恐怖主义的定义是：“为实现政治、宗教或意识形态的目的，对个人或财物非法使用，或威胁使用武装力量或暴力，用以强制或胁迫政府及社会”。

（6）中国最近出版了一本《恐怖主义．邪教．黑社会》，书中对“恐怖主义的定义是：任何个人、团体或国家，使用暴力或其他毁灭性手段，残害无辜，制造恐怖，以达到某种政治目的的，是恐怖主义。

在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之后，联合国也试图就“恐怖主义”再次定义，但是也出现了一些分歧，比如：民族及地区分离主义运动和独立运动当中的暴力手段是不是恐怖主义？。

到目前为止，联合国针对恐怖主义已经通过的12个公约或议定书，由于都是针对一些具体的行为，所以都避开了要给“恐怖主义”下定义这个难题。

尽管如此，综上所述，人们对于恐怖主义的基本要素还是有共同的认识的。所以我认为，恐怖主义的定义应该是：个人、组织、或者国家政权针对无辜者的，有政治性目的的恐怖暴力行为。

在各种恐怖主义形式中都有三个要点：一是有一定的社会性、政治性目的；二是针对无辜者，以实施暴力或者以暴力威胁为手段（包括武力和非武力手段）；三是制造恐怖。而其中，制造恐怖是核心。也就是说，恐怖主义的实施和结果都是为了让人感到恐怖，从而屈从于某种势力。

另外，根据以上定义，恐怖主义活动的实质是，使用或者威胁使用暴力。不使用暴力的政治行为不是恐怖主义，比如：罢工、和平示威、请愿等等。

二、恐怖主义都有那些种类

恐怖主义大致可分为四类：个人恐怖主义、集团恐怖主义、国家恐怖主义、国际恐怖主义。

1、个人恐怖主义

是指以个人为主体实施恐怖主义行为。个人以绑架、暗杀、劫机、爆炸、散布恐怖谣言等恐怖手段恐吓、胁迫社会，以普通平民作为暴力攻击目标。实施恐怖主义行为的个人称为“恐怖分子”。

比如：一九九五年四月十九日，发生在美国奥克拉荷马的联邦大楼爆炸案，三十二岁的美国人麦克维，在联邦大楼爆炸案中令一百六十八名无辜的市民死亡，当中有十九名儿童。这一案件是典型的个人恐怖主义。麦克维是一个典型的恐怖分子。

另外，中国发生的“石家庄大爆炸案”也是“个人恐怖主义”事件。爆炸事件针对普通百姓，连炸四栋大楼，炸死两百多无辜民众。按照目前中国官方的调查结果，认为是个人所为。那么这个人也是恐怖分子。

2、集团恐怖主义

是指以团伙、帮派、组织等为主体实施恐怖主义行为。这些组织以平民为目标；以恐吓社会、政敌、政权等为目的，采取暴力攻击行为。这些团伙、帮派、组织是恐怖组织。恐怖组织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对组织内部的人也是采取恐怖手段进行控制。

发动911恐怖袭击的本拉登的“基地组织”是典型的恐怖组织。另外，巴勒斯坦的“哈马斯”，西班牙的民族组织“埃塔”，令斯里兰卡政府最头疼的“泰米尔猛虎游击队”，日本的“赤军”，意大利的“红色旅”等，都是国际著名的恐怖组织。

3、国家恐怖主义

是指以整个国家政权为主体实施恐怖主义行为。它依靠国家机器，盗用政府权力，合法使用暴力，对人民实行恐怖统治。其最大的特点是：暴力舆权力的结合。

国家恐怖主义的早期形式是1793年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雅各宾专政。后来象希特勒时期的德国，斯大林时期的苏联；金日成、金正日父子统治下的朝鲜等，都是政权依靠国家机器，政府合法使用暴力，剥夺本国人民的全部自由权利，对全体人民实行暴力恐怖统治的典型。

4、国际恐怖主义

是指以恐怖组织或者恐怖政权为主体实施的超越国界的恐怖主义行为。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是对人类自由威胁最大的国际恐怖主义。它们的组织、触角曾经遍布于世界。它们的目标是以恐怖主义统治世界，彻底消灭人类自由。

也有许多恐怖组织成为跨国恐怖集团，形成国际恐怖主义势力。如：本.拉登的基地组织等。

三、中国共产党及其政权的恐怖主义特征

中国共产党及其政权符合个人恐怖主义、集团恐怖主义、国家恐怖主义以及国际恐怖主义的四大种类的所有恐怖主义特征。

1、中国共产党的起源

中国共产党在建立政权之前，崇尚的是暴力恐怖理论：共产党早年赤裸裸地鼓吹暴力革命，标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煽动“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号召工农民众“杀尽土豪劣绅及一切反动派”，鼓吹社会变革是“砸碎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世界”等等。

共产党在夺取和建立政权的过程中，采取大量的暴力恐怖手段。但是，由于共产党建政之后，全面垄断了所有新闻、舆论、出版等等人们获知讯息的渠道，并对历史事件真相进行大量歪曲和篡改，使得我们无法获知很多历史事实。而且，共产党依靠掌握的信息舆论工具，任意极大的美化了自己早年的形象，使得我们只能按照共产党刻划的形象去了解共产党。但今天在及其有限的条件下，还是能够找到许多当年共产党大量从事爆炸、绑架、暗杀、酷刑等等恐怖主义行为的铁证。

