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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强化独裁 独裁逼死经济(图)

 2024-07-28 09:45 桌面版 正體 打赏 6

习近平
习近平在三中全会闭幕式上(图片来源:视频截图)

【看中国2024年7月28日讯】中共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开完了,公报上网,中国国内和国际社会几乎没人为会议结果开心。然而,这样的结果真的出人意料吗?本文就此提出的看法正如标题所示,二十届三中全会必然会发生这样的结局,因为,改革强化独裁,独裁逼死经济,这就是中国的宿命。7月11日我在自由亚洲电台发表文章《“三中全会”去神化》,其实就是为本文结论所作的历史铺垫。现在二十届三中全会已经展示了它的结果,笔者给中国近半个世纪的经济改革开个“诊断书”,正逢其时。

一、中国的经济改革:模糊试探的八十年代

改革在中国已经讲了几十年了,到底什么是共产党政权的改革?改革的本意就是改变方向,“重新建设”。英文和中文中的“改革”一词都含义模糊,只有戈尔巴乔夫当年用过的“改革”一词,其含义才比较准确,这个词是перестройка(英文发音是perestroika),其俄文译意是“重建”,pere是重新之意,stroika是建设。

共产党的改革,就是试图改变原来的制度架构,重建一套新的架构。戈尔巴乔夫对改革的理解没错,但他无法真正推动“重建”。中共倒是推动了“重建”,但是,从一开始,它的改革就是一种含义模糊的试探,邓小平的“猫论(捉鼠好猫论)”和“摸石论(摸着石头过河)”,便是最好的证明。含义模糊是既为了减少旧制度维护者的抵制,也因为对目标半信半疑。因为,中共的最高层对改革的制度选择方向,始终忌惮犹豫。

对共产党政权来讲,其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架构就是两大部分,政治上的高度集权,和经济上的全盘公有制加计划经济。如果要重建,最终必然改变原有制度的方向;而制度的改变,其选择空间很小,经济上只能转变成私有化和市场经济,政治上的转变只能是民主化。

我在《“三中全会”去神化》一文中指出,八十年代胡耀邦和赵紫阳位于邓小平、陈云的“双寡头”之下,而陈云是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顽固守护神”。所以,那时的经济改革政策必须小心翼翼地试探着推进,而胡赵所“试探”者,陈云也。但凡陈云表示反对,改革就必须后退;陈云不吭气,赵紫阳就往前推一步。尤其是在城市经济改革当中,因为必然触及计划经济的核心领域和部门,关系到各级官员的权力地位,可谓步步艰难,实属“捆住手脚摸索”。

从这个意义上讲,八十年代中国的经济改革,并非改革的黄金岁月,那时,城市经济改革难以推进,不单单是中共高层存在种种阻力,也因为当时的国营企业还能运转,没发生重大危机。笔者当时参与了经济改革政策的研究,也在多次国务院、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乃至赵紫阳任总书记时他的小范围会议上,反复体会到改革的艰难,本文第二、三两小节的“诊断”,就是当年无法笔述的体会。

二、形势如何倒逼改革?

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无非是经济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但共产党国家的经济和政治改革之难度,与非共产党国家截然不同,因为,经济和政治改革必然冲击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和政权合法性,进而造成政权危机。所以,在共产党国家,从来就不存在为了实现选择一个好制度的理想而实施改革的可能,因为,一部分人的改革理想必然与另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激烈冲突。民主化在中国由此而成禁区,唯一能改变的只可能是经济制度。

中国的经济改革过程中,一直有一个说法,即“形势倒逼改革”,指的是,经济社会形势逼着政府采取转变制度方向的政策。所谓的“形势倒逼”,是现实经济当中出现了原有经济系统无法解决的重要难题,使得主张改革的人有了理由。中国的经济改革分成前后两大步,先是农村改革,然后是国企改革,这两大步都是被形势倒逼出来的。

