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抗日 四个阶段都不离这个“字”(组图)

中共抗日 四个阶段全都不离一个“字”。(图片来源: Adobe stock)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口头抗日的先锋。它发表抗日宣言比蒋介石1937年7月17日在庐山发表抗日宣言早了3年之久，而且不同的郑重版本先后有4种之多。然而，认真对共产党的抗日历史做一考察，发现这里面大有说道。

我就按历史顺序一一道来。并做为我本人向反法西斯胜利78周年的献辞。为让读者提纲携领，一览无遗。我整理出共产党抗日的几个阶段，布列于文章开端。不过这些阶段和方式，全都离不开一个字——假！

（一）以假乱真的抗日阶段（1934年7月红军准备长征——1935年10月长征结束）

（二）半真半假的抗日阶段（1935年8月1日王明在莫斯科发表“为抗日告全国人民书”又称“八一宣言”——1938年10月武汉保卫战失败）

（三）一分真九分假的抗战阶段（1938年底——1945年8月抗战胜利）

（四）清点共产党抗日“战绩”

一、以假乱真

1934年，蒋介石对“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发动了第五次围剿。这一次战事顺利，苏维埃政权如即将覆巢之危卵，岌岌乎难免壳碎黄溅焉！

当时为了吸引蒋介石主力，掩护红军主力向西南方向的撤退，苏维埃中央军委决定派一支疑兵离开江西瑞金东进，来个声东击西。这支疑兵的名字就叫“北上抗日先遣队”。

北上抗日先遣队6000余人，弹药不足，而中央指定部队携带的宣传品就有160多万份。有《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告农民书》、《一致对外——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拥护红军北上抗日运动》等传单口号。总共装了三百几十担，先遣队一路张贴散发，摇旗呐喊，宣传北上抗日。但是先遣队并没有北上，只是在民国心腹之地闽、浙、赣、皖转来转去泡蘑菇。

苏维埃中央军委还一度下令南下攻打福州，与北上抗日南辕北辙。

不到半年时间，6000人很快大部分被国军歼灭。抗日先遣军第一任军团长寻淮洲战死、第二任军团长刘畴西和地方军委主席方志敏被俘枪毙，只有军参谋长粟裕带少数人突围。

“抗日先遣队”和日本人一个照面都没有打。“北上抗日”是一次军事佯动作。粟裕当时对中央的意图不了解，对军委的瞎指挥颇有怨言。他不知道这是红军断尾求生之计，自己就是那截被折下来的尾巴尖。乱蹦乱跳没有章法只是要分散蒋介石的注意力，让蜥蜴主体逃走。

这是共产党第一次宣告“北上抗日”。

1935年9月20日。红军走过草地，突破腊子口进驻哈达铺。此时周恩来大病刚愈，不顾仍然很虚弱的身体，安顿下来马上就和张闻天、博古一起来找毛泽东，商量下一步的去向。由于张国焘的分裂，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的计划已无法实现。8天之前在俄界会议上（甘肃迭部县），毛泽东曾提出用游击战争打到苏联边境建立根据地的方针，但此时红军已损兵折将十之八九，再远征消耗下去，有灭顶之灾的危险。真是“多歧路，今安在”，“拔剑四顾心茫然”。当然，周恩来是拔枪四顾心茫然。

也就在此时，毛泽东在缴获的旧报纸《大公报》、《中央日报》上读到刘志丹、徐海东领导的红军在陕甘根据地活动的消息。这一发现使中央领导同志极为振奋。

22日上午，中央领导在哈达铺关帝庙内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会上，毛泽东作了关于形势和红军整编的报告。毛泽东在讲话中说：“感谢国民党的报纸，为我们提供了陕北红军的比较详细的消息，那里不但有刘志丹的红军，还有徐海东的红军，还有根据地！”毛泽东鼓动说：“同志们，长征快要结束了，现在我们的任务就是向陕北进军。与那里的红军会合，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全体与会人员受到极大鼓舞，情不自禁地一致高呼：拥护中央北上抗日的正确路线！到陕北根据地去！”

红军在哈达铺进行了整编，中国工农红军易名“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支队”（简称陕甘支队）。支队政委由毛泽东兼任，支队司令员彭德怀。全支队共7000余人。

这就是第二次宣告“北上抗日”。从国民党旧报纸上偶然捡到的红军突围求生之路，被毛泽东赋予“抗日救亡”的民族大义。北上逃命，变成北上抗日。

概括以上两次“北上抗日”，抗日是假，逃命是真。我称之为“以假乱真”的抗日。

抗战期间，新四军不打日军，屡次偷袭抗战国军。（网络图片）

二、半真半假

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王明、康生、张浩等在莫斯科以中共和中华苏维埃政府名义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又称“八一宣言”），由于自从红军长征以来共产国际就与中共失去联系，共产国际七大提出的“建立反法西斯人民统一战线”的决议和“八一宣言”内容直到1935年11月才由张浩带到延安。1935年11月28日，延安才发表《中华苏维埃政府和红军革命委员会抗日救国宣言》呼应“八一宣言”精神。号召组成反蒋抗日统一战线。

