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消费税收入分配给地方政府对缓解其债务来说是杯水车薪。（图片来源：Adobe stock）
【看中国2024年7月23日讯】（看中国记者李正鑫综合报导）中共三中全会后发布正式文件，将“推进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并稳步下划地方”。但在中国经济下滑、税收连年锐减的形势下，部分消费税收入分配给地方政府对缓解其债务来说是杯水车薪。
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并下划地方政府
中共政府日前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这份三中全会文件事关未来五年重大经济举措，其中又以改革消费税制，缓解地方财政收入紧张而备受瞩目。《决定》中提到，“推进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并稳步下划地方”。
中国官媒媒体背景的澎湃新闻报道，消费税“后移”，指的是征收点从生产地转向消费地，也就是在哪里购买，就归哪里所有；“下划地方”，则是把消费税从纯中央税改为中央和地方共享。目前中国的四大税种中，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都是央地共享，只有消费税需要全部上交中央。
澎湃新闻称，此举对广东、山东、河南、浙江、四川等消费大省来说将是一笔可观收入，但对上海、贵州、云南、湖北和湖南省等来说则相当不利，因为烟酒、成品油和汽车是当前消费税的贡献主力，而上述省份又是这些产品的生产加工大省。虽然，这能让地方政府意识到提振內需消费的重要，但由于商品批发、零售价通常高于出厂价，这在税率不变的情况下，也意味着消费者需要缴纳更多税额，负担变得更重，从而将影响居民的购买力。
随着中国地方财政收支矛盾不断扩大，分析人士指出，这是中共政府为了缓解地方政府财政压力而做出的调整。
根据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7月22日发布的三中全会研讨会的内容（原文链接），荣鼎集团（Rhodium Group）分析师荣大聂（Daniel Rosen）表示，尽管中国经济在疫情后出现复苏，但地方政府激励增长的财政手段却“被边缘化”（sidelined）了，而三中全会后发布的《决定》内容也没对此提出非常具体的解决方案。
荣大聂说：“《决定》的确提到要进行中央地方财政改革，这本是2013年的紧急优先事项，在当时的三中全会文件拥有独自完整的篇章。但这次却不隶属于《决定》的15个小节，而是被分到另一个更广泛的章节里。此外，《决定》对于中央是否将全面承担地方的医疗保健、教育等支出，以解决地方财政危机最主要的部分方面也写得不是非常清楚。”
据《华尔街日报》7月23日报道，在三中全会蓝图中，决策者承诺增加地方自主财力，拓展地方税源，并“推进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并稳步下划地方”，但没有说明如何实施。关于消费税的措辞最早出现在2019年的一份文件中，后来在2021年发布的现行五年规划中重复提及。
中国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分税制改革虽然化解了中央财政危机，却也导致地方政府不得不透过出让土地和举借债务来发展本地经济。如今，不仅地方承担过高的债务风险，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也加剧地方的财政困境。
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美国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许成钢认为，光靠改造税务机制无法解决中国的根本问题，也就是家庭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例低的问题，因此这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影响十分有限。
许成钢说：“之所以中国的家庭收入占GDP的比例非常低，那是所有制的结构决定的。而所有制最大的问题，就是全面的土地国有制。中国的土地百分之一百是国有的，我这里讲的国有指的是最终控制权，不是指名义上的所有权。名义上的所有权叫做农业式集体所有制，但实际上，集体并没有最终控制权。中国在过去经济大发展的时期，如果我们去讨论哪一个生产要素增值最多，那么就是土地。由于中国是全面的土地国有制，所以土地的增值大都进入政府的收入了。”
许成钢表示，中国经济当前最大的问题在于国有制，这种状况导致了家庭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过低，因此某种程度的税制改革仍难以提振居民的消费需求。
对地方政府来说是杯水车薪
海外智库“天钧政经”的研究员任重道撰文《三中全会财税改革遮遮掩掩 习近平看账本愁眉不展》指出，在中国四大税种中，消费税是唯一尚未实行中央和地方共享的税种，因此在新一轮改革中受到关注：扩大征收范围、后移征收环节、税金下拨地方政府是未来消费税改革的三大看点。
消费税是以消费品的流转额作为征税对象的各种税收的统称。中共财政部数据显示，2023年，消费税收入规模达1.61万亿元（人民币，下同），占整体税收比重的8.9%，规模和占比仅次于增值税（38.3%）和企业所得税（22.7%）。在中国，消费税主要在生产环节，由生产方向所在地税务机关缴纳，收入完全归属于中央财政。
消费税自1994年在中国首次登台以来，消费税经历了多次调整，包括2006年消费税制度改革、2008年成品油税费改革、以及2014年税目和税率调整等。
文章认为，这点儿财源对地方政府来说是杯水车薪，因为债务压顶。截至2024年5月末，全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42.38万亿元。并且，更严重的是大量的隐性债务。目前，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规模没有准确数字，主要通过融资平台等非官方渠道举借，没有纳入官方统计体系，大部分机构预测在50万亿元-70万亿元左右。
按照地方融资平台平均负债成本5%-6%计算，地方政府每年需要为隐性债务支付利息超过3万亿元，占地方政府预算收入的30%以上。在过去，土地财政对隐性债务形成有力支持，债务风险不明显。近几年，受房地产危机爆发的影响，作为重要还款来源的土地出让金收入大幅下降，使得地方财政资金吃紧，债务风险暴露。
过去地方政府财政对土地出让金的依赖程度很高，但从近年来的趋势看，土地财政收入持续下滑。2023年全国土地出让收入约5.8万亿元，比上一年下降约14%。2022年地方政府卖地收入约6.7万亿元，比上一年减少约2万亿元，降幅高达23%。
《华尔街日报》7月23日的报道也认为，对于一些最棘手的问题，三中全会的文件几乎没有新意，不禁使一些经济学家对中国的长期前景感到担忧。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第二季度的经济增长明显放缓，目前正承受7万亿至11万亿美元隐性地方政府债务的重压，而旷日持久的房地产危机也让北京疲于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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