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 张学良是在“逼蒋抗日”吗？(图)

张学良、杨虎城、蒋介石（从左到右）西安事变前合影。（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1936年的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和周恩来密谋杀蒋介石，欲为西北王，却遭斯大林阻止。这场军变在中共的教科书上写的是张、杨是为了“逼蒋抗日”不得已而为之。其实不然，军变的主角张学良事先已加入中共，西安事变也绝不是为了“抗日”。

事变前已加入中共 代号李宜

早在1933年，张学良的弟弟张学思加入共产党后，就把张学良发展成了共产党员，延安给张学良的代号是——“李宜”！

1936年8月9日，中共最高领导人张闻天和周恩来、博古、毛泽东联合致信给张学良，开头便称：“李宜同志⋯⋯”而张学良的回电则是自称“毅”。

1936年8月1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发给中共中央书记处电报说：“使我们特别感到不安的，是你们关于一切愿意入党的人，不论其社会出身如何，均可接收入党和党不怕某些野心家钻进党内的决定，以及你们甚至打算接收张学良入党的通知。”这段文字表明张学良入党确有其事。

1980年代，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阎明复曾就张学良是不是中共党员的问题问过东北军出身的吕正操上将，吕明确答复说：“张汉公是中共党员”。

而张学良重获自由后，面对记者的采访，张学良脱口而出：“我就是共产党呀！”

张学良加入共产党是为了信仰吗？不是。

张学良因为杀害杨宇霆、常荫槐、郑谦等名将忠臣，已经大大失去东北军民的人心；又因为拒绝出兵抵抗，在国民政府军政界声名狼藉，再加上他的风流韵事与吸毒恶习，更让人越来越厌恶他。

在这种情况下，挟苏俄以自重，成了张学良的当头大事。

结盟延安 投靠苏俄 预谋“西北王”

张学良自己都承认曾经是秘密共产党员的“李宜同志”（张学良亲弟弟张学思、秘书宋黎、秘书刘鼎、随从栗又文、东北军信使高福源以及东北军王以哲、常恩多、万毅、刘澜波、康鸿泰等中高级军官也都是中共秘密党员），而杨虎城早在1926年就上交了加入共产党的申请并得到延安的批准（杨虎城最信任的智囊、西北军政治处长申伯纯以及西北军坚决主张抓蒋的西安公安局长赵寿山也都是中共的秘密党员，杨虎城身边的张文彬居然是毛泽东的秘书，秘书王菊人、米暂沉、宋绮云，世侄王炳南、连络人叶剑英，甚至据说杨虎城的夫人谢葆真都是中共党员，十七路军中中共党员众多，是中共号称的“党员最多的军阀部队”），那么，这一场军事政变，哪里还有抗日的成分。

事实上，在军变之前，张学良和周恩来在西安秘密会见了三次。

1936年5月，延安提出了一个计划：建立“西北军政委员会”，然后依靠苏俄，形成“西北割据”。同年9月22日，延安负责统战工作的毛泽东与张学良秘密签约。

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张学良妄想着联合杨虎城，与延安结盟，从而得到苏俄的大力支持，以西北割据为第一步，先做“西北王”，再进而控制全中国。

受命剿共 却支援延安银元武器

蒋介石要张学良剿共，是以为张学良既然不愿回东北抗日恢复失地，那就戴罪剿共吧，面对延安当时不过两万军队岌岌可危的情势，这无疑是给张学良及东北军立功露脸的机会，可以重新恢复昔日地位荣耀的第一步。

张学良不仅不想剿灭延安共产党的军事割据，相反，还给延安提供了75万银元、大批武器弹药以及各种情报和方便。

如果那时蒋介石改派张灵甫、孙立人、陈明仁这样的猛将，延安就大势已去，只能按照一年前出逃中的预案，向内蒙古撤退，或者向新疆撤退，当然，目的是撤退到中苏边境，得到苏俄的支持，不过，那样是否有东山再起的机会？恐怕是渺无希望的。