如果说在特定历史时期，特别是战争时期，敌对双方都会采取一些非正规手段对付敌对一方，但是，共产党当年有多少恐怖主义行为是针对普通民众的。

2、早年的共产党人是恐怖分子

早年的许多共产党人个人是不折不扣的恐怖分子。在暴力革命理论的灌输和煽动下，许多青年革命知识分子成为杀人不眨眼的魔王。

比如：湖南第一师范的学生夏曦，本来是一位文质彬彬的书生，一位爱国知识分子。参加共产党之后，在1930年湘、鄂、西苏区肃反中，采取极端恐怖主义的手法，在共产党内部大开杀戒，用尽酷刑，许多人被处决。许多死者甚至都是他出生入死的战友和朋友。夏曦在那次肃反中，屠杀自己的同志一万多人。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毕业于北京大学的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和鄂、豫、皖苏区肃反，也杀害了一万多名自己的战友。张国焘还亲自坐堂刑讯逼供。

周恩来和康生，1931年在上海，以恐怖手段惩治叛徒，亲自带领人执斧头砍死顾顺章一家老弱妇孺十几个人。

3、早期的共产党是恐怖组织

建政之前的共产党为了夺取政权，不仅枪杀国民党军官，镇压旧体制官吏，绑架暗杀土豪劣绅，也以烧光、杀光的恐怖主义政策来迫使农民就范。

1993年出版的《中国左祸》一书如此来形容共产党当时的恐怖主义政策：“一座座村庄，烧成废墟，百里无鸡鸣，一片片焦土，啼号不绝，苍生痛哭，穷苦百姓，无家可归，骨肉离散”。但是，后来共产党把这些做法完全栽赃到国民党头上。

数十年过去了，现在在一些国内地方性的小的档案资料馆还能找到一些当年的历史记录。

香港《开放》杂志刊登蔡咏梅女士《湖南农民运动揭开中共血腥序幕》一文介绍中共党史资料披露。当时毛泽东中央红军一军团红四军政治部编的一份两万字“筹款须知”，专门向红军战士教授如何向地主、商人、富农和普通民众进行绑架，勒索财物的教材，其行径更甚于土匪。

这个勒索指南传授了五个步骤。

第一步，精密调查，方法包括“要找到贫苦勇敢的工农份子或流氓份子，找些土豪财物或鸦片烟，酒肉等，秘密给那些贫苦工农”，小孩或流氓份子，其至许赏他们的金钱以引诱他“说实话”。

第二步，捉人“实为绑架”，特别强调要提以当家的父母独生子女以“上有父母、下有儿女的为最重要，同时未嫁的女，又只有一个，或媳妇怀孕，娘家又厉害的也为重要。收押的人必须常用宣传与恐吓的手段分别轻重对付。”

第三步，多贴条子，即将勒索对象写上条子贴出公开恐吓，该条指示，“不管地主，大商人，富农，凡在政策下可以筹得，都要贴，以免漏网”。

第四步，软硬兼施加紧催款。文件所指的硬方式是以要烧要杀的形式恐吓。称“在必要时，没收一家财物，烧一家房屋，或杀一个土豪”。

第五步，“做好做歹，雷厉风行”，“到筹款时候，必须动员群众，调查的调查，贴布告的贴布告，以及向群众宣传的，向代表（编按：被勒索者的代表）交涉和催款的，散布凶吉消息（即要杀人烧屋）的，做转弯的，提洋油的，磨马刀的，打土豪的，没收财物的，散发东西的，督促的，各种工作人员都要雷厉风行……才能使财宝滚滚而来”。

这是典型的暴力恐怖主义的教材，也是中国共产党集团作为恐怖主义组织的铁证。那时的共产党，还不精通美化自己的技巧，大概那时也不认为这样的行径需要遮盖，所以我们今天才能看到这么精彩的恐怖主义教材。

4、早期的苏区是国家恐怖主义的雏形

当时中国共产党控制的苏区，也叫“解放区”，事实上已经是以红军为核心的暴力极权社会。它不仅对社会大众实施恐怖手段，对内也实施恐怖统治，精神控制。

中国著名女作家、人民文学出版社原社长韦君宜，在她临去世前出版的《思痛录》中，真实记录了她本人早年跟随共产党，亲身经历的无数次的在共产党精神控制下的惨痛经历。她指出，令她一生恐惧的这种精神控制与精神虐杀的登峰造极，并不是1966年发生的文化大革命，而是发生于1942年的号称“抢救失足者”的延安整风运动甚至于更早。她列举了大量事例来描述共产党当时制造的恐怖气氛，人人自危的恐怖效果，说明，当时共产党在内部实施的完全是恐怖主义的统治。

由早年共产党权威人士一手操纵的集团性、运动性的精神控制与制度行的组织清洗，当时并不仅仅限于革命圣地延安，而是遍及中国各地，更造成数十万人被无辜杀害。

四、中国是国家恐怖主义国家

共产党在暴力恐怖理论指导下，通过暴力恐怖手段，特别是经过暴力恐怖实施的积累，建立了中国历史上最为血腥恐怖的政权–中国国家恐怖主义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它对中国人民实施了长达五十几年的恐怖统治。

联合国指出，由于国家恐怖主义事实上是政府对其本国民众实施的恐怖主义，所以被称之为：自上而下的恐怖主义。它所造成的对人权的严重践踏远远超越任何其他形式的恐怖主义。联合国委任的研究恐怖主义的特别委员库珐女士，在2002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上指出：国家恐怖主义所犯下的暴行，比其它任何恐怖主义所犯下的暴行的总和还要多得多。

