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校办产业的发展和教育的裂变(图)

武汉纺织大学学生抗议平摊学校偷电罚款。（图片来源:视频截图）

在上个世纪50年代，中苏友好时期，中国的教育，学习苏联，所以在1958年3月中共中央提出“要把学校建成教学、生产、科学研究三者结合的共产主义先进基地”，因此在中学和高等院校，尤其是工科院校，都建立了校内实习工厂。

在195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提出了“党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教育的目的，是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笔者当时正在中国北京上学，我学的是工科，我们的学校不仅有实习工厂，而且还在大兴县乡下建有一个农场。学校实习工厂的金属切削机床和其他加工设备，也是苏联制造。

学生在学校上学，除了在课堂学习书本知识，在实验室重复前人的科学实验，在工厂参加生产实习，学习有关技术知识，练习动手能力。此外还要到农场学习农业生产知识，还要在农忙季节，到农村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还要参加全民大炼钢铁运动。

由于中国当时，连年搞政治运动不断，所以校办工厂也仅仅起到教学实习作用。而没有向产业方向发展。

到了80年代，在改革开放和提倡市场经济的社会大环境影响下，校办工厂开始向着企业化发展。笔者在70年代后期从工厂技术岗位被调任到政府机关，参加高等教育管理工作，按照当时职责分工，曾经分管实验室、科研室建设和校办工厂管理。

1990年国家教委召开第一次全国高校校办产业会议，成了了中国高校校办产业协会。1993年上海的复旦大学复旦实业成为中国高校的第一个上市公司。

我们对所属的高校，在全国是较早抓院校办产业的。按照把实习工厂办成教学、科研、生产相结合原则，我们制定了《校办产业工作条例》，在所属高校之间建立了校办产业协会，我们积极扶植校办工厂将本校的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并且在生产中推行全面质量管理，收到较好的效果。

到90年代后期，北京大学的方正、清华大学的同方成为上市公司。2010年全国484所高校有3643个校办产业，总产值达1900多亿元。2015年中国高校校办产业总产值已达4500亿元。2020年高校上市公司已有83家，居前3名的是清华紫光、紫光国微、北大方正，三股市值超过650亿元。

1997年江泽民的姘头陈至立从上海到北京，当了国家教委党委书记，转年，随着国家机构改革，她摇身一变，成了国家教育部长。此人毫无领导教育的经验，按照江泽民“闷声发大财”的鬼话，她把学校教育引向邪路，不仅学生上学要交学费，还提倡学校搞创收，于是教师可以在野鸡学校兼课，学校可以经商，可以把校舍对外出租，可以办各种补习班，可以用钱买假学历证书，可以滥发文凭，甚至没有正规学历的在职干部，只要上个培训班，就可以拿个大专学历证书等等。据说现在中共党魁习近平，其清华博士学历，就是别人代替写的论文。而他的狗头军师王沪宁只是到美国出访过，在美国他走马观花看了一些西洋景，时间总共不到半年，回去摇身一变，在履历上却成了留美访问学者。

在陈至立掌握中国教育大权期间，高等院校的校办产业也产生了各种严重问题，例如贪污行贿腐败之风蔓延，行政干预过多，任人唯亲，管理混乱，经营性与非经营性资产不明确，经营状况不佳等等。急需整顿和改革。

更有甚者，有人假借教育之名，追逐名利，办学迫害和摧残青少年。

随着中国经济改革开放，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随着科技进步，电脑和手机普及，学生视野更宽，正规学校的学生，除了学习教育计划之内的知识，有些学生被电子游戏、被各种视频节目吸引，乃至上瘾，结果导致学习成绩下降，甚至走上了邪路。有些家长不能正面引导孩子，就把有不良行为的孩子交给工读学校。有的家长把网瘾的孩子花钱送进所谓的网戒中心、青少年性格缺陷矫治中心等一类的冒牌学校。正是这些不明真相的家长，逃避家长的教育责任，花费大量钱财支持，以及地方政府纵容，才有人就趁机办起了违背学校教育规律的，虐待儿童的冒牌学校。

