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那支“永生”金笔 (图)
一支笔。（图片来源：Adobe stock）
钢笔，对现今读书人而言，恐怕越来越陌生了。钢笔不是钢材制成的笔，正如水笔也不是水做的笔一样。上世纪50年代末，我由小学升入初中，终于跨入钢笔使用者阶层，课堂记笔记，放学后做回家作业，有了使用钢笔的资格。此后铅笔只有在《平面几何》课绘制图形才使用，每周一次的美术课也还用铅笔。那时心里仿佛觉得，钢笔的使用，等于步入成人世界的标志。不过时间不久，这点新鲜感也就淡漠了。
我最初用的是金星牌钢笔，这是当年不少中学生都熟悉的一种，笔尖由金属制成，这可能是取名钢笔的原因。钢笔的笔杆以黑色居多，也有蓝色笔杆，铁红色与花色不多见，所用材料大概相当于制作电器的胶木，笔尖下有笔舌抵着，笔套上有挂钩，使得钢笔可以插在学生装左胸前的衣袋里。有爱钢笔的成年人，喜欢笔杆上刻下一行名句或座右铭。马路边有专门为钢笔刻字的个体摊位，摊主刻出的字迹清晰而绢秀。笔杆内有细长的橡皮管，用于储存墨水。紧贴橡皮管有狭长的金属片，只要用大拇指对尾部的弹簧稍加压力，就可以通过笔舌吸进或挤出墨水。钢笔若有损坏或零件失落，可以找街头专门的摊位修配。钢笔也有不同品格，好的钢笔称金笔。金笔当然也不是黄金制成的笔，只是鼻尖含黄金。金无足赤，笔尖上标有“金赤成五”的字样，表明笔尖的含金量为50%。差一等的可能要算24k金笔，还有一种笔，介于金笔与普通钢笔之间，称铱金笔。
起初用钢笔，作业本上下笔必须仔细，钢笔写错后很难用橡皮擦去。课堂上记笔记，遇有笔误或写错，可以干脆用钢笔涂抹，到了考试或测验，卷面就不宜随手涂抹。作业本上过多涂抹，老师也不满意，虽也有专门用于擦钢笔字的橡皮，但效果明显比擦铅笔字的橡皮差一截。我在年少时，凡事往往漫不经心，每次从文具摊买回橡皮，两天后也就无影无踪，于是书包里常常没橡皮，也不当一回事。课堂上不得不用橡皮的时候，同桌女生的帮助是自然而然的事。有时候在家忘记将钢笔墨水充满，几天后课堂上忽然发现墨水用完，也是向同桌的她告急。女生墨水中断的概率很小，对我的伸手讨墨水，向来有求必应且毫不在意。输送墨水时，她的钢笔在上，笔尖对着我的笔舌，笔杆内的橡皮管受压，墨水顺笔尖滴下。中年后，每每见手机屏幕上老狼唱起《同桌的你》：“……你从前总是很小心，问我借半块橡皮/你也曾无意中说起，喜欢和我在一起/那时候天总是很蓝，日子总过得太慢/你总说毕业遥遥无期，转眼就各奔东西……”听到此，就想起当初同桌的她，与我输滴墨水的往事。
那时钢笔用的都是蓝墨水，红墨水属老师批改作业专用，黑墨水只有政府机关公文中使用，还有绿墨水，据说是成年男女之间写情信所用。蓝墨水有蓝黑与纯蓝之分，纯蓝显得稍淡而柔和，记得女生似乎用纯蓝居多。无论蓝黑或纯蓝，文具店都有瓶装出售，那时墨水瓶在寻常人家是必备文具。我家有使用蓝黑墨水的传统，父亲一直是用蓝黑，我也就继承了。同学之间墨水互助的时候，起初还问一声：“你是蓝黑还是纯蓝？”时间一久，也就顾不得那么多。比墨水更重要的，当然还是钢笔。父亲常用的那支金笔是“关勒铭”，进口的名牌金笔有“派克”，但对中学生而言是奢侈品，自然也无人问津。国产品牌的金笔有“永生”与“英雄”两种。初中升高中的那年暑假，接到邮差送来的录取通知书，几天后父亲给我买一支金笔，就是“永生”牌。“永生”的笔尖更细小，而且被笔杆的端部包着，只露出笔尖像芝麻大的那一小点。笔套系金属制作，大概是不锈钢的质材。
伴随我一起进入高中的，自然是那支“永生”牌金笔。高中时男女生不同桌，我开始坐最后一排，前排是两名女生，再前排又是男生……。如此间隔，不知是谁的设计？班主任是女性，刚从外语学院俄文专业毕业不久，校长是早年圣约翰大学出身。坐在我前面的女生H，高中三年，虽每学年座位有适当调换，但巧的是从高一下学期起，直至高三毕业分手的两年半时间内，她和我日复一日一直是一前一后伸手可触，我的课桌始终紧靠着她的座椅背。H的俄文读音流畅且音质柔和，优于同班的绝大多数。倘使课堂上我的“永生”墨水中断，多半是向她发送一个微信号，接着就把“永生”从课桌边递给她，让她往笔尖滴入几滴墨水。有时候自修课上，她会转过身来，一手执笔将墨水滴入我手上的“永生”。那时高中生熟悉的苏俄名曲如《小路》、《灯光》等，常常走路时也哼唱着。这类战争时期的情歌旋律优美，仿佛暗喻着刚步入青春的一批人内心萌动的某种意识，然而在那个时代，男女生之间就连递一张小纸条，也只能偷偷摸摸，还需要鼓起勇气。忘了是在高二还是高三那年寒假结束，新学期开学第一天，分别已久的同学又聚一堂，大家心里虽高兴，仿佛又不自觉地掩饰着那份愉悦。那天H穿着一件过年穿的新棉袄，罩在外面的是蓝、绿为底色的花布。那个时代的女学生，通常没有勇气选择这样的花布，然而穿在她的身上，竟是出乎意料的雅致得体，都市少女特有的清丽与风韵全衬托出来了。
