凭法庭上证人一面之词 如何保证司法公正？(图)
——就杨清奇指证黎智英张剑虹之事证伪
黎智英 （图片来源: ANTHONY WALLACE/Getty image）
【看中国2024年3月9日讯】香港法庭就黎智英案盘问几位前苹果日报高层，由他们作供指证黎智英所谓“罪行”。日前杨清奇证词中有关我的部份，有不少记忆错误，虽然并非涉及严重环节，但出于维护事实，我仍应就此提供我的证词。
杨清奇说“曾被黎智英‘好欣赏’的作家颜纯钩投诉其文章不获《苹果》采用”，事后壹传媒前行政总裁张剑虹就此“当着同事面闹我”，最终张剑虹将“颜纯钩的文章安排在副刊刊登”。
此事全属无中生有！首先，我从来没有向苹果日报投诉我的文章不被采用。我投稿多年，深知文稿不被采用很正常，没得投诉，投诉也没用，唔通你一投诉人家就怕了你？我投稿苹果，先是在李怡手上，间中不被刊用，到杨清奇手上，也有落空的例子，碰到这种情况，都只能骨一声吞下去，凭什么去投诉人家？投稿不保证刊用，约稿基本上要采用，这本是惯例。
当时苹果论坛版有固定专栏，约稿又多，因此在杨清奇负责时，曾有数度因压稿较长时间，而使稿子失去时间性。尽管如此，我也从未因压稿而投诉，后来开了脸书，我曾在脸书文章中提及投稿失去时间性的问题，杨清奇可能看到，就以为我对此意见很大，因此直接去找黎智英投诉，引起黎与张他的不满。其实当时我根本与黎张二人都没有交集。
因为有脸书发文章，有一段时间投稿给杨清奇就少了，后来有一次，杨清奇又写电邮来约我写，自此又恢复投稿，而压稿的事仍有发生。从向苹果投稿第一天起，到停笔为止，始终没有向黎智英或张剑虹投诉过一次。很早以前，我投稿信报一篇文章，被编辑删到七零八落，把最主要的观点都删了，我曾写信向编辑投诉——要投诉就直接找编辑投诉，向老板投诉伙计，这种狗皮倒灶的事，也是我不屑于做的。
我与苹果日报的正式关系，先是黎智英打电话约我写副刊专栏，写了一段时间后，张剑虹写电邮约我写社论，每星期一篇，后来因有作者退出，他又约我每星期多写一篇，写到苹果停刊为止。实际上，自黎张二人约稿起，他们从来没有过问我怎么写，没有给我下达任何写文章的指令，也没有对我写的内容提出过任何异议，他们完全尊重我的主见。自约稿之日起，中间从未被压稿，因为都是固定的见报日期，不但不会压不会退，而且不能缺。杨清奇说我的文章“不获采用”，纯粹是张冠李戴，因为不存在专栏和社论不获采用的可能性。
说张剑虹将我的文章安排到副刊刊登，更属荒唐与违反常识。我投稿论坛版时仍未在副刊开专栏，时评文章一般都在一两千字之间，副刊专栏篇幅只有五百字，根本不可能搬来搬去。后来写社论，每篇规定三千字，更不可能移到副刊去刊登，不知道杨清奇这些记忆从何而来。我间中也曾写篇幅长的散文给苹果，但都直接寄给董桥先生，由他定夺，与杨清奇没有关系。
每个作者都看重时评文章的时间性，但我不喜欢稿子被压，与我有没有投诉是两回事，因此张剑虹公开“闹”杨清奇，与我的事情无关。其次，我的时评文章也从未被张剑虹移到副刊去用，时评文章刊在副刊不伦不类，稍懂报纸操作的人都会明白，那不是一个好主意。最后，副刊文章与时评文章篇幅相差很大，不可能移来移去，报馆也不可能整天做这种“厌恶性工作”去服侍一个作者。杨清奇的供词不可信，因为与常识相去太远，法官大老爷不应受误导。
证人在法庭上的供词，有没有可能出于保护自己的利益，而生安白造或夸大内容，或者因为慌张或神志不清而胡言乱语，这是值得检讨的。小事倒也罢了，万一在关键性的严重问题上，证人也胡言乱语，无端栽赃，那岂不是对当事人很不公平？
涉及我的这部份，对黎智英来说，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只不过证明黎智英看重我文章的质量而已。我写的时评文章，都是有感而发，也有充份的事实根据，在言论自由范畴内，都是合法合理的，控方不服气，可以写文章反驳我，大可不必借此加罪于黎智英。黎智英办报纸，自然希望刊出的文章都有一定水准，不会因为立场反共，就刊出一些胡乱谩骂强词夺理的文章，因为那种文章即使反共反到出汁，也不会有人看的。
我不知道杨清奇是记忆有误，还是出于其他用心，而在法庭上作不实陈述。编辑一年到头接触不同作者，处理不同稿件，也很难要求他每件事都记忆无误。我把这些事实写出来，目的只是提醒法庭，证人的供词不一定可靠，即使他们曾经宣誓，他们在被捕后也承受巨大心理压力，但每个人面对政治迫害的立场与态度都不一样，不能一概而论。我担心的只是，在我那些鸡毛蒜皮小事上，杨清奇做了不实陈述，那么在其他的严重问题上，又如何确定他作证的可靠性？法庭无法确认证人证词的可靠性，却据此而定罪，那是非常不公道的事。
国安法志在围剿天下反共言论，此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也，但用心如此，至少应该查有实据，做得太过份，民间道路以目，法庭失去权威性，那便是香港法治的末路。
（文章由作者授权转载自颜纯钩facebook脸书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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