中国共产党及其政权符合个人恐怖主义、集团恐怖主义、国家恐怖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所有种类的恐怖主义特征。其中，国家恐怖主义对中国的危害最大。

1、对社会进行全面恐怖主义统治

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是当代世界最大的恐怖主义国家。它实施的是彻头彻尾的国家恐怖主义。它依靠国家机器，盗用政府权力，合法使用暴力；运用司法、警察、监狱、特务等权力系统；垄断新闻、宣传、出版、舆论所有信息管道及传媒领域；控制人们生老病死，赖以生存的所有社会资源；钳制人民心灵感受、思想观念、情感表达、行为方式的所有方面。在国家恐怖主义统治之下，人民没有选择的余地。

由于国家恐怖主义实施的恐怖是全方位的、铺天盖地的，它对人从心灵上进行扭曲，从精神上进行摧残，从尊严上进行羞辱，从思想上进行控制，从肉体上进行消灭。经历过镇反、三反五反、土改、反右、四清、文革、一打三反、四五、六四、镇压法轮功等无数次血腥恐怖大事件的中国人民，已经在铺天盖地、永无休止的恐怖主义浪潮中吓破了胆，甚至麻木了，甚至渐渐适应和接受了这种恐怖统治。

2、持续不断的制造恐怖暴力事件

近年，有许多研究和著作显示，在中国共产党五十几年的恐怖统治下，至少造成八千万中国人死于非命。在共产党取得政权的第一年里，就大开杀戒，上千万人在镇反中被处决。

五十年代杀人如麻：

五十年代一系列的镇压行动中，被贴上“坏人”标签的人，几乎没有活路，许多地方甚至集体屠杀这样的人，造成千万人死亡。

中共党史的正式说法是，从1950年毛泽东发表“双十指示”开始的“镇反”运动，到1953年11月结束，长达三年。这次镇压的对象是所谓五个方面：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和反动会道门头子。俗称“社会上的反革命”。镇压的手段是“杀、关、管”三个字，即处决一批、判刑一批、管制一批。据1996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四个部门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的报告：从1949年初到1952年2月分两个阶段进行的“镇反”中，镇压了反革命份子157万6千1百多人，其中87万3千6百余人被判死刑。

五十年代中共究竟镇压了多少人？1955年5月17日，毛泽东在十五省市委书记会上就定了个指标：“反革命五年抓一百五十万，每年三十万”。毛泽东在1956年4月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上说“过去杀、关、管二、三百万是非常必要的”。毛泽东在57年2月最高国务会上透露50年至52年杀了七十万反革命份子，之后三年又杀了八万。当时任公安部长的罗瑞卿透露过，1949至1955年有四百万人被处死（这当然只是镇反的杀人数）。国外的估计则从数百万到两千万都有。

毛泽东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下令展开的“三反运动”，即“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在一九五二年五月二十六日提出了针对资本家的“五反运动”，即“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经济情报”。

六十年代苍天无泪

六十年代初，有四千万到六千万人死在共产党所推行的灭绝政策的灾荒中。而“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也是千万人头落地。

史料记载，文革中死人集中于几个时期，第一个是1966年的“红色恐怖”时期。

以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正式开场的文革，宗旨就是消灭一切牛鬼蛇神。

六月间，恐怖暴力的打人之风开始盛行，北京新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传达了毛泽东的“关于发生打死人事件的指示”：毛泽东说“打就打嘛，好人打好人误会，不打不相识；好人打坏人，活该；好人打坏人光荣。”一个月之内，在北京被打死的各类人就数以千计，后来中共官方统计说是北京市被打死一千七百余人，那就是说，至少打死了这么多。

要是没有政府的支持，没有公安局的配合，十几岁的中学生组成的红卫兵不可能造成如此大范围的恐怖。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在北京市公安局的一次会议上说：“民警要站在红卫兵一边……供给他们情况，把五类份子的情况介绍给他们。”

由于各省、市公安局的局长们还是有顾虑，他们担心于放手让学生在街上随意打死人，运动过后自己被追究。毛泽东于八月二十二日亲自批转了一个名为《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文件，规定“不准以任何借口，出动警察干涉、镇压革命学生运动。”“警察一律不得进入学校。”“除了……现行反革命份子，……运动中一律不逮捕人。”于是全国爆发了杀人狂潮。“最高指示”传遍全国，杀戮在全国范围进行，全国在这场文革初期的“红色恐怖”中，被杀者应不下十万。

文革初期自杀者约廿万人

更多的人自杀了。世界历史上，从不曾有过如此多的人在如此大的范围内、用如此多的方法结束自己的生命。仅一个陕西省，文革中自杀的就有两千多名。

作家巴金回忆道：“当时大家都像发了疯一样，看见一个熟人从高楼跳下，毫无同情，反而开会批判，高呼口号，用恶毒的言辞攻击死者。”文革初期自杀的人当在十万至二十万之间。

文革期间的一年多的武斗，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应在三十万至五十万之间。另外，死于晚期的“清队”运动人数应在五十万人以上。

遇罗克在66年写的《出身论》里，列举当权者残害“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份子、坏份子、右派份子）及其子女的手段，写过“残酷的‘连根拔’”一句，指的就是发生在66年8月、惨绝人寰的北京郊区大兴县屠杀事件。66年8月26日，大兴县公安系统传达了公安部长谢富治的讲话，从8月27日至9月1日，县内13个公社，48个大队，先后杀害了325人，最大的80岁，最小的才38天，有22户人家被杀绝。（见《“文化大革命”十年史》1986年9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另外，广西省灵山县要建立一个“没有地富阶级（分子）的社会“，文革期间共打死逼死三千二百多人，其中“四类分子”二千一百三十人。该县全家被杀绝的，粗略统计有五百二十多户……杀人还普通伴随着抄家、拆房、没收所有财物，在经济上同时实行“专政”，使幸存者也无以为生。

