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世代的抗争者：“白纸”一代眼中的“六四”(图)

肖雅洁参与洛杉矶白纸运动声援集会的情形。（肖雅洁提供给自由亚洲电台）

【看中国2023年6月8日讯】今年的“六四”纪念活动与往年最大的不同，就是不少年轻人参与其中。这些所谓“白纸世代”的年轻人如何看待当年的六四事件？这场发生在他们出生前的惨案对他们又意味着什么？

季新是一名二十岁出头的上海青年，去年来到了美国留学。自从白纸运动爆发以来，曾经经历过上海封城的他，一直在网上积极加入各种政治讨论群组，与年轻的抗争者们交流思想，也在今年参加了一场线上的悼念六四活动。他告诉记者，他是在八岁那年第一次听说六四的：“那年我在玩公园轮滑，休息的时候隐约听到大人聊天，他们说很多年前北京街道上有一群人在游行，军队就用枪扫、坦克压人。”

大人们的讨论，引发了当时年幼的他的好奇。他走上前去，试图问那些大人们更多问题。他描述那时的情形说：“我就提问，问他们这到底是哪一年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要这样。大人发现我这个陌生小孩也凑过来听，他们有点慌慌张张的，叫我自己一边玩去。”

这段经历让他从那时起，就对这件大人们躲闪着不愿意说的事情感到非常奇怪。这之后，为什么会发生这件大人不愿意说的事，这件事到底是怎么回事，就成了他想弄清楚的东西。就在几年以后，他有了机会，而这来自他父亲的一次“疏忽”。季新说，有一天：“我发现我爸的电脑开着，在他桌面上发现了一个叫‘六四屠杀’的文件夹。我点开来看，看到了很多六四照片，比如学生冲上人民英雄纪念碑抗议的照片，比如北京街道上坦克履带碾过鲜血的照片，以及天安门前人山人海游行的照片。”

很快，他的父亲就知道了这件事。而父亲的恐慌，则令他印象深刻。他回忆道：“他很慌张让我什么都不要说。过几年我又学会了翻墙，第一天我就把三小时的《天安门》记录片看完了。那是2016、17年左右，我才对六四事件有完全的了解。”

季新所提到的记录片，就是那部由卡玛执导，在1995年上映的《天安门》。在这之后，他感到自己应该把关于那段课本上不存在的历史告诉更多同学。按照年轻人中惯用的词语，他成了一名“反贼”。他说道：“所以那个时候我经常给我的同学科普，讲六四是怎么来的，以及六四发生以后具体发生了什么事，也给他们听歌，比如《自由花》，把照片、影像给他们看。那时候，我还把维基百科上六四、刘晓波（的内容）打印出来，分发给他们。”

他也表示，他发现他的同学们几乎都不知道六四是怎么回事，并在听了他的介绍后，感到那些在六四屠杀中遇难的学生很可怜。

00后肖雅洁：白纸运动对八九的传承和超越

出生在2000年的肖雅洁，在小学时随父母从大陆移民到了香港。她告诉记者，2010年，也就是她刚去香港的第一年，就接触到了与六四有关的活动：“当时香港的政治方向还是很自由的，每个学校都会举办六四的纪念活动。我在香港上学的那几年，每一年我们学校都会有自发性的活动，大家一起去礼堂悼念学生。无论我在小学还是初中的时候，我们都会有烛光晚会。”

她说，在那时候，她对六四还没有很深的思考。而真正让她感受到冲击的，是在2016年发生的事。那一年，她已经前往英国留学了，而她的父母则在香港维园参加了六四烛光悼念活动，并遇到了否认六四屠杀历史的大陆游客。她表示：“这些事情我父母跟我讲的，我觉得大陆人受的蒙骗太多了，这使我对六四有很深的印象。”

在2019年的暑假，那时已经来到美国继续学业的她，回到香港参加了反送中游行，而这也是她第一次真正地投身抗争运动。她表示，当时在香港的街头，她曾经吸入催泪弹，也曾见到亲当局的白衣人从楼上向示威者高空抛物。目前，正在美国洛杉矶工作的她，也在当地参加着白纸运动的声援活动。

肖雅洁告诉记者，在她眼中八九民主运动和白纸运动有着传承关系：“白纸运动更像是六四大学生的传承。因为虽然可能发起白纸运动的人，不是所有人都了解六四的过往，但是其实我们骨子里是渴望自由的、渴望民主的。”

她也把这两场运动进行了对比，认为发生在信息时代的白纸运动能使更多人觉醒，并说道：“白纸运动是封城导致的，反映中共没有办法用更强硬的手段做出让我们捂嘴的事情了。这是一场更胜于六四的民主运动，因为在当时这么高压的情况下，还有一群勇敢的人站出来。”

南加州大学学生王涵：从邓小平到习近平 中共没有任何变化

在今年26岁、深度参与了白纸运动的南加州大学学生王涵的心目中，六四屠杀和近年中国当局进行的“动态清零”、封城政策一样，都是一种需要所有人共同反抗的极权暴政。他说：“就是我之前一直和很多人讲的，我觉得在面对极权暴政的时候，所有人都应该站在一起。”

王涵表示，在江泽民、胡锦涛的时代，那时非常年少的他对中国的看法和现在有所不同：“江胡时代，我也是不支持中国共产党的，但是当时我很天真地觉得这个国家会变好。有点像台湾，大家在一步一步地往前走，最终让民进党执政，我觉得我能看到那样的希望。”

他说，尽管他在小学的时候就知道六四，但对他更为决定性的冲击则是之后发生的事：“2018年习近平修改宪法对我是非常震撼的事情，19年的香港反送中运动更激励了我，之后就是武汉肺炎的事情，一件一件。”

这之后，他不再认为中国能以台湾那种方式“变好”了。他认为，与台湾民主化之前的国民党相比：“共产党对中国基层社会组织的摧毁更加严重，极权程度更高。所以我觉得不可能通过正常改良诉求去改变暴政，只能通过更坚定的抗争去改变暴政。”

此外，他也因此对中共近三十多年来的历史有了新的认识。他用了一个比喻来形容他对中共内部派系斗争的看法：“和兄弟打架一样，比如说中国移动和中国电信竞争，再竞争都是‘自家兄弟’。中共政权也是这样。”

他进一步阐释他的观点说：“我不认为中共的政权有任何的变化，从头到尾。习近平、邓小平理念再不同，也是共产党、马克思主义，都是极权体制，极权意识是深深根植在他们潜意识里、根植在他们观念当中的，我不觉得有任何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