1936年12月，自任西北剿匪总指挥的蒋介石在张学良蓄谋已久的力邀下飞抵西安，决定在全面抗日前，彻底安定国内，一鼓作气把延安剿灭。

这个消息，对于同任副总指挥的张学良和杨虎城来说，既是个坏消息，也是个好消息——要么就按照国民政府的决策，贯彻总指挥蒋介石的压力，把延安剿灭，要么就反叛，把蒋介石抓捕杀掉。

早在张学良动手杀害杨宇霆、常荫槐将军之前，东北名宿孙烈臣就曾预言：“将来杀戮自家人的事情只有少帅做得出来。”

张杨共三角联盟 发动反蒋兵变

一个纨绔子弟，是不懂兄弟情谊师长之恩的。面对蒋介石的信任重用，以及兄弟结拜的情谊，张学良却动了杀心。

军变中，张学良在临潼竟然杀害了包括蒋介石最器重的侄子蒋孝先少将在内的全部67名警卫！杨虎城在西安杀害了孙中山生前助手、蒋介石的结义兄弟、国民政府中央委员邵元冲和中央宪兵团团长杨震亚等军政要员，并杀害中央军警数百人，抢劫银行与百姓。

张学良指派于学忠，在甘肃兰州，杀死几百名国军官兵，于学忠甚至亲自枪毙了两个中央军团长。这，哪里是准备逼蒋抗日的做法？

1990年代，报刊上曾经公开揭露：西安事变时，“张学良决心杀蒋并已选定杀蒋人选”，而且，张学良要联合杨虎城以及延安红军，组建“西北联合军团”，建立以张学良为首、以西安为“西京”的“西北联合政府”，并非是为了抗日。

西安事变当天，毛泽东给斯大林的汇报电中称：西安事变是“根据张、杨、共三角联盟抗日反蒋的协定而发生的。”

苏俄永远是世界上最无耻的国家之一（和过去的日本帝国并列），它考虑的永远都是自己的利益。

张学良、杨虎城和延安建立“西北联军”和“西北联合政府”，可以保存延安，可以帮助苏俄更好地攫取在中国的利益，国民政府仍然可以抵抗日军，消耗日军，使日军不能北上，可是，一旦捉蒋杀蒋就完全不同了。

中国一旦失去公认的领袖，必将四分五裂，无力抵抗日军，不是迅速被击败，就是建立亲日的政府。这样日本必将开始已经准备了几十年之久的征服苏俄之旅，日本残忍的731部队的人体试验，有相当份量的冻伤实验，就是为进军远东做准备的。

出乎张、杨以及延安意料的是，西安军变之后，全国舆论一片谴责，民众到处游行抗议，张杨控制下的西安，市民学生几万人大游行反对叛变，而南京政府更是毫不妥协，立即下令出兵。

斯大林命令毛泽东：不许杀蒋

最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苏俄的坚决反对。苏俄担心一旦中国分裂，日本侵略中国成功，几百万日军必将扑向苏俄远东，到时候德日联军兵临城下，莫斯科只能剩下眼泪。

所以，斯大林立即亲自拟电命令毛泽东——绝不容许杀蒋。

斯大林明确指示到：应该首先了解到——蒋介石是抗日的，打倒蒋介石，必会引起内战，而内战只能有利于日本侵略者。斯大林还说，“张学良份量不够，怎能做全国抗日领袖？中共也没有领导抗日的能力。蒋介石虽是一个可憎的敌人，但他是中国唯一有希望的抗日领袖。”

西安军事暴乱仅仅一天后，12月14日，苏共中央《真理报》发表社论，将“西安事变”直接定性为“叛变”，是“利用抗日运动进行投机”；苏俄政府报《消息报》也称：“张学良的叛变可能会瓦解中国抗日力量的统一，不仅给国民政府，而且给整个中国人民都带来危险。”

