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明堕落为野蛮 只需要一个月时间(图)


大约1940年,希特勒的车队驶过一条街道(图片来源:Hulton Archive/Getty Images)

【看中国2024年4月14日讯】从文明堕落为野蛮,只需要一个月时间。

1933年2月,希特勒上台之后,立刻着手清除德国社会生活中他所痛恨的那些痕迹,以此创造一个他所要的“新秩序”。此前可能谁也没想到,当黑暗降临时,文学艺术居然是第一批牺牲品。

事实上,这早就有迹可循。1929年,纳粹党在图林根州选举中获胜,慕尼黑政治警察局前局长威廉・弗里克博士得以出任该州内政和教育部长,他极力反对包豪斯等现代艺术,下定决心清除所有“犹太——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影响,还禁演了布莱希特的剧作。

这在当时被普遍视为过激行为,此人也于1931年4月在一片反对声中遭解职,然而不到两年,他居然出任纳粹德国的内政部长,以更强硬的手段卷土重来。

希特勒出任德国总理仅9个星期,纳粹党下属的“德国文化战斗联盟”便在一次公开会议上宣称:

“如果认为国家革命仅仅是政治和经济层面的,那就好了。革命首先是文化层面的!……艺术不是国际化的……如果有人要问:自由还剩下什么?那他会告知那些削弱和破坏德国艺术的人是没有自由的……在根除、粉碎那些破坏我们命脉的东西时,我们绝不会懊悔、绝不会感情用事!”

极端民族主义的剧目《施拉格特》是新政权的一次自我庆祝,剧中有句话很快成为纳粹语录中最知名的格言之一:“听到文化这个词……我就想拉开布朗宁手枪的保险栓!”这句话露骨地道出了一种新的野蛮精神:“总体战”是你死我活的生存斗争,文化在暴力面前什么都不是,甚至还不如无。

文学之冬》所展现的,就是这昏暗时代降临的第一幕:书名原本直译就是《1933年2月》,逐日还原了希特勒上台之后对德国社会文化生活(尤其是文学)的系统性摧残、打压和破坏,而当时那些作家们,又是如何各自做出艰难抉择。——不像我们这些后人,当时没人知道这个冬天将持续多久,不知道自己能否活下来,甚至不清楚什么样的选择才是对的。

正如全书开篇所言:“这不是英雄传奇,而是命悬一线者的故事。他们中的许多人要么不愿承认危险,要么低估了危险,要么反应得太慢,总之,他们错了。今天翻阅史书的人自然可以说,谁在1933年不明白希特勒意味着什么,谁就是傻瓜。但这样说是脱离历史语境的。希特勒的罪行难以想象——倘若这句话有意义,也首先是对他的同代人而言。希特勒和他的人能做什么,他们无法想象,最多只能猜测。难以想象,也许正是文明破灭的原因。”

确实,这就是问题所在:尽管纳粹确实叫嚣了很多年,但人们仍然猝不及防,因为他们的所作所为超出了文明人的底线——越是文明人,就越是难以置信他们会干出那样野蛮残酷的事,那超出了他们的日常经验。你或许也知道乌云正在聚积,但想不到一切来得这么快、这么狠。当人们反应过来,已经错失了最好的应对时机。

现实证明,在这样严酷的权力打击之下,没有哪个采取异议立场的艺术创作者是安全的。普鲁士艺术学院院长马克斯・利伯曼曾为兴登堡总统画像,身为德国最受尊敬的画家之一,他在本国艺术圈人脉极佳,原本觉得几个右翼的叫嚣动摇不了什么,直到他赫然发现,仅是其犹太血统就足够让他身陷险境。

画家乔治・格罗兹因为多年来尖刻地讽刺纳粹党,遭受了筋疲力尽地诉讼,虽然没能伤到他,但其处境越来越不妙,更无法靠讽刺唤起大众,最终不得不离开自己深爱的国度。——这是他最后的机会,在踏上美国土地8天后,冲锋队拿着斧头站在了他的公寓和画室门前。

面对这样凶残的暴力,失去了法律保护的知识分子们没有多少选择,越来越多的人不得不沉默。1929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德国作家托马斯・曼为了免受政治攻击,完全退入文学。埃里希・凯斯特纳试图搜集第三帝国生活的材料,作为小说的素材,但这些笔记没能派上用场:“‘千年帝国’不具备创作伟大小说的条件。”

布莱希特在《逃亡者对话》中有一句感慨:“决定是今天逃走还是可以等到明天所需的智力,可以让你在几十年前创造出不朽的杰作。”

留下来的那些文学家不得不面对政治无所不在的渗透:任何作家都必须表态,到底是支持那些代表德意志精神的作品,还是那些与时代息息相关、世界通行、以欧洲眼光重新定义国内传统的文学?

