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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日食推步之术与“灾异天谴”之说(图)

 2024-06-19 08:00 桌面版 正體 打赏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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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日食从“灾异”变成了“自然常规”,它还是上天的谴责吗?(图片来源:Adobe stock)

日食是很罕见的天象,尤以日全食和日环食发生的机率很低,如果要在同一地点看到日全食的话,大约要再过三百多年才行。古人在未识得天体运行规律之前,认为日食是上天对人间的谴责,后来经过漫长的天象观察与验证,逐渐晓得日食也是一种自然规律;尽管如此,古人也没有抛弃“天人感应”观,这是很值得注意的一点。

日食““灾异之大者”

人类历史上最早的一次日食记录是发生在夏朝仲康年间(前22世纪),《左传‧昭公十七年》、《尚书‧胤征》与《史记‧夏本纪》都记载了这件事情。《尚书‧胤征》曰:“惟仲康肇位四海,……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啬夫驰,庶人走。羲和尸厥官,罔闻知,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诛。”季秋九月朔日,发生日食,乐官击鼓讨伐,农夫奔驰备礼拜天,众人纷纷疾走相告,都为援救太阳而出力。羲、和二氏职掌历法,负责观察日月星辰变化,竟然耽溺酒乐,怠忽职守,而不知发生日食,依照先王政典之规定,应当诛杀不可赦免。当时的情况是很混乱的,古人可能认为有某种动物要吃掉太阳了,导致白天变成黑夜,由于情景太过于诡异、震撼,故视日食为不祥的天兆。

到了周代,有关西周的日食纪事可见于《诗经》,如〈十月之交〉云:“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丑。”又云:“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国无政,不用其良。”意思是说十月初一辛卯日发生日食,实在很丑恶。日月显示凶兆,它们的运行之所以违背常规,是因为四方诸侯无善政,不用忠良的关系。《诗》中说的四方诸侯无善政,实际上是指周幽王宠艳妻,用小人,因而遭致日食天变以及天灾人祸。可见得在周人眼中,日食的发生与乱政和人事不善有很大的关系。

日食是“灾”“异”之大者,在古代天象观测上占有特殊地位,记录也最为完备。《春秋》鲁国历史记载三十六次日食,以现代天文学的推算,其中三十三次是正确的,而《左传》中对日食的天文占验,无疑是“天人感应”之例证。

昭公七年《传》载,夏四月甲辰朔发生日食,晋侯问于士文伯曰:“谁将当日食?”谁将应验日食的凶兆?士文伯答:“鲁、卫两国将受到灾祸;卫大,鲁小。”又答:“日食逐渐离开卫国的分野(豕韦)而去鲁国的分野(降娄),所以灾难发生在卫国,鲁国则受到余祸。大难会落在卫国国君身上,鲁国则落在上卿身上。”后来卫襄公和鲁臣季武子相继逝世了。晋侯问:“《诗》所谓‘彼日而食,于何不臧’者,何也?”士文伯说:“太阳亏损,多么不吉祥,是因为国无善政,不用善人,因而遭受日月之灾,故政事不可不慎。致力做好三件事就行了,一是用人,二是利民,三是顺从时令。”

当日食变成有规律的自然现象

中国天文观测日食的起源甚早,古人通过漫长、连续的观察与记录,渐渐归纳出天体运行的规律,然后再经过更多时间的验证与修正,到了东汉末年,大致已有预报日食的能力;到了隋唐以后,基本可以准确的预报了。这里就突显一个重大问题,当日食从“灾异”变成了“自然常规”,它还是上天的谴责吗?