倒逼农村改革的压力来自粮食产量低下,无法充分满足国人的需要。特别是七十年代末期上千万知青回城之后,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供应相当紧张,结果就逼出了“计划生育”政策,主要目的就是减少农产品的需求压力。正在这时,农民自行实验的“包产到户”创造出来巨大的农业生产力,让农村改革一下子变成了一个难以抵拒的潮流。结果,毛泽东建立的人民公社制度被“包产到户”冲垮了,土地承包改变了土地和农村的公有化管控,也动摇了农产品的计划经济管理。

在赵紫阳时代,城市经济改革只能是通过经济管理上的“双轨制”,稍稍松动全面计划经济管理的桎锢而已。所谓的“双轨制”,无非是对企业产品的部分自销、自行定价、原料的自行采购等,“开窗开门”,让自由经济的活跃来补充死气沉沉的国企经营。但是,当时的经济状况尚可,也就没有形成倒逼城市经济改革的真正压力。

直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前半期,国企改革终于被国企衰微逼出来了。由于许多国企濒临破产,全靠银行贷款来维持,结果造成了银行系统陷入破产危机。于是朱镕基在1997年底决定推行“企业改制”,也就是中小型国企的全面私有化和大型国企的逐步上市,计划经济的最后支柱就此瓦解。但至今中共不肯承认“私有化”三十年前就已经实行过了,因为中共很清楚,虽然事实上完成了大部分国企的“私有化”,但意识形态上却必须死不承认。

三、“重建”难为,难在“卸责”“给利”

所谓的“形势倒逼改革”,其本质还是“猫论”与“摸石论”。但是,形势恶化,并不见得必定能倒逼出改革;也就是说,“重建”难为。其难何在?难在两点,其一,高层的政治责任谁来承担。共产党政权之所以会需要“重建”,当然是因为原来的方向和政策错了,必须改变,特别是在困境之中,不变就每况愈下。其二,重建能不能为官员们创造出前所未有的发财机会,从而在官场上赢得官员们的广泛支持,这是重建能否成功的关键。

因此,在中国要形成改革政策,必须先具备“卸责”和“给利”这两大要件,但这两大要件是“重建”丑陋的一面,所以从来不会写在官方文件中。说得直白一些,“卸责”不仅仅是排除高层当中阻碍“重建”的政治势力,更是改变高层权力结构之举;“给利”也是排除党内或社会障碍的手段。

任何改革的建议想得再好,如果不懂这两个要件,就没有真正的讨论空间。笔者当年在改革智库工作时对此深有体会,亦常苦于找不出创造“给利”要件的可能。至于“卸责”这方面,自然不容智库研究人员置喙,那属于“大内”秘辛;但智库研究人员若悟不到其中壸奥,便沦为书生议政了。

“给利”有两种,一种是普惠式,面向全体国人;另一种是特惠式,面向官场。农村改革全面改善了农产品供应,这就是“普惠式给利”,可以营造社会满意度。“特惠式给利”则意味着,产生能引诱官场中人参与“重建”的利益动力。国企私有化和随后的金融开放,便属于典型的“特惠式给利”,只让有权势的人及其亲属沾光。

给利的来源从来都不是动用财政资金,遍撒“雨露”,而是使用“制度红利”。“制度红利”并非源于既得利益的重新分配,而是指制度“重建”新创造出来的机会和好处。所以,用“制度红利”施惠,可能不致于引起强烈的社会不满,但会引起社会妒忌。

但是,制度“重建”可能创造“制度红利”,也可能产生“制度伤害”,比如,国企私有化过程中,几千万原全民所有制职工被迫下岗,就是迫使他们失去既得利益的典型“制度伤害”。中共对付下岗职工的办法,无非是连骗带压。

俄罗斯在民主化的过程中,之所以能够迅速推动私有化,其根本原因就是,官场人物摇身一变,抛弃了共产党,转身加入其他政党,然后利用经济自由化的机会,在国企私有和金融开放当中,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俄罗斯的经济自由化与中国的最大不同,不在于“重建”的“制度红利”被官员集团分享,而在于,法律是否保障这样的特权分享。

俄罗斯已然摆脱了共产党意识形态的束缚,所以,它在经济自由化过程中通过的新法律,把侵吞国有资产规定为合法行为;即便如此,还是有大批发了财的前官僚不放心,把财产转移国外。而中共则仍然受到共产党意识形态的束缚,无法承认贪污合理化、合法化,这就产生了吞下了“制度红利之特权分享”的官员们,与共产党体制之间的利害冲突。