这突如其来的美就在我眼前，好像增添了一丝微妙的陌生感，让我一时不知所措，不由得拘谨起来，以至对她说话的勇气也减去一半。幸好我坐在她的身后，也许我可以找个借口：“钢笔没墨水了！”然而开学第一天，怎能找这个借口？她大概感觉到我忽然变得木讷。上午最后一课的铃声响起，在我匆匆回座位的时候，她轻轻伸出一只脚绊了我一下，脸上却是若无其事的样子。顿时，我心里好像一块石头终于落下。此后的漫漫岁月里，每当忆及那一幕，我就想起陆放翁脍炙人口的名句：“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高中三年，转瞬即逝。最后的日子是参加全国统一高考，连续三天在考场，全靠那支“永生”牌金笔。这一年的8月下旬，同班的语文课代表，将北京某高校的录取通知书送到我家。通知书规定，8月底必须到学校报到，父母开始忙着替我准备行装。全班40余人，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仅6人。我前座的H没能录取，挨了一年知道走投无路，只得报名“支援边疆建设”，此时离文革爆发仅一年时间不到。她离开上海的消息，我是在几年后的文革中期才得知，此时我们之间已隔着千山万水，这个消息使我陷入默默的惆怅。曾经青春期的骚动，受着意识形态的压抑，这种压抑无声无息又无处不在。一旦逝去，也就永远逝去，从来就没有“来日可追”的可能。多年后，深感自己的情思寄讬，依然在那首《同桌的你》，有时独自凝听入神，禁不住就有点如痴如醉：
……谁看了我写给你的信，谁把它丢在风里/从前的日子都远去，我也将有我的妻/我也会给她看相片，给她讲“同桌的你”/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谁安慰爱哭的你/谁把你的长发盘起？谁给你做的嫁衣……
我的那支“永生”金笔，自然又带到大学里继续使用，直到我的读书生涯实际结束，使用率也随之下降。在老三届人的眼里，我属于“文革前大学生”，这个标签似有“货真价实”的含义，然而事实上那时在大学究竟能学得什么？我远比同时代的大学生更清醒。理工科、医科的状况尚差强人意，社会科学类的课堂全是大一统的景象：社会学、政治学于1952年即已铲除，剩下的哲学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经济学就是“再生产理论”；法学就是阶级斗争；史学则是根据革命需要……。墙外的人无法窥知墙内封闭的真实，恐怕也难接受我的“奇谈怪论”。文革爆发，所有学业全部中断。许多满脑浆糊的“文革前大学生”，张口就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以为这就是学问。类似的荒唐，毋须一一赘述。如此不幸，正如当初刚进高中接触外语，而我们偏偏被分到俄语班一样，没有选择的自由。进了大学，就连苏俄名曲也已消失，因为那属于“修正主义”。而今在大学，俄语早沦为少数语种，无论生活或课题研究，俄文全然失去意义。
大学课堂里，再没人与我输滴钢笔墨水，我也没有受输墨水的需求。课堂讲授的内容大多索然无味，学问的成色甚至不敌高中阶段纯粹理性的《解析几何》与“高次方程”，唯一值得称许的，是藏书丰富的图书馆，于是我的阅读无政府主义重新抬头，并将重心转向外国小说，渐渐钟情于法国与旧俄时代的中短篇。可悲的是，文革尚未开始，外国小说即饱受诟病，上下一致公认这些小说充满“封资修的腐朽思想”。中年后，我为自己青春的无端损耗，渐渐萌生痛惜之情，事实上就连我的“永生”金笔，也失去用武之地。直到改革开放开始后，随着出版业的兴旺与欧美学术经典的逐渐传入，才借助阅读面的开拓与思考，对原先专业基础有了不断更新与深入的认知。1986年起，我开始给专业报刊写稿，用的是大开面稿纸，那支“永生”金笔，居然“东山再起”，此后一发不可收。
不知不觉斗转星移，往事俱已远逝，而今曾惯用钢笔的人还有几许？大中学生用的都是水笔。水笔结构简单、成本低廉，同学间传输墨水的微妙情趣，也早已不复存在。公司写字楼与机关里的中青年一代，就连水笔的使用也稀少，电脑网络可以取代一切，只有像我这样保守的人，总觉得钢笔似乎还连着“同桌的你”，虽也常在键盘上敲敲点点，心里还是难忘我的钢笔。上世纪90年代以来，住所数次搬迁，丢弃的什物与书籍不少，唯笔盒里的几支钢笔还保存完好，其中包括我的那支“永生”金笔。
当年的课堂内，帮我给钢笔输滴墨水的人，如今又在哪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