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 那月 那个寒冷的春夜(组图)


那年,那月,那个寒冷的春夜。(图片来源: pixabay)

无情的岁月像世代奔腾的黄河流淌不息,逝去的往事像空中飘浮的烟云转眼即逝。似歌似哀诉,记录了不知多少人间的悲欢离合的辛酸、生死离别的悲痛。回首往事,抚摸累累伤痕,掀开记忆的画面,不忍卒读。铺天盖地的政治运动,炮火连天的文攻武斗,深深定格在我的脑际。记忆像一只永远被牵在我手上的风筝,一万多个日日夜夜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那是一场灾难,一场恶梦,痛定思痛,长歌当哭。

1957年反右时,对我在教育杂志和文艺刊物发表文章的每一个标点,每一个铅字都进行了严格的审查,断章取义,出人意料的被称之为毒草,加上我出身于“罪恶家庭”,又被意外地被戴上“右派份子”的帽子,真不明白人为的一顶帽子,人们再也不用以前的眼光看我了,同学朋友像躲瘟疫一样远离我,得意门生仇视我。我多么渴望过一天没有担心受怕,奚落歧视,无忧无虑的日子啊!我真后悔,不该念书、不该参加工作,就不会有今天非人非鬼的下场了。我的体力可以承受“劳动改造”对我的“考验”,但一句污言秽语,一个鄙视的神色却可以使我彻夜难眠,刺得我心头流血。非常幸运,1960年我侥幸被起用安排在我家附近的一所农村中学教书,和我相依为命的母亲在我起用的第二年撒手而云。孤独的我在1963年和一位心地善良的姑娘结了婚,第二年儿子来到了我的身边,给我带来了希望和欢乐。

好景不长,打着鲜红的旗帜向科学宣战,向文化进攻,扫荡知识,践踏理智的“文化大革命”发生了,我又被重新戴上“右派份子”的帽子,轮流批斗,挂牌游街游乡。妻子受不了这样的打击,在红卫兵的威胁挑唆下离我而去,不满周岁的孩子因是“地主羔子”、“右派崽子”,不让亲生母亲把他带走。从此我开始了当爹当娘的艰苦岁月,被撵出学校后,就住在村中属于我的那间年久失修的茅草屋里。这算什么家呀!没灶没桌没床。蜘蛛占满了所有的空间。我只好铺草为床,支土坯为灶,孩子放在好心人送来的破筐里,搁在不漏雨不透风的墙角。白天游乡时,我前挂牌后背孩,夜晚我在大队挨斗时,孩子在家任其哭嚎。在那虔诚同邪恶拥抱,朦昧和幼稚结合,是非颠倒,人妖混淆的年代,我能挨完批斗回家照看孩子,这对阶级敌人来说已经是最大的宽大和恩惠了。


我心中只有一个念头,牵挂着高烧的儿子。(图片来源:Pexels)

一个冷雨敲窗的春夜,夜是深邃的,雨是冰凉的,我们几个“坏蛋”正在大队会议室里接受贫下中农吹灭灯的“教育改造”,怒斥声中伴着按头拧胳膊,拳打脚踢的疯狂动作,间或还有钝器落在身上。我只有两手抱紧脑袋任其摆布。长达几个小时的“教育改造”总算结束了,我已麻木不知疼痛,头晕脑胀得分不清东西南北。心中只有一个念头,牵挂着高烧的儿子。

在爱心的驱使下,我挣扎着起来,强支持着遍体鳞伤的身子,拖着灌铅似的双腿,强忍着撕心裂肺的剧疼,踉踉跄跄,走时爬地往家中走去,仿佛眼前每一寸路都在延伸着距离,当我万分艰难地走近家门时,屋内死一般的沉寂,一种不祥之兆袭上心头,本能地推开柴门,急忙去摸破筐中的孩子。他一动不动,鼻孔内连微弱的气息都有没有,胸前只剩下刚能觉察到的微温。一种从没有过的莫名其妙的恐惧占有了我所有的神经,急忙点灯一看,孩子已紧闭双眼,脸上的泪痕依稀可见,四肢冰冷,面部的表情不知是痛苦,还是祈盼,不知是愤怒还是怨恨。身边还放着好心人送来的鸭蛋……。

我两眼一黑,瘫倒在筐前,当我苏醒时,远处传来断断续续续雄鸡的啼叫,我发狂的亲吻着孩子,嘴里不住地念叨:“儿子!我亲爱的乖乖,爸对不起你是爸爸给你造的孽呀!你没有罪,你不该这样死呀!……”。

我没有了亲人,希望完全破灭了,觉得自己没有活下去的价值,想马上离开这个使我受气、受累、受歧视的非人的世界。面对昏暗的灯光呆呆地坐着,怀里紧紧地搂着儿子,脑海里一片空白,我不敢大声哭,也不敢高声嚎,生怕惊醒熟睡的儿子,只有把眼泪往肚子里咽。

脚步声由远而近,在屋门外停下了,大声吼道:“天快明了,抓紧把孩子喂好,别耽误到公社游街。”我的心像刀搅一般,头像五升斗那么大,苦涩的泪水流了出来,觉得受压抑的感情将要沸腾爆发,我木讷地站起来,把孩子抱在胸前的怀里,用衣服裹紧,用绳子拴牢,幻想用爱心和体温唤醒这个幼小无辜的生命,给苦命的儿子最后的温暖。

万念俱灰,一切绝望,我又想到了死,纵然使尽全身力气,也无法拴牢上吊的绳子,欲死不能,痛苦使我全身颤抖,脑子里乱麻一团。远处的乌鸦哀叫了一声,我想它也有一个温暖的巢,我多么想有个温暖的家呀!家在那里?亲人在哪里?儿子、母亲和不是出自内心和我离婚的妻子在哪里?我的心碎了,泪也流干了……。

杂乱的鸡叫迎来了东方的鱼肚白色,我只有怀揣儿子去公社了。

 

往事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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