这是郑重其事地发表第三个和第四个抗日宣言了。然而国民党却只把这当做残匪的绝境求生伎俩。蒋介石继续部署围剿延安，要做“攘外必先安内”的最后一击。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突然改变了历史的进程。张学良兵谏犯上，扣押了蒋介石。延安兴高采烈的气浪几乎掀翻了窑洞。一些人在讨论如何公审和枪毙蒋介石。

但是斯大林对中国时局有了新的认识：如果利用中国遏制日本对苏联的威胁。必须依靠强人蒋介石。斯氏甚至怀疑张学良受日本收买，逮捕蒋介石以瓦解中国抗日力量。共产国际断然指示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趁势推动国共合作，建立联蒋抗日统一战线，接受国民政府的领导。

延安中共如当头被浇了一瓢冷水，联合张学良组成西北抗日政府的构想顿成泡沫。周恩来亲赴西安，换了一付冷面孔面对张学良，扮演不偏不倚调停人的角色。

1937年7･7卢沟桥事变，日本加紧侵华步伐。严峻形势把国共关系挤得更紧了一些。7月8日下午，蒋介石收到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9人联名打来的电报：“庐山蒋委员长钧鉴：日寇进攻芦沟桥，实行其武装夺取华北之已定步骤……红军将士愿在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家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地卫国之目的。”7月9日下午，蒋介石收到由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等代表全体红军打来的电报：“我全体红军愿即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并请授名为抗日前锋，与日寇决一死战！”

1937年11月14日，王明、康生等为首的国际路线派从自莫斯科衔命而来，就是要加强联蒋抗日统一战线。王明主张“一切通过统一战线”。强调“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武装、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号召国共消除前嫌共赴国难。

王明和周恩来组成长江局。在武汉保卫战期间，国共合作相当紧密，真有点共赴国难的味道。郭沫若的抗战回忆录“洪波曲”，就是述说的这段历史。

但是国共互相猜疑，共产党敷衍国民政府的命令、推诿与日寇作战，此间就已经发生。有这样一个例子：

1937年8月左右，蒋介石曾调一二九师到石家庄阻击日军。蒋委员长特派他的高参、刘伯承的旧识乔茂才传令师长刘伯承。政委张浩接待了乔高参，转身悄悄派人去告诉刘伯承躲起来。并对李达交代如何对付乔茂才。李达把乔茂才安排在一二九师师部，陪他好吃好喝，却绝口不提调动的事。乔茂才几次催促要见刘伯承，李达均以种种借口搪塞。乔茂才手持总裁手令，却找不到接令之将军，整天吃了睡，睡了吃，最后无可奈何自行离开了。回重庆被蒋介石狠狠训斥了一顿。

共产党声言一致抗日，实际上内部发生分化：一些中共领导人认真执行共产国际指令，联蒋抗日卫苏，其抗日的忠诚度无可怀疑；另一些领导人图谋借日灭蒋，积蓄力量，伺机做大。其抗日的忠诚度，口心不一。

我把自1935年底到武汉保卫战结束这一阶段的共产党抗战活动，归纳为半真半假的抗日阶段。

1972年，毛泽东、周恩来接见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毛泽东感谢日本侵华 。（图片来源：网络图片）

三、一分真 九分假

保卫武汉战役失败，长江局最后撤销，王明铩羽而归，他在中共内部影响式微。到了1942年王明沦落为延安整风的教条主义、投降主义的靶子，这位马列呆子只有招架之功了。毛泽东与王明政治力量的彼消此长，让共产党的抗日政策有了大变化。

毛泽东主张独立自主的抗战方针。红军可以被改编，可以穿着国民军的军装，乐意接受政府的武器装备，但是不能接受国民政府的命令。

不同来源的资料交叉印证着毛泽东的阴谋策略。

1、古屋奎二在《蒋总统密录》中记载：1937年9月26日，毛泽东曾对八路军发出下列指示：“中日战争是本党发展的绝好机会，我们共产党的基本政策是七分发展，两分应付，一分抗日。”（第11分册，台北：中央日报社，1977年版，P117）。

2、奥･鲍里索夫（前苏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高级官员罗满宁）在《苏中关系（1945—1980）》披露：毛在抗战初期要求中共和八路军“用一分力量和日本斗，用二分力量来和国民党斗，用七分力量来发展自己”（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版，P100）。

3、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公布了一份《李法卿谈话稿》，李法卿为杨成武部一个骑兵连的支部书记。谈话稿称：部队从延安出动时毛、朱等曾召集干部训话，指示中日战争为本党发展之绝好机会，我们的决策是七分发展，二分应付，一分抗日……。

