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24年1月25日讯】阿根廷总统米莱上周在瑞士达沃斯2024年世界经济论坛上发表演讲，大赞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经济给世界带来的福祉，同时痛斥集体主义及其各种变体给各国带来的灾难和衰退。这篇演讲在国际社会内引起广泛关注，同时也在中文世界引发热议。有网友在社媒上说，这篇演讲让中共躺枪。这篇演讲到底讲了什么，又对中国的经济形势有什么样的启示？
米莱的这篇演讲是1月17日发表的，很快他的演讲视频和中文版全文就在中文网络上广泛传播。
中国大陆的财经媒体“金融界”等以及有中国官方背景的观察网、凤凰网在米莱演讲的第二天（1月18日）就报道了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对米莱的批评。马杜罗说米莱的讲话是“他的纳粹意识形态和麦卡锡主义意识形态的可耻表现”，还说西方想让米莱在阿根廷摧毁国民经济，让其屈服于北美帝国主义。
但社媒上的反应则比较多样化。在知乎上可以看到，有人斥责米莱倡导的自由市场经济根本不是完全自由的，而是需要市场组织者；米莱在阿根廷大搞经济自由化，只能把本国经济的组织者地位拱手让给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际资本。但也有很多人对米莱的演讲推崇备至，说米莱是本次达沃斯论坛唯一的明星，光芒四射。而在网络防火墙之外的社媒X上有人则直接吐槽，啥时候中国冒出一个米莱版的总书记，中国人民就脱离苦海了。
阿根廷的问题
中文圈内对米莱演讲种种的情绪映衬着中国经济近几年严重下行的趋势，似乎正与深陷泥潭的阿根廷经济同病相怜。米莱去年12月上台就宣布将使比索贬值50%并削减公共开支，以减少财政赤字，并抑制高达160%的通胀；与此同时，阿根廷11个省还先后宣布进入经济紧急状态。
美国欧道明大学管理学讲座教授李少民对本台分析说，阿根廷遇到的经济问题与中国还是有所不同，“（阿根廷）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多年以来的高福利政策，政府已经无法维持了，阿根廷有着发展中国家中最庞大的福利制度，涵盖整个人口。”他介绍说，这包括用水用电、交通方面的补贴，比如用电方面的政府补贴导致每度电只用缴纳五美分，但同时经济体制的其他方面也阻碍着经济的发展，“另外，它对私企的管制，不尊重产权，还有对经济上很多方面的限制，也是这次经济危机的原因。”
阿根廷曾在20世纪初取得经济上的巨大成功，在20世纪头三十年里，阿根廷的总收入和人均收入甚至超过了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但从1930年代，军政府长期掌权，阿根廷政治和经济都进入了动荡期。1980年代阿根廷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并出现巨额债务。1990年代末，阿根廷结束军政府，转向民主体制，但在21世纪初仍多次出现政府债务违约。
米莱上周在达沃斯论坛的演讲中，暗示了他上台前阿根廷经济体制中存在的问题，“集体主义者提出的解决方案不是更大的自由，而是更严格的监管，这产生了螺旋式不断增加监管的恶性循环，直到我们所有人都变贫穷。”
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席教授谢田告诉记者，阿根廷如今经济上的问题与其历史上长期军人政府有历史渊源，“军政府实际上是一种专制极权的统治，历史上他们也采用了有社会主义色彩的经济政策。”
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李维森2009年曾在中国《经济观察报》上发表文章指出，阿根廷等拉美国家在从军政府下的国家干预主义体制向民主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没有相应地建立起有效约束政府官员以权谋私和贪污腐败的政治制度框架，形成了一种财富高度集中和垄断从而社会收入分配极度不均的权贵资本主义社会体制，影响了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
李少民则认为，阿根廷高福利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可以理解为是对过去军人政府极右体制的反弹，“这种反弹，我认为是造成了泛民主，就是高福利，因为选票里就是穷人多啊，穷人就是要求各种分配。”
中国的问题
米莱在演讲中还专门强调，目前在世界不同地方接受或流行的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民主基督教或基督教民主主义、新保守主义、进步主义、民粹主义、民族主义还是全球主义等等，“都是集体主义的变种”。
把社会主义归结为集体主义的变种似乎正打中中国官方所宣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调。但李少民认为，中国显然并不是所谓社会主义，而是在专制独裁体制下的资本主义，但这并不是好的资本主义，“第一，中国就没有真正的法治，因为现在共产党说得很明确了，就是党领导法律；没有这第一个，也就没有第二个，就是没有对产权的保护，中国的私有产权，党说要拿走他就拿走。没有这两个条件，中国的资本主义就不可能是一个好的资本主义。”他强调，在这个意义上，米莱在演讲中所推崇的自由资本主义对中国才是有意义的，“就是说你要建立一个好的自由资本主义。”
米莱在演讲中从自由资本主义的立场出发，表达了反对干预垄断的看法；他的说法是，一些国家“对垄断进行监管，破坏它们的利润，并摧毁增长的收益回报，这将自动地破坏经济增长”。
中国当局近几年多次出手整治垄断企业，并宣称这是为了维护公平的市场机制。单在2021年，中国监管部门就以反垄断的名义对阿里巴巴、美团等平台企业，开出了220亿元人民币的罚单。
谢田教授则分析说，垄断需要干预，但关键是政府以什么方式来干预。他也提到了阿里巴巴的例子，“中国如果是想打破马云的这种垄断，只要开放让西方的支付方式进来就好了，而不是由政府来粗暴地干预。”他强调，中国针对马云的蚂蚁金服采取的反垄断措施，还不止是打破垄断的问题，“中国政府实际上用反垄断的手段把（蚂蚁金服）抢过来，变成国有，而国有实际上是更大的垄断。”
李少民则说，现在中国共产党实际上就是把整个国家当作一个大公司来管理，“中国可以运用举国的资源，他要发展一个行业，就把举国的资源都放在那个行业里，然后整个国家就像一个公司一样在世界上竞争，这就很可怕。为什么？因为他既有国家的实力，又有企业的灵活，全世界只有中国一个国家这么干。”
李少民就此提出忠告说，米莱的演说倡导自由资本主义有其道理，但这当中也存在危机，“他（中国当局）完全反其道而行之，不仅这个政府没有衰败，而且继续扩大，对社会经济控制越来越多；更重要的是，他这种举国模式并不是像米莱说的那样，政府一干预就低效率，他这个模式在世界市场上有超级竞争力。”他强调，如果全世界民主国家都变成米莱所倡导的那种小政府，他们怎么抗衡中国当局主导的这种举国大公司？
中国的道路
米莱的讲话虽然是以阿根廷自身的经济状况为背景，但其提出实行彻底的自由资本主义是长久以来在世界范围内讨论的普遍性问题。中国能否走这种自由资本主义道路，也是改革开放以来各界反复在争论的话题。
谢田说，中国最后可能不得不走米莱所倡导的自由资本主义道路，“实际上最大的问题是私有产权的问题，真正把私有产权归还给百姓，但这个事情只可能在解体中共，也就是中共不再当权的情况下才能发生。”他强调，现在中共的既得利益者不可能自动放弃权力。
李少民则说，中国当局不会自愿走这条道路，“西方唯一的办法就是联合起来对中国模式说不，实际上还是得脱钩，就是要想办法告诉他，你这样下去不行。”他指出，只有在这种压力下，中共才可能改弦更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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