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苏州的日本人被袭击（图片来源：网络图片）
【看中国2024年7月4日讯】苏州女巿民胡友平为阻止凶徒残杀日本小学生而丧生，日前日本大使馆为其下了半旗。在我印象中，一个国家为本国普通国民下半旗的事，从来没有发生过，至于为别国普通国民下半旗，那更是一种破天荒的国家行为。
我印象中，中共只曾为毛泽东去世下了半旗，其他历届中共党魁都没有这种待遇。至于一般中国百姓，那更是想都不用想。
国家很大，个人很小，国旗神圣不可侵犯，国旗被全部降下，象征一个政权被取代。九七年七月一日，英国国旗在香港被降下，中共国旗被升起，那象征政权的更迭。
国旗有如此庄严的地位，降半旗一定是相当重大的国事，一个正常的国家降半旗必得有充份理由，否则国旗随便升降，便形同儿戏，国旗不值钱，国家尊严何在？
一个平常的中国女性，为保护日本孩子付出生命代价，这种事情在一个人性彰显的社会，也不是难得一见的事。见义勇为的人永远在民间，一刹那的义愤冲动，将个人安危置诸度外，善良的人都有这样的天性底色，差别只在当时的环境，千钧一发之际个人的选择。
胡女士的义行在日本引起巨大的社会反响，这是很正常的，普天之下，谁会不为一个保护孩子而牺牲自己的人而动容？胡女士去世后，在华日本人为她捐款，据说数日之内已筹集四百多万元；在日本国内，这件事掀起的舆论风潮，大概也是日本建国以来罕见的。但即使如此，日本国民与政府仍旧感觉无法表达内心的悲恸与感激于万一，实在没有办法，才想到为胡女士降半旗这个空前的国家行为。
一个国家为一个异国平民降半旗，这相当于一个国家为一个异国平民俯首，日本人容许自己的国家作出如此卑微的表现，那不只是对胡女士一个人，那是对人间的爱与悲悯的臣服，是对人性的顶礼膜拜。
这件事反映出来的，不仅仅是日本人对一个保护他们孩子的中国女性的爱戴，更是一种普遍的国家观念的体现。国家是什么？国家是谁的？国家为何值得我们爱？将国旗降半，不只是表示某些国民的看法，而是代表了所有国民的共同意志。因为国旗不能轻易降下来，所以那种哀伤不是普通的哀伤，是全国人民的共同的表达。
国旗不能随便降，一天到晚降半旗，国旗就失去应有的象征性，但当事件反映出来的是基本人性，是立国之本，是千秋万代以下，一个国家的正气时，为一个寻常的异国女子降半旗，就有非凡的意义。因为这件事，日本人的凝聚力会更强，正义会得到伸张，政府会更加爱惜她的人民，人民也会更加热爱自己的国家。
这件事当然不会发生在中国，因为在中国，人性没有高到可以凌驾在国家之上，爱与怜悯也要服从于对党的忠诚。一个人牺牲自己的性命，如果是国家与政府得益，那这个人的死是有价值的，如果只是为了救人，那他的死也只对为之献身的那个人有意义。
国家凭什么凌驾于个人之上？国家如果可以无视个人的存在，无视每个平民的福祉，那这个国家便不是属于所有人的，只属于那些掌握国家权力、对全体民众操生杀大权的人。这样的国家，当然不会为一个平民降半旗，因为国家只是他家的，降他的半旗等于对他的羞辱。
中共最根本的问题是只有党性没有人性，在中共眼里，只有党性凌驾人性，党性才能鹊巢鸠占，党性深入人心，人性便没有立足之地。一个失去人性的民族，对专制独裁者最有利，因为人性会唤起爱与怜悯，而爱与怜悯恰恰与革命的冷酷无情相抵触。
中国人传统的文化中包含着丰富的人性，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意思便是爱是普遍性的，天下通行，千古一例。这种基本人性在中共数十年的糟塌之下，越来越被稀薄，以至一旦强调爱与怜悯，就是小资产阶级温情，就是缺乏革命意志与立场。
胡女士去世后，很多市民自发到她遇难处献花圈，当地政府又恐慌起来，千方百计阻绕，政府迫于民意，授与胡女士“见义勇为模范”，故意贬低她的英勇精神，在中共眼里，为一个敌国的人民献身，不值得鼓励。与此同时，网上出现不少“锄奸团”，有女人打电话给政府机构，要求释放持刀杀人的凶徒，说他是“为民除害”。这都是中共长时间洗脑洗出来的一帮禽兽。
习近平上台以来强调“斗争哲学”，大量党的文宣渲染对西方先进国家和普世价值的仇恨，中共意识形态离文明越来越远。从胡女士身上，我们看到中华民族未来的出路，从中共身上，我们看到一个国家的末路——中国人就处在这样的生死关头，一念之差，天堂地狱。
（文章由作者授权转载自颜纯钩facebook脸书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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