且按下第一份和第二份资料不表，这里只把《李法卿谈话稿》做进一步考证。

考证一，记者巢父曾经采访过刚投诚的李法卿。《李法卿访问记》被收入《共产党在中国》一书。该书由“华严出版社”于1943年7月公开发行。此书第324页记录：

“最近十八集团军独立第一师杨成武部李法卿君竟率领干部四百五十余人公开声明脱离共党。

李君是河南人，骨头脸，长身材，看上去倒像一个小商贩——参加中共已十多年。

李君说，抗战后，随十八集团军出发；在出发之前，毛泽东朱德召集训话，指示工作方针。朱毛特别声明，中日战事实为中共发展的绝好机会，他们决策是七分发展，二分应付国民党，一分抗日——”

考证二，中统局局长徐恩曾的回忆录中，提到了当年曾破获新华社地下谍报工作站，逮捕了11名中共秘密特工人员，还意外抄获了毛泽东所撰的教材文件，内容和李法卿所言大致相符。

考证三，《蒋中正总统文物》文档记载了第十八集团军李法卿等450人向国军四十军投诚事件，

这是中统局提供委员长的情报汇编。时间为1940･09･04-1940･09･14，国史馆藏，典藏号：002-080200-00528-079，入藏登录号：002000001917A。

抗日战争的中后期，毛泽东的“一分抗日，二分应付，七分发展”的方针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百团大战在共产党内部被认为彭德怀违背了“一、二、七”方针，帮了蒋介石的忙。一直到1959年庐山会议毛泽东还翻老帐对彭德怀批判。毛泽东为了减轻日军对新四军、八路军的压力，派密使潘汉年到上海与日本派遣军司令部接触，私下达成妥协约定，出卖国军。

说这个时期共产党的抗日是一分真，九分假。这是一个很公平的评价。

黄桥战役新四军用尽全部主力和所有武器，图为战前新四军的迫击炮部队。（网络图片）

四、中共的抗日“功绩”

根据八路军战报，八年抗日八路军对日本的最重要战役有28次，28次总共打死打伤日本官兵77859人。与之相对，日本方面的统计28次交战日军共计伤亡6703人。

其中闻名于世的百团大战，据八路战报：毙伤日军2万余人、伪军5000余人，俘日军280余人、伪军1.8万余人。

日军战报：亡302人，伤1719人，皇协军伤亡失踪1202人。——《华北治安战》

平型关伏击战，据八路军战报：打死打伤日本军人1000余人。

日军战报：日军被打死167人，伤94人。——《日中战争》日本文艺春秋社1984年版

可见中日双方的统计数字有着巨大差距，我对此留待以后评说。我要指出的是共产党在八年抗战中打得最大、最成功的一次战役，既不是平型关伏击战，也不是百团大战，而是1940年10月的黄桥战役。黄桥战役一举歼灭国民军张德勤部队1万1千人，中将军官二人死在战场，旅团长数人被击毙，国民军伤亡惨重。俘虏师、旅、团军官30余，下级军官600名——讽刺的是韩德勤部队是在台儿庄血战立下战功的抗日部队，受到蒋介石的表彰。陈毅公开声明新四军向韩德勤开战的理由是，新四军要向韩德勤“借一块地方抗日”。

另一次八路军打得坚决、彻底但是惨无人道的战斗，是伏击赵侗的“北上抗日挺进军”。

1939年12月26日晨，在太行山区灵寿县岔头附近山岭，埋伏了4000名八路军，参与埋伏的包括郑维山的特务团，蔡顺礼的骑兵队。来自延安毛泽东的指示是：“一定要清除这支隐患。”贺龙、聂荣臻的命令：“全部、干净、秘密地灭掉”，“务必全歼，不使漏网”。

抗日挺进队行军中突然遭到劫杀，尸横遍野。八路军还一个个翻尸检验，再补上一刺刀。被俘虏的几十人中有一些女干部，其中包括赵侗的20岁妹妹赵理智，一起绑了活埋。赵侗等345人全部遇难，没留一个活口。

赵侗时年28岁，“九一八”事件发生时是东北大学物理系学生。后来与苗可秀组织少年铁血队抗日，一度人员达1万2千人。后来又入关成立“华北国民抗日军”，人员发展到2万5千人。与日寇多次交锋，打过几个震动全国的漂亮仗。赵侗一家是全国闻名的抗日之家。

1937年12月25日，由杨成武等人牵线搭桥，“华北国民抗日军”宣布加入八路军，赵侗被任命为晋察冀军区第五分区司令员。但是很快赵侗与共产党发生分歧，遂带少数几个人离开八路军。1938年，赵侗在重庆招募和培训抗日干部，重起炉灶，组建“北上抗日挺进队”。国民政府给予支持，配备了新式冲锋枪等武器。国防部出具让沿途军队协助的公文。没想到这位著名抗日英雄和一批热血爱国青年（多为东北三省子弟），在北上途中被谋杀于共产党的抗日根据地。

共产党畏惧赵桐的号召力，担心抗日挺进军成为八路军的后患。就连夜紧急调兵，将赵桐等消灭于太行山麓，这是旷世惨案、冤案。共产党至今竭力掩盖这项重大罪恶。共产党并不在乎抗日救国民族大义，为了该党在争夺权力中占到上风，不惜杀害抗日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