例如在山东临沂，2006年建有一个名为第四医院网戒中心，还有一个招牌是青少年性格缺陷矫治中心，创立者叫杨永信，他对外宣称是用心理、物理等方法帮助患者矫治，实际采用的是一台电休克治疗仪，这是一种被行业淘汰的治疗狂躁型精神病患者的仪器，生产厂家没有许可证。这个戒备森严的中心，实际像是监狱，他们是用电击这种非人道方法来虐待儿童。

又例如，在江西省有个豫章书院，最早是一个在南宋时期由理学派罗从彦（号豫章）创立的书院，到了清朝时成为江西省培养人才的官办学校。到了2007年，以吴军豹为首的一伙人，创办了南昌龙悔心理教育专修学校，几年后，这个学校改名为“豫章书院修习教育专修学校”，吴军豹对外宣称这是豫章书院“复学”了，是用国学来感化网瘾青少年。实际上在这里逃出的学生，曝光了在学校遭受虐待的情形。这里收的学费半年就5万元，而校内伙食极差，教学手段简单粗暴，体罚学生用厚厚的一尺多长的戒尺打人，学生没有人身自由，只有恐惧和厌世。2017年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这个学校曾经一时被公安局立案调查，但是揭发事实真相和民间调查此校的学生和义工，均遭受到了打击报复。2019年，吴军豹的学校把已经改名为江西豫章文化产业发展公司，又改名为江西堂渊文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在社会舆论压力下，2020年7月吴军豹等曾被判刑，但是南昌中级法院又以事实不清为由，将案件发回南昌青山湖区法院复审，在当局的纵容包庇下，吴军豹等一直逍遥法外。有人爆料，原来青山湖监察院的检察官熊某玮（女），就是豫章书院的法制副校长。前面说的临沂杨永信，更是在当地政府官员包庇下飞黄腾达，荣加各种桂冠。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杨永信在当地还享受国务院特殊人才津贴，即使在的丑闻被曝光后，在2016年4月临沂市科技局，还为他的治疗模式举行举行所谓的科研成果专家鉴定会，吹捧他的成果“填补了国内空白，在国际上具有显著的创新性，建议进一步推广应用”。

这是冒牌教育产业，是一种灰色市场。目前在中国这类网戒学校仍有1000多所。青少年凡是有网瘾、厌学、早恋、叛逆等，家长对付不了的毛病，都可以花钱把孩子送进这种学校矫治。《中国新闻周刊》曾经估算，在中国这种教育灰色市场价值有400亿元。如果把这种学校也算作教育产业，我认为这就是对学校教育职能的一种变异，一种堕落。

用前面所说的中共在1958年推出的教育方针衡量，杨永信、吴军豹所为也是不符合情理的。他们宣扬按国学精神办学更是欺人之谈。

教育学是研究人类教育活动及其规律的社会科学，中国最早的教育学论着，是在战国晚期由西汉戴胜编撰的《学记》，这是中国古代教育经验和儒家教育思想的经验总结和概括。《学记》内容涉及教育本质、教育作用、教学原则、师生关系等。例如《学记》在论述教与学之间的关系时，强调学为核心，修己比教更重要，强调道德教育，如“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者也”，这是教学原则。如“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这是讲启发式教学。韩愈曾经在《师说》中讲：“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这是对教师责任的概括。《学记》和《师说》所讲的这才是国学。从《学记》我们可知，古人是把教育作为立国之本，把教师当作教育之本，良知育人才是教师之本。从《师说》我们可知，只有德才兼备的教师，才能培养出品学皆优的学生。杨永信、吴军豹之流的所作所为，哪是按国学精神办学！这种人怎能算为人师表？如果把他们的作为也算作学校教育的话，简直是对教育学对教育事业的亵渎。

学校教育，是教育者在学校对受教育者实施的有计划、有组织的知识传授和技能传授。自古以来，中国的传统学校教育，都非常注重都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培养和启发学生的智力发展，以及通过体育课，传授体育和生理卫生知识，教学生锻练身体，使学生有一个健康的体魄。

中国存在那么大一个教育产业灰色市场，只能说这是在中共统治下的当今社会的一个毒瘤，是由人们道德下滑助长的一种社会变异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