七十年代变本加厉

七十年代对反革命的镇压没有丝毫手软，张志新因为对毛泽东提出质疑，被打成反革命，被处决前已经被逼成神经病，临行前被轮奸，被割破喉管。恐怖政权杀害张志新的手段让多少人午夜惊梦。

1970年的“一打三反”的内容是：打击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70年春始的“一打”是对“清队”时未完全解决的文革中对立派的最后的镇压。这场运动的非正常死亡数，也应在十五至二十万之间。

八十年代动用军队公然镇压

八十年代初的严打，将许多无辜的青年人镇压，有统计数字显示，83年的严打镇压了一百多万人。举世震惊的八九年六.四屠杀事件，是中共国家恐怖主义的一次充分表现，也把它的残暴展示在世人面前。一个政权，以国家的名义，动用大批正规军和坦克兵团，公然对手无寸铁的学生和民众进行杀戮。“六四”屠杀之后，马上就是镇压带来的大批人入狱和立即开始的处决。恐怖气氛像战争年代的敌占区。

九十年代铲除异己镇压法轮功

九十年代，中共政权对推动中国民主自由的民主人士进行了严厉的镇压，，法轮功的镇压，正在造成新的成千上万冤魂。而对异议人士、宗教人士、反抗人士的镇压从来没有停止过。

蒙、维、藏被杀人数无法统计

引述纽约人权组织“亚洲观察”（The Asia Watch）的数字，文革中，内蒙古有5万多人被迫害致死。这个数字比上述中共官方数字高出三倍多。据清格尔图的研究推算，在中共统治下，有15万多蒙古人被迫害致死。

达赖喇嘛1991年10月9日在美国耶鲁大学演讲时说：“自1950至1980年，藏人因饥饿、迫害和枪杀，死亡达120万，占全部西藏人口的五分之一，其中34万人死于饥饿，86万人死于迫害、枪杀。”

据旅居德国慕尼黑的维族学者安瓦尔于1999年在澳门召开的“一国两制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指出，根据中共官方资料：“自1990年到２０００年，被中共处决以及迫害死于狱中的维族人等有700多人，被中共关押、收审的人数达56万人次。”

斯大林曾说，死一个人是悲剧，死一百万是个数字。没有比这句话更能代表共产党对生命和屠杀的看法了。

那种残酷的共产主义者，永远也不会把任何死亡数字和每一个具体的生命联在一起。8千万，是个多么大的数字！它相当于近4个台湾，11个香港的人口；是整个二次世界大战丧生人数的2倍半还多。虽然这个数字只是一个概况，但它和实际死亡人数相差不会太悬殊。

持续不断地制造恐怖暴力事件，成为维护恐怖暴力统治的有效方法。

五、中国政府使国家恐怖主义达到极限

恐怖主义之所以能够产生效果，正是利用了人民的恐惧心理。怎么样造成恐惧心理，国家恐怖主义比起任何其它恐怖主义都更加有优势。因为它手上有国家权力，它可以动用全部国家机器，全方位地对社会和个人进行恐怖主义统治。

中国共产党政府能维持到今天，正是利用了人民的恐惧心理，推行国家恐怖主义的结果。这与其它恐怖主义分子所采取的暗杀、绑架、爆炸，在指导思想和性质上都如出一辙，所不同的是，死于中国式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的民众，已超过一亿。一般的恐怖分子或恐怖组织在进行恐怖行为的组织能力、动用物力、调动人力、组织实施的规模上，以及实施恐怖行为的经验上都比中国共产党政府低档了许多。故东南亚的恐怖分子才要来中国接受培训。

1、范围上，全方位

政治权利的剥夺、经济利益的垄断、文化信息的封锁、日常生活的控制。

政治权利的剥夺：我们知道，中国社会是一个被政治全部控制的社会。早些年，可能我们每个人都有过这样的经验：从上小学开始，你就会在政治上要求进步，要求加入红小兵；到了中学要求加入红卫兵，要求加入共青团；工作以后，更是积极要求入党，就是要主动要求加入共产党，进入这个恐怖组织，主动接受控制。

我并不相信所有人都是因为在理念上和共产党有高度认同才这么做的。而是因为每个人潜意识中都明白，中国社会是被共产党牢牢控制的社会，你必须要在政治上有了保障，或者有了一定的地位之后，你在经济、文化、以及日常生活等其它领域的权力才能够得到保障和提升。

曾几何时，中国人都积极靠拢党组织，自动接受管制和控制，这样做可以给人带来各种各样的好处，其中最主要的是安全感。而不积极靠拢党组织，不把自己交给党的人，在政治上就完全失去了保障，真是什么遭遇都有可能发生。前一阶段，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表示说，要争取资本家入党，这实际上是要政权和金钱的结合，是让一些人在政治上和经济利益上结合，给他们一种保障，实际上是进行一种更紧密的控制。

经济利益的垄断：共产党实行国家恐怖主义包括对所有人民实行经济上的控制，主要是通过对经济资源的封锁及对经济机会和经济利益的控制和垄断来实现的。我们可以看一看，在中国二十年的改革开放中，是什么样的人先富起来了？有一个事实是不能否认的，那就是太子党和整个特权阶层先富起来了。

