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左到右为张学铭、张学良、张学思。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在西安发动军事叛变，将中华民国政府的军政领袖蒋介石扣押。该事变令无数人扼腕，它不仅使中共获得了喘息、壮大的时间，并将中国拖入深重的灾难深渊，也使日本侵华时间表提前。
1956年，周恩来在北京纪念西安事变20周年时，称张学良是“千古功臣”。不过，对于西安军事叛变，中共官方一直故意忽略的一个重要史实是：很多积极策划和执行兵变的东北军军官都当了汉奸。他们先是在日本人和汪伪那里做官，后来又在中共治下苟活。当年这些“爱国义士”都做了地地道道的汉奸。
吕正操
东北军军官吕正操加入中共，成了中共上将。
1937年3月，东北军东调，分住豫南、皖北、苏北，各部均直接归南京军政部管辖，其东调中原东北军军官吕正操、万毅等部加入了中共。
这个吕正操，神父雷震远在《内在的敌人》中，记载了其假抗日的言行。下面是摘录：
“我听说你曾经设法救护受伤的老百姓？”他（吕正操）问道。
我（雷震远）想，自然是我误会了他的怒容，他的发怒不是为了我，而是来自刚才开过的一个会议。他讲的话极像是电灯开关，燃起我在日本撤退后亲眼在安国所目睹的一切人类痛苦的可怕形象，这些形象，我曾企图在黑暗深沉的记忆中埋去。我用双手把眼睛蒙住，对吕正操讲话，因为我不愿意他看到我情感激动的情形。
“我希望我能多做一些，将军！”我说，“可怜的老百姓，如此罪恶的屠杀！我愿意──”他打断我的话头。“你再这样做我就抓起你来，按叛国罪枪毙。”
我看着他，听不懂他的意思。我发觉他不像往日那样称呼我“神父”或“同志”，显然他是气怒得竟无法装出和善的样子。
“再做什么事？”我问道。
“救那些受伤的老百姓”，他答道。“日本杀的中国人越多，对中国越有利益”，他继续说。“日本人的屠杀会鼓励起人民的仇恨，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那也是我们使我们人加入我们队伍的方法！”
他的话激起我的愤火。我很想抗议他的丧心病狂，虽然我也知道这是无济于事。但直到现在我已经看出，共产党是想征服中国，而不想击退日本。我又看出，在我和他交涉时，我不能表示出愤怒，而应出以冰冷的突击。那样会使他吃惊而处于防御地位。
“将军，你没有出力打日本”，我说。“我不明白你何以需要这样庞大的军队。真的我有些惊奇。你一向强调人民加入你们的部队去打日本。但是你并没有尽力和他们打仗──不常打，打得不起劲。”
他用眼睛钉住我。
“我们的最大敌人不是日本”，他说。
“不是日本？”我惊奇地反问。
“不，不是的”，他愤然说出。
“谁是你们的大敌人？”我问道。
“蒋介石，他是我们的大敌人。”吕正操说。
孙铭九
孙铭九在汪伪、日伪、中共都做过官。
这些汉奸中最为出名的是孙铭九，他是张学良的警卫营营长，张学良的心腹嫡系之一，正是他执行了捉蒋命令。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被软禁后，东北军的主要将领都主张和平解决，但孙铭九一意孤行，要和中央军武力相见。
1937年2月2日，震动全国的“二二”血案发生。少壮派应德田、苗剑秋、孙铭九等人指使部分军队再次发动兵变，杀了东北军元老派67军军长王以哲、西北总部参谋处处长徐方等人。
东北军的内乱不但直接导致了东北军的解体，而且使得古城西安惨遭兵火之焚。1937年2月4日，周恩来命人将孙铭九等送入红军苏区，后来国共合作后，孙铭九不得不离开苏区，前往天津、上海租界暂避。1943年春，孙铭九在汪伪政府参赞武官公署任参赞武官，年中任日伪豫北抚安特派员和抚安专员，次年又担任了日伪山东省保安副司令。
孙铭九凭借其汉奸本领，曾在中共建政后成功躲过“镇反”、文革等运动，还担任过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六届上海市政协委员，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等社会职务，2000年逝世。
张学铭
文革期间，被中共称作“千古功臣”的张学良弟弟张学铭(左一)被关进监狱。（以上皆为网络图片）
张学良的弟弟张学铭参与了西安事变，1943年加入汪伪政权得了个军事委员会委员的头衔。中共建政后，历任天津市建设局副局长，天津市市政工程局副局长等职。文革期间，张学铭被关进监狱。1983年逝世。
鲍文樾
张学良的参谋长鲍文樾，西安事变后担任了汪伪政府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代理军政部长等。后因汉奸罪被捕，1946年被国民政府处决。
白凤翔
积极参与捉蒋的东北军骑兵六师师长白凤翔，担任伪东亚同盟军的指挥官，1943年被日本人毒死。
苗剑秋
一再鼓动张学良策动西安事变的副官兼机要秘书苗剑秋曾经告诫其不要替国民党打内战，但西安军事叛变后，他却顺利出境到了日本，当了汉奸。
应德田
抗日同志会书记应德田，投靠汪伪政权，当上了河南省教育厅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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