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那支“永生”金笔 (图)


一支笔。(图片来源:Adobe stock)   

钢笔,对现今读书人而言,恐怕越来越陌生了。钢笔不是钢材制成的笔,正如水笔也不是水做的笔一样。上世纪50年代末,我由小学升入初中,终于跨入钢笔使用者阶层,课堂记笔记,放学后做回家作业,有了使用钢笔的资格。此后铅笔只有在《平面几何》课绘制图形才使用,每周一次的美术课也还用铅笔。那时心里仿佛觉得,钢笔的使用,等于步入成人世界的标志。不过时间不久,这点新鲜感也就淡漠了。

我最初用的是金星牌钢笔,这是当年不少中学生都熟悉的一种,笔尖由金属制成,这可能是取名钢笔的原因。钢笔的笔杆以黑色居多,也有蓝色笔杆,铁红色与花色不多见,所用材料大概相当于制作电器的胶木,笔尖下有笔舌抵着,笔套上有挂钩,使得钢笔可以插在学生装左胸前的衣袋里。有爱钢笔的成年人,喜欢笔杆上刻下一行名句或座右铭。马路边有专门为钢笔刻字的个体摊位,摊主刻出的字迹清晰而绢秀。笔杆内有细长的橡皮管,用于储存墨水。紧贴橡皮管有狭长的金属片,只要用大拇指对尾部的弹簧稍加压力,就可以通过笔舌吸进或挤出墨水。钢笔若有损坏或零件失落,可以找街头专门的摊位修配。钢笔也有不同品格,好的钢笔称金笔。金笔当然也不是黄金制成的笔,只是鼻尖含黄金。金无足赤,笔尖上标有“金赤成五”的字样,表明笔尖的含金量为50%。差一等的可能要算24k金笔,还有一种笔,介于金笔与普通钢笔之间,称铱金笔。

起初用钢笔,作业本上下笔必须仔细,钢笔写错后很难用橡皮擦去。课堂上记笔记,遇有笔误或写错,可以干脆用钢笔涂抹,到了考试或测验,卷面就不宜随手涂抹。作业本上过多涂抹,老师也不满意,虽也有专门用于擦钢笔字的橡皮,但效果明显比擦铅笔字的橡皮差一截。我在年少时,凡事往往漫不经心,每次从文具摊买回橡皮,两天后也就无影无踪,于是书包里常常没橡皮,也不当一回事。课堂上不得不用橡皮的时候,同桌女生的帮助是自然而然的事。有时候在家忘记将钢笔墨水充满,几天后课堂上忽然发现墨水用完,也是向同桌的她告急。女生墨水中断的概率很小,对我的伸手讨墨水,向来有求必应且毫不在意。输送墨水时,她的钢笔在上,笔尖对着我的笔舌,笔杆内的橡皮管受压,墨水顺笔尖滴下。中年后,每每见手机屏幕上老狼唱起《同桌的你》:“……你从前总是很小心,问我借半块橡皮/你也曾无意中说起,喜欢和我在一起/那时候天总是很蓝,日子总过得太慢/你总说毕业遥遥无期,转眼就各奔东西……”听到此,就想起当初同桌的她,与我输滴墨水的往事。

那时钢笔用的都是蓝墨水,红墨水属老师批改作业专用,黑墨水只有政府机关公文中使用,还有绿墨水,据说是成年男女之间写情信所用。蓝墨水有蓝黑与纯蓝之分,纯蓝显得稍淡而柔和,记得女生似乎用纯蓝居多。无论蓝黑或纯蓝,文具店都有瓶装出售,那时墨水瓶在寻常人家是必备文具。我家有使用蓝黑墨水的传统,父亲一直是用蓝黑,我也就继承了。同学之间墨水互助的时候,起初还问一声:“你是蓝黑还是纯蓝?”时间一久,也就顾不得那么多。比墨水更重要的,当然还是钢笔。父亲常用的那支金笔是“关勒铭”,进口的名牌金笔有“派克”,但对中学生而言是奢侈品,自然也无人问津。国产品牌的金笔有“永生”与“英雄”两种。初中升高中的那年暑假,接到邮差送来的录取通知书,几天后父亲给我买一支金笔,就是“永生”牌。“永生”的笔尖更细小,而且被笔杆的端部包着,只露出笔尖像芝麻大的那一小点。笔套系金属制作,大概是不锈钢的质材。

伴随我一起进入高中的,自然是那支“永生”牌金笔。高中时男女生不同桌,我开始坐最后一排,前排是两名女生,再前排又是男生……。如此间隔,不知是谁的设计?班主任是女性,刚从外语学院俄文专业毕业不久,校长是早年圣约翰大学出身。坐在我前面的女生H,高中三年,虽每学年座位有适当调换,但巧的是从高一下学期起,直至高三毕业分手的两年半时间内,她和我日复一日一直是一前一后伸手可触,我的课桌始终紧靠着她的座椅背。H的俄文读音流畅且音质柔和,优于同班的绝大多数。倘使课堂上我的“永生”墨水中断,多半是向她发送一个微信号,接着就把“永生”从课桌边递给她,让她往笔尖滴入几滴墨水。有时候自修课上,她会转过身来,一手执笔将墨水滴入我手上的“永生”。那时高中生熟悉的苏俄名曲如《小路》、《灯光》等,常常走路时也哼唱着。这类战争时期的情歌旋律优美,仿佛暗喻着刚步入青春的一批人内心萌动的某种意识,然而在那个时代,男女生之间就连递一张小纸条,也只能偷偷摸摸,还需要鼓起勇气。忘了是在高二还是高三那年寒假结束,新学期开学第一天,分别已久的同学又聚一堂,大家心里虽高兴,仿佛又不自觉地掩饰着那份愉悦。那天H穿着一件过年穿的新棉袄,罩在外面的是蓝、绿为底色的花布。那个时代的女学生,通常没有勇气选择这样的花布,然而穿在她的身上,竟是出乎意料的雅致得体,都市少女特有的清丽与风韵全衬托出来了。