今天的中国是不到５％的人，掌握着９５％的财富，另外９５％人，在拼抢着不到５％的生存资源。而近些年爆发的一个个经济大案，无一不是因为中共政权内部利益分配，或者权利斗争所引发。

文化信息的封锁：共产党对整个社会的国家恐怖主义的统治还包括在舆论、传媒、新闻、文化上的封锁。凡是在中国生活过一段时间的人，对这种封锁都会有非常直接的感受，那就是,在中国国内，整个新闻媒体没多少可看的东西。八十年代以前更不用说了，那时中国的现行反革命案件当中，有多少是因为什么收听敌台、收藏禁书、或者只是看了当局不许看的一篇文章。许多反革命集团案都是一些年轻人处于对知识和真理的追求，在一起看书讨论聚会等等。连中共高官郭沫若的儿子，也因为组织读书会被整肃而跳楼自杀。

几十年里，所有国内的报纸，头版全是一样的新闻，因为不可以有其它的新闻报导。这样，人民所知道的就是共产党需要人民知道的那些东西，人民无从得知其它的信息。我写作出版了《远华案黑幕》一书之后，因为这本书揭露了远华案许多不为人知的黑幕，中宣部立即下达紧急文件，宣布这本书为有严重政治问题的禁书，在全国收缴。有不少人因此被抓被判。照理说，高科技的信息手段应该给整个社会提供了很多空间和机会。

可是中国在高科技信息技术的发展潮流下做了什么呢，中国目前有至少三十万网络警察，专责监视网络内容、阻断信息、封锁真相、关闭网页。《中国新闻周刊》对中国的网警有这样的描述：他们虽为警察，却身着便装；他们时时与犯罪嫌疑人短兵相接，却不用枪支弹药、擒拿格斗；他们没有防暴队员那样矫健的身手，却拥有一个装满尖端科技的大脑，对计算机、对网络，他们了如指掌。他们就是网络警察，全称:国际互联网安全监察专业警察，中国最年轻的警种。

中国多次封锁国内一些不同政见的网站，有些根本连政见都没有，只是当局不喜欢。中共还封锁了海外五十万个网站。近来越来越多的人因为在互联网上发表见解被秘密逮捕，北京师范大学的２０岁女学生刘荻，就是因为在网络上乱说话，被监禁了１年多，家里人不许看望，不许请律师，不许和外界接触。中国政府正在继续利用手中掌握的国家机器、国家公权力，去进行恐怖主义统治的新闻和信息封锁。

日常生活的限制：我想，凡在中国生活过的人都有感同身受的经历。举例说，中国实行的户口制度，把人牢牢地固定在一个地方；还有，过去几十年一直实行的票证制度，是对中国人生老病死，甚至饮食起居全方位的控制。以前我们过日子每天都必须依赖粮票、油票、肉票、布票、副食卷，那时包括花生、瓜子、火柴、卫生纸都要证。没有这些证券人怎么活呀。

实际上，最主要的目的是要对人进行全方位的严密控制。就是说，当你不肯屈从于给你设定的一种生活方式，或者你的生活状态引起官方不快的时候，官方就可以完全切断你的生存来源窒息你的生存空间。设想一下，你要想脱离那种控制，你可能几天都活不了，因为你什么东西都没有，哪也不能去。所以，这种对社会全方位的控制，应该说是国家恐怖主义统治最完美的一种体现了。

现在是不是没有了呢，现在国内城市实行暂住证，相当于从石家庄搬到北京居住要办签证。不久前一个叫孙志刚的大学生毕业后，在广州找到一个工作，他到广州去上班，当天傍晚上街忘了带暂住证，结果被强行收容，几天后在收容中心被活活打死。

2、做法上，不择手段

监视、监听、胁迫、收买、人质、酷刑、侮辱、公审、连坐、关精神病院。在心灵上进行扭曲、尊严上进行剥夺、思想上进行控制、观念上进行引导、肉体上进行消灭、行为上进行限制。

共产党在人的心灵上进行长期不间断的暗示，使人常常在自己潜意识中已经接受了一种观念，知道什么能做能说，什么不能做不能说。人心里自己已经有了一把尺子，人们会不由自主地去配合这样一种统治方式，从而帮助恐怖主义完成了对个人精神上的控制。另外，共产党长期在观念上对公众进行误导，在人的思想上进行限制等等。上点年纪的人都应该还记得早请示、晚汇报这些事。那时不管你是在读书，还是在工作，肯定做过思想汇报，跟领导谈心；红卫兵、共青团员、共产党员要每个礼拜过组织生活等等。这些都可以说是国家恐怖主义对个人进行控制的一些很具体的手段。

也许有人会说：“喔，这些事情发生过，但并不是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好，那么看看今天我们的身边吧。我们今天的中国社会，政府不是仍然鼓励民众之间监视、举报、揭发这样的做法么。仍然可以看到随意监禁、逮捕、甚至绑架这样的现象么。时代变了，但是共产党统治方式的本质没有变。

包括公审制度，这不是美国的陪审团制度。公审制度公审大会――是一种非常不仁道，非常残暴的一种制度。而它正是对一个社会或者对人的群体进行恐怖、威吓的一种非常直接的手段。这可以说是对人的精神、心灵、人格、尊严等等，彻底击溃进行全方位控制的一种很好的示范。

公审制度是及其残酷和不人道的，何况，犯人也是人，也有人的基本尊严，他的基本人权也应该得到保护。正是由于中国政府常年实行这样不人道的统治，让中国人习惯了这些残暴的做法。而实际上，政府这样做最主要的效果就是恐吓。