四、独裁之下无法“卸责”

在上一节我跳过了“卸责”这个要件,因为它是政治问题,不是经济问题。凡是共产党政权发生了经济社会层面的一系列负面的严重政策后果,需要“重建”,它就一定能纠正错误、推进改革吗?二十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国际媒体都聚焦中共的这次会议,也有种种建言;但此会开完了,发现二十届三中全会的公报如此空泛,国际媒体立刻变得低调很多。他们看不懂中共了,为什么中共不愿意采取实质性的改革措施呢?

其中的奥秘就在于,中共的运作是政治高于经济,所以中国和各国的经济学家们聚焦在经济层面时,却忽略了中国改革的政治性先决条件。那就是,当中共的领导模式处于个人独裁状态时,任何改革意图必然遭到独裁者的压制和打击;如果中共的领导模式处于集体领导状态,则改革意图就更多地需要“特惠式给利”,让官场人人有机会发财。

若以上两种条件都不具备,则改革休矣。共产党国家之所以需要所谓的“重建”或者改革,自然是因为原来的制度方向和政策错了。这样,过往的掌权者就必须认错下台,这个国家才能改变方向,实行重建。然而,只要掌权的自然人是独裁的,他绝对不肯承担政策错误的重大责任,那改革就不会发生。毛泽东时代就是这样。

那独裁者死了,是不是共产党政权就能改革了呢?也不一定,因为独裁者指定的接班人会继承死去的独裁者路线,继任者的权位既然来自独裁者,那么,继任者否定了前任,也就把自己送上了政治审判台。

什么时候中共政权会发生“重建”这样的转变政策方向的重大变化呢?中共的邓小平不就实行改革了吗?我写《“三中全会”去神化》一文,就是为了破解迄今为止仍然迷惑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神话”。实际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及会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真正的议题和结果是,政治上的部分“非毛化”,当年邓小平其实只是趁机夺权而已,他夺权之时是反对改革的。

中共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与苏共1956年的二十大,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在独裁者死后部分地否定他的政治路线。这就是“卸责”,进而就能为改革开辟空间。中国的农村经济改革,就是在华国锋时代的“集体领导”模式向邓小平、陈云的双寡头领导模式过渡的短暂时期发生的。“卸责”给死人,相对容易些,因为人死如灯灭,死人不能发怒报复;而要“卸责”给活着的独裁者,那就只能靠政变了。至于政变是否可能,莫如去研究独裁统治的高层架构和机密运作。不过,在共产党国家,掀翻活着的独裁者之类的“故事”,史无记载。

中国1997年开始国企改革时,江泽民也是处在邓小平死后短暂的集体领导状态,中共高层集体同意,逃避“重建”的“卸责”环节,用“改制”口号来掩盖制度重建的实质,其实就是国企私有化和取消计划经济。另一方面,中共高层当时又打开了官员贪污的大门,允许国企干部私吞他们所管的国有企业。这两个做法既绕开了“卸责”问题,又解决了私有化的官场动力问题。这就是中国城市经济改革真正的“成功之道”,但王沪宁主管的部门绝对禁止此“成功之道”传至民间,因此民间于此亦不甚了了。

五、改革强化独裁

习近平走上个人独裁的道路,对中共体制来说,本来就是一种制度上的必然。我今年5月30日在本网站刊登的文章《共产党政权的改革宿命》指出,中共的经济改革是个怪胎,它内含着三个悖论,即“官场悖论”、“改革悖论”和“打贪悖论”,此不重述。把这三个悖论综合起来看,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改革会强化独裁。

江泽民时代的后半段,江及常委诸公,与官场是和平共处、共同“致富”的,因此,他的独裁多少有些隐性;而习近平上任后,却明显地摆出了独裁姿态,其中的政治原因就在于,“改革悖论”和“打贪悖论”所产生的内在矛盾显性化了,习近平的统治正好处在这样一个阶段。