这突如其来的美就在我眼前,好像增添了一丝微妙的陌生感,让我一时不知所措,不由得拘谨起来,以至对她说话的勇气也减去一半。幸好我坐在她的身后,也许我可以找个借口:“钢笔没墨水了!”然而开学第一天,怎能找这个借口?她大概感觉到我忽然变得木讷。上午最后一课的铃声响起,在我匆匆回座位的时候,她轻轻伸出一只脚绊了我一下,脸上却是若无其事的样子。顿时,我心里好像一块石头终于落下。此后的漫漫岁月里,每当忆及那一幕,我就想起陆放翁脍炙人口的名句:“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高中三年,转瞬即逝。最后的日子是参加全国统一高考,连续三天在考场,全靠那支“永生”牌金笔。这一年的8月下旬,同班的语文课代表,将北京某高校的录取通知书送到我家。通知书规定,8月底必须到学校报到,父母开始忙着替我准备行装。全班40余人,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仅6人。我前座的H没能录取,挨了一年知道走投无路,只得报名“支援边疆建设”,此时离文革爆发仅一年时间不到。她离开上海的消息,我是在几年后的文革中期才得知,此时我们之间已隔着千山万水,这个消息使我陷入默默的惆怅。曾经青春期的骚动,受着意识形态的压抑,这种压抑无声无息又无处不在。一旦逝去,也就永远逝去,从来就没有“来日可追”的可能。多年后,深感自己的情思寄讬,依然在那首《同桌的你》,有时独自凝听入神,禁不住就有点如痴如醉:

……谁看了我写给你的信,谁把它丢在风里/从前的日子都远去,我也将有我的妻/我也会给她看相片,给她讲“同桌的你”/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谁安慰爱哭的你/谁把你的长发盘起?谁给你做的嫁衣……

我的那支“永生”金笔,自然又带到大学里继续使用,直到我的读书生涯实际结束,使用率也随之下降。在老三届人的眼里,我属于“文革前大学生”,这个标签似有“货真价实”的含义,然而事实上那时在大学究竟能学得什么?我远比同时代的大学生更清醒。理工科、医科的状况尚差强人意,社会科学类的课堂全是大一统的景象:社会学、政治学于1952年即已铲除,剩下的哲学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经济学就是“再生产理论”;法学就是阶级斗争;史学则是根据革命需要……。墙外的人无法窥知墙内封闭的真实,恐怕也难接受我的“奇谈怪论”。文革爆发,所有学业全部中断。许多满脑浆糊的“文革前大学生”,张口就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以为这就是学问。类似的荒唐,毋须一一赘述。如此不幸,正如当初刚进高中接触外语,而我们偏偏被分到俄语班一样,没有选择的自由。进了大学,就连苏俄名曲也已消失,因为那属于“修正主义”。而今在大学,俄语早沦为少数语种,无论生活或课题研究,俄文全然失去意义。

大学课堂里,再没人与我输滴钢笔墨水,我也没有受输墨水的需求。课堂讲授的内容大多索然无味,学问的成色甚至不敌高中阶段纯粹理性的《解析几何》与“高次方程”,唯一值得称许的,是藏书丰富的图书馆,于是我的阅读无政府主义重新抬头,并将重心转向外国小说,渐渐钟情于法国与旧俄时代的中短篇。可悲的是,文革尚未开始,外国小说即饱受诟病,上下一致公认这些小说充满“封资修的腐朽思想”。中年后,我为自己青春的无端损耗,渐渐萌生痛惜之情,事实上就连我的“永生”金笔,也失去用武之地。直到改革开放开始后,随着出版业的兴旺与欧美学术经典的逐渐传入,才借助阅读面的开拓与思考,对原先专业基础有了不断更新与深入的认知。1986年起,我开始给专业报刊写稿,用的是大开面稿纸,那支“永生”金笔,居然“东山再起”,此后一发不可收。

不知不觉斗转星移,往事俱已远逝,而今曾惯用钢笔的人还有几许?大中学生用的都是水笔。水笔结构简单、成本低廉,同学间传输墨水的微妙情趣,也早已不复存在。公司写字楼与机关里的中青年一代,就连水笔的使用也稀少,电脑网络可以取代一切,只有像我这样保守的人,总觉得钢笔似乎还连着“同桌的你”,虽也常在键盘上敲敲点点,心里还是难忘我的钢笔。上世纪90年代以来,住所数次搬迁,丢弃的什物与书籍不少,唯笔盒里的几支钢笔还保存完好,其中包括我的那支“永生”金笔。

当年的课堂内,帮我给钢笔输滴墨水的人,如今又在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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