中国政府动不动就把人送进精神病院，王万星的遭遇就是例子。他９２年在天安门广场打出“平反六四”的字条，因此被关进精神病院至今。共产党经常用人情、亲情和人性作为要挟。

对人进行肉体消灭这样的事情常年来一直在中国非常普遍。多少年以来，中国判处死刑的数字总是远远高于整个世界，常常是全球的总和。

“1995年，中国处决的人数达2千1百90人。当年全球187个国家共有2千9百人被处死，其中76%在中国。”（“国际大赦”的报告）“1996年，根据中国官方报纸的报导，有4千3百67人被判处死刑（平均每天约有一打）。全世界几年处死的人数加起来也不如中国一年处死的多。”（《纽约时报》2001年6月19日的报导）。

2001年，中国一共判处了四千五百人死刑。有时候我在想，难道中国人看待自己的命贱，不把生命当回事？　或者说中国人骨子里面有犯罪基因，总是有这么大范围的人会去坑蒙拐骗、烧杀抢掠、触犯刑法。事实上，最基本的原因是政府要对整个社会进行一种恐吓的控制，用严刑酷吏来管制社会，用杀人这样一个最直接的办法对社会进行要胁。这种手段是从建国起就一直延续下来的。这几年中国社会道德丧尽，社会矛盾激化，贫富悬殊加大，恶性事件越来越多，共产党杀人的借口也就更多了。

3、中国人没有免于恐惧的自由秘密逮捕在中国仍然时刻在发生。

在前一个阶段，有几位海外学者回国，包括从美国回去的徐泽荣，搞文革史研究的宋永毅，都是在国内做社会调查的时候被秘密逮捕的。在国内，北京安全局2001年3月秘密绑架了北大研究生毕业的杨子立，同时被捕的还有北师大的徐伟，广播学院的张洪海，以及地质大学毕业的靳海科。

他们不是民运人士，不是下岗示威抗议的工人，不是法轮功修炼者，不是上访闹事的农民，他们也没有很明确的政治诉求，没有任何行为可以被划分为政治异己份子，他们仅仅是关心社会的学者。杨子立回老家奔丧，在回来的路上就失踪了，他太太经过很长时间的打探，才知道他是被国安部秘密逮捕了。这难道不是国家恐怖主义对付人民的手段么。

我们知道，异议人士长期以来被以各种名目迫害，甚至可能被政府以嫖娼罪逮捕；很多法轮功修炼者被秘密杀害；自由知识分子被监禁或被迫流亡；下岗工人在争取自己权益的时候被逮捕下狱；包括抗税的农民，被指是非法越级上访。中央甚至还下令要坚决打击非法越级上访。他们随时遭到关押毒打遣返等等。

所以，就算你不是以上的任何一种人，就算他们都和你无关，可惜你也不是安全的。在这件事情上，我想到了北京大学毕业的研究生杨子立被捕后，他太太写的一封信，他妻子说：“在这之前，我从来不关心政治，我也不关心社会上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只是做好我自己的本职工作，我觉得，那些事情跟我没有关系。直到我丈夫被秘密逮捕之后，我才意识到，实际上这样的迫害是随时随处都可能发生的，而且随时都可能发生在你的身上”。

所以说，这样一种国家恐怖主义统治，不管你承认还是不承认，不管你现在是否感受到或者意识到了，它是无时不在、无处不有的。中国是一个警察国家、特务国家、暴力国家、腐败国家。

六、国家恐怖主义的危害

针对中国国家恐怖主义的危害，我想从这么几个方面来跟大家分享。包括它对个人的影响，以及对社会和对国家的影响，当然也包括对整个世界的影响。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它对个人的影响。我相信其实很多中国人都有这样一种体验，感觉到长期生活在一种心理和精神的恐惧之下。特别是经历过中国这么多次政治运动那些人，在这一点上，我想是有深刻的体会的。人长时间生活在精神和心理的恐惧当中，人的心灵就会有一种扭曲，会经常伴随有恐惧、多疑、不安、怨恨、仇视等等情绪，这种影响是很深刻的。想一想，你会发现我们身边很多这样的人。

国家恐怖主义对整个社会的影响。毕竟社会是由人组成的，如果一个社会当中的大部分人都心怀恐惧，有不健全的心智和心态，那么，这个社会就很难是个正常的社会。我们看看今天的中国社会，在长期的国家恐怖主义的统治之下，人人自危、互相为敌、互相算计、互不信任、互相仇视。

我想很多上点年纪的人可能记得这样的一句话，叫做：“面对面批判，背对背揭发”，这句话指的是文革时期人和人之间的一种非常不正常的关系。现在这种状况稍有缓解，但是，由于中国专制社会制度没有改变，专政机器还像过去一样在运转，这种状况还会持续。

1、恐怖统治使社会失常

鼓励人民互相举报揭发、互相监视，这是中国政府一直惯用的手法，也是恐怖主义典型手法：我们可以看看这三年多来，中国政府对法轮功学员的镇压。中国政府在镇压法轮功成员上采取很多非常极端的做法，有很多典型的例子。除了用尽各种手段对他们刑讯逼供酷刑虐待之外，举报揭发可以说是政府鼓励的最普通的手法。