习近平无法承认一个事实,抓贪官这件事,在习近平和官员们之间,其实是一场永无止境的内斗。不停地抓贪官,只不过是延缓中共政权经济上被掏空的过程,却无法终止贪官们继续掏空中国经济的无组织集体行动,同时又逐步累积起党内对习近平的严重不满。越是这样,越促使习近平坚持个人独裁,不斗下去,习本人与中共政权就会垮;但不断地抓人、清查,其实是习近平在和整个官场作对。

习近平走的这条道路,就是今天乃至今后中国经济社会问题越积越多的根本原因。因为,独裁者一人专断的结果是,政策制定越来越短视,而且越来越极端化。目前中国的财政危机、银行危机、养老金危机、失业高潮、中共点燃中美冷战后的国际关系恶化等等,都是习近平当局的决策和政策错误之下不可避免的后果。所谓的政策极端化就是,为了解决短期难题,就不顾后果地强行推行错误的政策,比如把财政危机转嫁给银行系统,由此必然造成中长期无法挽回的经济社会后果。

过去十五年来,中共依赖房地产来带动经济,以及四年前点燃中美冷战,是其内外政策中的两大要点。前者造成了今天的一系列财政和银行困境,后者造成了中共的国际关系彻底恶化。从中国的现实来看,过去四十多年改革开放中的一些政策显然错了,有必要展开决策圈的讨论,哪些政策错了,错在哪里,应不应该纠正或改变,这当然就要质疑坚持现有路线的独裁者。显然,现在中国需要推翻现有的政策,再度实行改革(“重建”),因为原来的方向和政策错了,必须改变。

六、独裁逼死经济

但是,中国的现行政策能改得了吗?如果真要改革,就无法回避前面提到的“卸责”和“给利”这两大形成改革政策的要件。

首先,在习近平已经形成了个人独裁的高层领导模式之后,谁能逼习近平退步,谁能向习近平卸责?很显然,今天的中共高层,不可能再次出现十一届三中全会那时的上层政治氛围了(参见我的文章《“三中全会”去神化》),其他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家委员都没有能力和胆量挑战习近平。

在习近平的地位不变的情况下,根本就不可能“追责”,又遑论“卸责”?因此,政治上,现在的中国并不存在“重建”所需要的政治环境。中共官媒此次三中全会之后强调,“改革不是改向,变革不是变色”,这就是习近平给当下决策圈和各级官员划下的“圈子”,要求官员们不得“出圈”。政策和体制的方向不改,自然就不会有真正的改革;而对既有政策的小修小补,当然解决不了经济的结构性困境。

中国的经济改革从推行以来到现在,真正需要改变的,已经不是经济制度架构本身了,而是需要改变政府介入企业经济活动和经济军事化的传统模式,这就只能靠政治改革了。事实上,其实政治改革解决不了经济困境,就像当年的苏联晚期一样,只能达到“卸责”的政治效果。今天在中国,其实并没有多少可以改变制度方向的探索能够采行了。这种状况下,所谓的“继续推进改革”就不过是一句空话而已,借“改革”昔日的虚名罢了。

其次,从改革的可行性来看,也就是从“给利”的角度看,中国今后已经没有俄罗斯民主化产生的那种给官员的“制度红利”了,这也是中共始终在政治改革这个方向上“禁止通行”的原因之一。官场中人想要的,是被习近平夺走的为官特权,这样的贪腐特权便是中共官员们过往的既得利益,是其他任何空泛的口号无法替代的。因此,就算高层有人建议重大的方向性改革,也不会得到官场上普遍的支持;而这些官场人士就是政策的执行者,他们“软顶硬泡”,任何改革计划都会中途夭折。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还能再改革现状下的政治经济体制吗?答案是不可能了。为了防堵官场和民间的普遍不满,独裁者会不断强化对官场和经济社会的专制控制,杜绝十一届三中全会时发生的那种高层失控。因此,中国就没办法纠正高层的政策错误和结构性困境了。所以我在本文中最后给出“独裁逼死经济”这样一个结论。

中国不正经历着这样的痛苦吗?上证指数守不住三千点,开始进入两千九百点防卫战,伊于胡底。经济的如此写照,似乎已经到了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地步了。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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