共产国际机关刊物《国际通讯》则直接着文斥责张学良为“叛徒”、“强盗”。

张学良秘书、中共党员宋黎曾经有这样的回忆：塔斯社广播了《真理报》、《消息报》的报导后，张学良手拿新闻记录稿下楼，在楼梯口遇到宋黎，面对宋黎自言自语地说：“我救了共产党，他们就这样对待我？”

他还两次不满地问秘书、中共党员刘鼎：“苏联广播为什么骂我受日本人指使？”

周恩来12月17日到达西安后，张学良就立即询问苏联对西安事变的态度，当周恩来说苏联大致不会援助张、杨的时候，张学良很冲动，反应甚为愤慨，似乎觉得被人出卖了，他甚至产生了这样的想法，即“以往中共老是吹嘘苏联可以援助，现在他已成骑虎，中共竟临阵抽脚，不兑现了”。

东北军西北军的将领 纷纷叛投

张学良尽管用抗日的高帽子蒙骗了很多世人，但面对全国的谴责、苏俄的反对（延安当然也就不能坚持原先的提议），甚至因为杀人捉蒋，而造成的东北军的军心涣散，张学良不得不采取到南京请罪的方式，试图避免追究，保存东北军的势力。

尽管张学良得到了蒋介石、宋美龄的宽大，东北军没有被裁撤，然而，东北军因西安事变而发生了裂变，驻洛阳的东北军炮兵旅旅长黄永安以及驻保定的东北军53军军长万福麟在接到张学良军变的命令时，都极为不满，拒绝执行，直接向中央报告和投诚。

一个月后，东北军总部发生二二事变：王以哲，这个曾经担任张学良卫队长、在东北帮助张学良杀害杨宇霆常荫槐将军的“审判员”、在西安直接与周恩来、李克农秘密谈判、在军变前高级会议上附和张学良捉蒋的67军军长（中共秘密党员），被叛变官兵直接杀掉。同时被杀的，还有西北剿总交通处长蒋斌中将、西北剿总参谋处长徐方少将、王以哲的副官宋学礼等。

之后，张学良的东北军，全部6个军，纷纷主动向南京国民政府投诚，接受命令，分赴各地抗日，从此，世上再无东北军这个耻辱的名字。

杨虎城的西北军也是一样，由于对西安事变不满，杨虎城最信任的部下冯钦哉带一个师2万人投靠中央，之后西安警戒旅又有两个团投靠中央，杨虎城只剩下微不足道的孙蔚如的一个师——而孙蔚如在西安事变第二天，就向杨虎城提出“捉张学良送蒋介石”的主张。杨虎城不采纳，西北军也就此消失。

而当年积极支持搞西安事变的张学良头号智囊、东北军总参议（军师）鲍文樾，抗战刚刚开始，就可耻地直接投降日寇，担任汪伪政府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代理军政部长，河南省省长等高官，是著名的大汉奸之一。1945年鲍文樾因汉奸罪被捕，判处无期徒刑，服刑30余年，在台北出狱。

亲自抓捕蒋介石的张学良警卫营营长孙铭久以及应德田、苗剑秋等号称“东北军最支持联共抗日的人”，也是“对张学良最忠心的人”，还是张学良组织的所谓“抗日同志会”（其成员基本为中共党员）的骨干，却是东北军中第一批投靠日寇做汉奸的人，孙“因功”升任伪政权山东保安副司令，应担任伪政权河南教育厅长，而苗这个写过《抗日理论与实际》的人，直接移民日本。

张学良的另一个弟弟张学铭，居然在日寇已经陷入必败绝境的1943年，还投靠汪伪政权，做了一个小汉奸。

伪军中最高层的孙良诚、吴化文、白凤翔、李守信等，清一色的都是原军阀西北军和东北军的将领，而这些人往往率部成建制投敌，以孙良诚为例，他率两个军3万多人成建制投靠日军，换了一个伪第2方面军总司令的头衔。

蒋介石的中央军，却从无大规模的投敌的记录，甚至没有一个中高级军官主动投敌，相反，有两百多名将军血洒抗日战场。

谁是真抗日、牺牲一切？谁是假抗日、政治投机？一目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