现在，政府甚至奖励一些人举报，规定举报一个法轮功修炼者，可以获得多少多少钱奖金。被中国释放的法轮功学员林慎立，来到加拿大之后，向外界介绍说，他在监狱里的时候，狱方甚至让犯人来对法轮功学员进行体罚迫害，如果犯人能够帮助狱方转变一个法轮功学员，甚至这个犯人可以被减刑。它发动全国人民来参与恐怖主义的行动。它实际上还是在利用国家机器、国家权力，它把触角直接深入到人群当中、社会上去，对整个社会形成一种影响一种控制。

2、恐怖统治使国家多灾多难

另外，让我们看看恐怖主义对国家的影响。我们知道，中国是一个有13亿人口的大国，我们经常说，中国有着五千年的文明，有着五千年的古老文化。可是，今天的中国，做为这样一个大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又是什么呢?中国总是被国际社会批评为是人权最差的国家。联合国的人权报告也好，一些主要的西方国家的人权报告也好，总是罗列很多很多中国迫害人权的例子；包括中国领导人出访，到处都受到抗议，中国驻外机构也总是受到示威抗议最多的。

联合国每年有一个对世界各国社会发展指数的综合评比，中国排在100多位以后。这跟中国做为一个这么大的国家是非常不相称的。

所以这也就不难理解了，现在大批的移民潮，通过留学也好，或者出访滞留不归也好，或用钱来做投资移民也好，甚至冒着死亡的危险偷渡。反正是用各种方式，想方设法来离开那个国家。

3、恐怖统治让中国人四散逃亡

事实上，中国人的出国潮和难民潮己经持续了数十年。当然，六、七十年代的时侯，出国对中国人来讲是非常困难的。那时很少人能够有正当机会和权利出国。只有广东、福建等沿海省份的民众，冒死游泳偷渡到香港的，有些人后来又辗转到了西方国家。从八十年代初开始，就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带来一个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大批中国人向海外走。89年六四屠杀，引发了一个持续到现在的难民潮。我相信，很多人其实并不仅仅单纯是为了到海外寻求一个比较好的物质生活条件。其中很多人是为了寻求一个更加宽松的一种社会环境、一种心灵上的安宁、一种安全和和平。

中国《人口与经济》双月刊2001年第1期，刊载署名黄润龙的文章，“中国的非法移民问题”指出：中国非法移民的数量是个客观存在而又十分难以统计的数据。中国自1978年到1995年，每年约有10万以上中国人移民海外，而同期偷渡出境的非法移民相当于当年合法移民的21%，合每年1.8万人左右，这一数字不包含流入到港澳地区的较保守估计。

作者又引证不同消息来源说，1997年戈德斯通（Goldstone）评估认为，20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的海外移民为每年18万，其中到美国的非法移民每年达2.5万人之多，与到美国的合法移民数字相当。而另一个消息来源迈尔斯（Myers）则估计，从1990年到1993年间，每年仅福建就有10万非法移民在美国，1995年以后有了明显的下降。这期间，另外每年有一万多人次从中国偷渡失败被抓。

中国的偷渡潮涌向世界各地，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欧洲各国，以及日本、新加坡、印尼；和南美各国，反正凡是能够让中国人自由呼吸自由生活的地方，都有中国人艰辛跋涉的身影。

七、中共向外输出恐怖主义数十年

那么国家恐怖主义对于海外华人有什么影响呢?比如说，我们生活在海外，国家恐怖统治对我们有什么危害吗?

首先，中国向外进行国家恐怖主义的输出已经几十年了。早期的时侯，中国共产党自己也从来没有避讳过，叫做：暴力革命的输出。它对周边国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包括越南共产党的建立和发展，柬埔寨的柬共、马来西亚的马共、印度尼西亚的印共等，一直都得到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和援助。中国共产党长期对这些国家的暴力革命进行支援和指导。在这些国家和国家之间，制造了很多内部和区域之间的暴力冲突事件。

中国政府支持下的缅共、寮共、马共、印尼共产党和菲共、泰共、日本赤军都是恐怖分子，中国为这些恐怖分子设立军训基地，提供培训和活动经费，甚至在中国境内为他们架设广播电台，让他们利用中国国土进行针对自己国家的煽动、暗杀、爆炸等恐怖活动。直到今天，这些受各国政府通缉的恐怖分子还住在中国为他们提供的安全场所养老，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当然，这些年中国共产党在这类做法上，是没有当初的那么直接了。

东欧剧变之后，好多的共产主义国家已经自动解体，那么向外输出共产主义这种行为恐怕己经过时了。但是，中共输出恐怖主义却没有停止。

八、海外的中国人并没有免除恐惧

当然，东南亚很多当年深受共产主义影响的国家的社会制度也在变化。可是，中国政府对自己人民的恐怖统治是从来没有停止过的。

今天，中国政府正在全面对海外的中国人，华人社会进行恐怖控制。现在主要是通过它的驻外机构，通过所在的华人社团，包括寻求代理人，对一些人、一些组织、甚至整个华人社区进行控制。像我们今天生活在北美社会，也能够切实的感受到这种控制。

千万里之外的恐惧和沉默

我们在海外生活的华人，好像不觉得受到了这种恐怖主义的影响，是不是我们身边没有了那种受监视、被秘密报告、被列入黑名单的情况呢。是不是我们已经可以安心踏实地在这里生活了。

我想到一个例子，８９六四屠杀是中国社会一个很大的悲剧，死了那么多人，中国社会的发展也受到了深远的影响。经过了这么多年了，在1999年的时侯，正好是六四十周年的纪念日前夕，我在一个朋友家里吃晚饭，向在座的人介绍六四十周年纪念日就要到了，当地将举办纪念活动。这时在座的一位朋友立即说：“哎，我可是从坦克的履带下逃生出来的人”。