东汉末年,献帝初平四年(193年),据袁宏《后汉纪》载:“正月甲寅朔会发生日食,未补八刻已过,太史令王立奏曰:‘没有发生天变’,朝中大臣皆相庆贺;不料日食却在未晡一刻发生。”比预报的时间稍晚一些。这段记载说明东汉末年,掌管天文历法的太史已经开始推算和预报日食了,只是还不大准确就是了。不过后来经由东汉刘洪、曹魏杨伟、后秦姜岌、南朝宋的何承天等人的不断探索,其中又以北齐张子信的三大天文学发现,让日食推步有了划时代的突破,到了唐代,中国古代的日食推步技术已经达到了顶点。

日食推步水准的提高,对先秦以来传统的灾祥观念造成很大的冲击,当一些经学家意识到日食也是一种有规律的自然现象后,我们就看到自称“左传癖”的西晋杜预,在其著作《春秋经传集解》庄公经二十五年条下注云:“日食,历之常也。”也在《春秋左传正义》中看到唐朝经学家孔颖达对〈昭公七年〉士文伯所言:“国无政,不用善,则自取谪(谴)于日月之灾。”注疏反驳道:“日月之会,自有常数。每于一百七十三日有余,则日月之道一交,交则日月必食,虽千岁之日食,豫筭而尽知,宁复由教不修而政不善也?”这是说日食是自然常理,“可推而知”,与教不修、政不善无有关系。话虽如此,孔颖达也没有排斥灾异天谴之说,他认为人君者位贵居尊,若其权力、欲望不受约束,将会坏乱天下,因此还需要借助天变来“警悟人主”。

天道有规律但也有变数

太阳、月球的天体运动,以及地球的自转,虽然大致有稳定的速度与规律,但还是有微小的变化存在,这对历法家而言是很复杂的问题,再加上观测技术和数学水平的局限,要说“日食,历之常也”,是说大话了。唐代的日食推步可以推知合朔时刻(日月交会),但能不能“看见”日食,也不是每每都准(月亮视差效应的关系),所以唐玄宗开元年间,当太史按照唐初李淳风制订的《麟德历》预报日食频频失误之后,信心满满的历法家们就像被浇了一桶冷水,使他们不得不重新反省天道之中天体“变”与“常”的关系。

因为《麟德历》误差渐大,经宰相张说推荐,唐玄宗于开元九年(721年)下诏一行高僧制订新历,其成果就是著名的《大衍历》。《大衍历》运用的日食理论,在中国传统天文学之日食理论的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一行在反复推求历代天文观测记录后,对于天道,他是这么说的,“其循度则合于历,失行则合于占。占道顺成,常执中以追变;历道逆数,常执中以俟变。知此之说者,天道如视诸掌。”他认为“常”与“变”同时存在于天道之中,反复且规律的天体运动视为“常”,可以用来制订历法,而超出常数的不均匀天体运动则视为“变”,可以用“占”来补充说明;将“常”与“变”两者相互配合,即能掌握天道。

对于天道中无法掌握的变数,一行认为可以借由“德教”来加以规正,比如说开元十二、十三年连续两年发生“应食不食”的预报失误,其中以十三年的情况较为特殊;那年唐玄宗刚刚结束在泰山的封禅,君臣尚在西返的途中,他们根据日食预报做了“彻饍,不举乐,不盖,素服”等救日礼仪,结果日食没有发生。一行归因于玄宗仁德动天,导致天象改变,避免了本应发生的日食。

根据现代天文学的回推,开元十二、十三年的两次日食预报是没有错的,然而在可见区域与食分的限制下,两次日食在中国几乎观测不到,这是很小的计算误差而造成的失准,足以见识到一行历术之精密程度。古代历算家普遍认为“效历之要,要在日食”,也就是说历法好不好,就看它预报日食准不准;然而古时再好的历法也无法揭示一切天象变化,即便是到了今日,浩瀚的宇宙对人类而言也仍然是个谜。

一行在〈略例〉中说道:“使日食皆不可以常数求,则无以稽历数之疏密;若皆可以常数求,则无以知政教之休咎。”如果日食完全没有规律,则无可验证历法之好坏;反之若日食皆有规律可循,则无法得知上天对人事善恶的态度了。就这样“天行有常”与“天人感应”在矛盾中共存,等到了清末民初西方科学理论传入中国、等到了中共兴起,传统的天人感应之说便从此衰微。(参阅陈侃理〈天行有常与休咎之变──中国古代关于日食灾异的学术、礼仪与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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