当然,这看似有选择,实则根本没得选:答案是早就规定好的,争论与其说是对话,不如说只是起到了分辨敌我立场的作用。

也就是说,这在本质上是一场内部“净化”运动:任何不符合纳粹党关于“民族精神”的事物,都将被系统性地清除,而这与对犹太人、同性恋者、残疾人等社会边缘群体的种族清洗在逻辑上是一致的,就是锻造一个“纯洁”的共同体。

希特勒在1933年初的竞选演说中,对此已说得明明白白:所有这些,就是旨在“恢复我们民族的洁净。我们所有生活领域的洁净,我们行政管理的洁净,公共生活的洁净,也是我们文化的洁净”,最终,“用应当反映我们灵魂的真正的德意志文化、德意志艺术、德意志建筑和德意志音乐使人民重获幸福”。

毫无疑问,这是一种无视现实的反动。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狂飙突进的现代化之后,德国当时原本已经是一个日渐多元化的社会。

然而,太多人对眼花缭乱的新潮流仍然抱着不适、怀疑、敌视的态度,在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创伤之后就更是如此了:世界主义被看作是“非德国的”,乃至是文化侵略,而新兴大众娱乐被谴责为廉价、浅薄、堕落的形式,甚至要为民族意志的腐化负责。

1930年罗森堡那本难以卒读的《20世纪的神话》,宣称德国表现主义是“染了梅毒的、幼稚的和杂交的”,靠着这样的鬼话,它居然卖出了10万册。希特勒坚称文学艺术中表现出来的精神状态是时代病症的征兆。在他和他的党徒看来,净化乃是唯一出路,必须义无反顾地捍卫其种族纯洁性和文化统一性,抵制一切可能使之弱化的外部影响。

我们现在当然可以轻易驳倒这种无稽之谈:且不说创新不是坏事,那种“民族洁净”实际上也从未有过,完全是纳粹意识形态的杜撰。然而我们必须承认的是,这种言辞在当时具有莫大的魔力,也绝不只是希特勒蛊惑人心的煽动力所致。

托马斯・曼尽管后来将瓦格纳看作是一位在歌剧中呈现极端特殊的心理状态、偏好怪异趣味的现代派的艺术家——并大谈他音乐的“世界主义”精神,从而触怒了将之奉为神明的极右翼——就在10多年前,曼本人就一直自视为代表着独特的德意志艺术的作家,确信德意志精神迥然不同于西方文明,甚至产生了超越其他民族文化的优越感。直到战后极端民族主义暴力的泛滥,才让他醒悟过来,强调“德意志性”绝非侵略、排他和破坏,而是“在最人性的意义上自由,文化上温和、有尊严且和平”。

在纳粹的术语中,1918年首次出现的“沥青文学”专门讽刺那种“不再扎根于本土的大都市文学”,用以贬低所有现代主义文学和反纳粹文学,像贝托尔特・布莱希特这样的作家就被视为“无根的城市作家”。

然而,布莱希特本人就曾创造“茨威利斯(Zivilis)”一词,它是由“文明(Zivilisation)”“梅毒(Syphilis)”和“城市(City)”合成的,意指一种与“精神文化”对立的“物质文明”,新一代人在大城市中异化,仿佛感染了疾病,人性在城市环境中衰亡。令人惊愕之处在于,连布莱希特都把城市文明看作是对德意志精神的一种腐化,敌对双方竟然共享同一种信念。

问题就在这里:纳粹的镇压固然是一场残酷无情的清洗,然而他们之所以能推进得那么顺利,不仅仅是因为手握权力,还因为连那些受害者也难以提出并坚持一套独立、自洽的理念。

诗人戈特弗里德・贝恩就深信,魏玛共和国那种自由、多元、法治的价值观不仅过时了、完结了,还导致了社会的崩溃、颓废、灭亡,因此,在他看来,希特勒开创了一个历史的新阶段,种族的命运共同体才是新秩序,哪怕他本人也是其中的一个牺牲品:“我将决绝地与我自己、与我们所出自的一切、与我们曾认为美好和值得为之而活的东西告别。”

那么他所珍视的文学呢?贝恩建议,为保持其独立性,坚决表忠心,不给部长任何进一步干涉的借口。他在政治上的天真可见一斑。事实上,一群知识分子乖乖签署声明就已是彻底政治归顺的可靠象征,再无独立性可言,正如本书一针见血指出的:“如此一来,放弃变为承诺,屈从变为宣誓效忠”“没有一句抗议,他们全都同意自己被剥夺权利、任人摆布,还决定立即把声明寄给所有未参会的成员签字”。

这正是值得后世记取的教训:“文明”存在于宽容、多元的法治环境之下,而那种狭隘的“净化”必然导致荒芜、贫瘠和野蛮。普里莫・莱维在其回忆录《元素周期表》中就明白地指出其危害:

“为了轮子要转,生活要过,杂质是必要的。肥沃的土壤之中,要有许多杂质。异议、多样,盐粒和芥末都是必要的。法西斯不要这些,禁止这些,因此你不是法西斯分子。它要每个人一样,而你就不。世上也没有无尘的贞德,若有也令人生厌。”

在那个昏暗时代,等待和希望是唯一的出路。剧作家古斯塔夫・哈通面对剧院不断受到公开侮辱的现实,认为只有坚守内心:“我们必须等,等一个取决于诗的质量而非政治狂热的时代。”但这种等待不应该只是消极的忍让,还应当包含反思和批判,否则历史就有可能重演。

在战后的岁月里,布莱希特曾回顾了自己所经历的这几十年,说出了无数人的心声:“国家应该同艺术事宜毫无关联,对其不应像迄今为止的那样,予以干预、约束和钳制。”在1948年将尽之际,他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领导者无法引领我们走出混沌

只有当我们最终能引领自我

才能别旧国,迎新家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本文留言

作者维舟相关文章


相关文章


近期读者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