因为我自己是一个新闻记者，又长时间的关注六四真相和死难者的命运，所以当时我就非常敏感，我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能不能说一说当时的情况。他说，当年他也是一名在天安门广场的大学生，六四凌晨，他随着从天安门逃出来的这些学生，走到六部口的时侯，遇到了两辆坦克冲进了学生队伍，当场压死了１２个人。

他自己因为是刚好站在马路隔离带的栅栏旁边一个缺口处，结果当坦克冲过来时，他被人群从缺口处挤了出去。当坦克过去之后，他说，回头一看，地上一片尸体。听到这种情况当时我就说：“哎啊，你能不能接受我一个采访？”。我想，这个悲剧经过了这么多年，坦克碾压人群的事我早就知道，但是，对我讲的人在国内，我无法引用这样的资料，怕给国内的朋友带来麻烦，那么，今天过了十年之后终于在海外碰到了一个当事人、一个见证者。

但是这个时候，他太太在他身边一下子就站了起来，冲我大喊说：“你要干什么?”当时我很吃惊，我说：“我没有要干什么，我想给他做个采访。”他太太当时非常愤怒地跟我说：“我们己经逃了这么远了，你还要给我们找麻烦！”。听到这样的话，我当时非常非常的难过。

九、打破恐惧从我做起

毫无疑问。六四这样的事本身已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悲剧了，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去记住它，反省它，并防止这样的悲剧重演。可是，在中国，这样的一个悲剧过去那么久了，却连它的真相都无法了解。而一个见证者，一个当事人在经过了十年这么长的时间之后，还是由于恐惧，不能够对世人讲这样简单的真相。我真的是意识到了内在恐惧的深远影响。我们很多中国人虽然说远离中国，隔了千山万水，但是很多人的内心深处都有这样一种恐惧、这样一种潜在的东西在影响着我们。

那么我们应如何避免并制止这种国家恐怖主义的行为呢?

我跟一个朋友谈到，我正在做中国国家恐怖主义的这个专题。结果他突然反问我：“你就不怕被他们对你使用恐怖手段?”我当时一惊，想想也觉得，是啊!共产党的势力和耳目在海外也到处都是，他们一贯是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那一套的。可是，我转念一想，要打破这样的恐怖统治，最主要的一点，就是自己首先要在心理上摆脱这样一种内在的恐惧心态。如果我们自己个人不能够摆脱这样的恐惧，那么，实际上你还是在不自觉地接受这样一种洗脑、一种控制、一种恐怖统治。

最主要的是，我们要从心灵上解放自己，摆脱恐惧，并在政治上争取自由和免除恐惧的权利。从政治上争取权力，就是打破一党独裁的统治结构，改变专制的制度。同时，很关键的就是，要争取在新闻上突破封锁，让整个社会愈来愈多的人知道真相。

恐怖统治的实施主要是依靠两样因素：一个就是恐惧；一个就是谎言。当真相被揭露的时侯，实际上谎言就被打破了，谎言被打破之后，恐惧也就会随之而消失。

但问题是，现在谁来揭穿谎言。在中国已经形成了这样一种恶性循环，敢于站出来讲真话的人，不断被惩罚、被投入监狱、被处死。而看到的人不断被暗示、被警告、被震慑，知道那样做只有惩罚没有出路。所以，长期下来，人们习惯了谎言，习惯了欺骗，习惯了噤若寒蝉、习惯了彼此为敌。而且，习惯了看着身边的悲剧不断发生、重演，总希望自己能够侥幸躲过。我们看到，在今天的中国有那么多悲剧发生时，旁边总是站满了围观但绝不出手相助的人。

不要等自己成了受难者

我想到当年二战之后，一个德国人讲了一段很著名的话，他说：“当他们冲着共产党而来的时侯，因为我不是共产党人，所以我没有站出来；但他们冲着社会主义者来的时侯，当他们冲着工会会员来的时侯，因为我并不是他们其中的一员，所以我没有站出来说话；那么，当他们冲着犹太人来的时侯，因为我不是犹太人，所以我又没有站出来替他们说话，那么最后呢，当他们冲我来的时侯，可是，已经没有什么人能够为我说话了。”

我想，现在中国人应该特别记住并且用心去体会这样一种忏悔的心情。生活中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这样的恐怖统治可能跟我们没有关系，事实上，它可能就在我们身边，悲剧时时刻刻可能会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

不要等到我们自己成为一个灾难的受害者，或者成为一个死难者的家属的时侯，我们才意识到这种迫害其实是跟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所以我觉得，要打破恐怖主义的统治，最主要的就是：像你这样的人，像我这样的人，首先是从自己内心免除恐惧影响，拒绝接受恐怖统治。

十、中国的恐怖主义正在被打破

近几年来，当一些民主人士、异议人士、作家、记者被捕时，事态发展却与以往有了几乎本质上的不同，那就是当这些人一被捕，海内外众多的人士就会立即站出来揭穿当局的恶行，怒斥中共镇压民主人士的倒行逆施，而且，国内众多著名教授、学者、律师、记者，包括体制内的众多人士经常联署公开声明，并致函胡锦涛、温家宝抗议，要求当局尊重现行宪法，保障公民的言论自由，维护基本人权。

人们从这里似乎看到了，一方面，当局钳制言论自由、镇压异议人士的恶行激起了人们更为强烈的反对，另一方面，国内的人士，包括体制内的众多人士再也不是沉默的羔羊，已在毫无畏惧地激烈抨击中共压制言论自由、摧残人权的恶行。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