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画《我的前夫》中被忽略的信息(图)


油画《我的前夫》(图片来源:网络图片)

2007年,油画《我的前夫》公开面世,许多在文革中青春被毁掉的一代人,站在这幅画前泣不成声,由此带来轰动效应。据说画作原标题是《青春之歌》,后来改成《我的前夫》。这一改,整幅画的内涵丰富了。可见一幅画的成功,不完全在于画面细节的处理,艺术家不能没有自己的思想。

艺术品的社会效应,似乎离不开评论家的赏析引导。然而评论家的赏析,不仅应当熟知艺术的情与理,还必须了解画面传达内容所处的历史环境。倘使评论家不懂这段历史,也就只能望“画”生义,看到的仅是画面上新娘的屈辱无奈、忧心忡忡,并由此作想当然的推论——这个新娘的父母在文革中大概受到迫害,譬如被抄家、被游街、被批斗……甚至也许因无法忍受,早已命断黄泉。于是将种种廉价的同情,纷纷投向画面上柔弱无助的新娘。恕我直言,如此浮光掠影的评论,近于荒唐,实属无知。

《我的前夫》中隐藏的真实信息,从一开始就不断被人们忽略。这个真实信息,也许由画家在创造过程不经意间就掩蔽了,也许因无数读画人的视而不见,使这个信息渐渐被忽略。当人们面对这幅画观赏的时候,脑子里首先跳出的两个字,就是“知青”。对!画面上女主角,就是曾经响应极权主义号召,到农村“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文革中,大批城市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潮流,发端于1969年。始因在于1968年12月22日,毛泽东发布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此前两个月,周恩来在《人民日报》发表讲话,也已提出“大规模上山下乡”的国策。

毛泽东为什么选择在1968年近尾声的时候,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而且是永久性“插队落户”?这就涉及到《我的前夫》中隐含的真相。原来所谓“知青”,正是在1966年“5.16”不久后,在全国范围内如火如荼快速发展起来的革命造反组织——红卫兵。文革前期红卫兵分三类,一类是以陈小鲁、宋彬彬、邓楠、贺鹏飞、谭立夫……等中学生为首的北京太子党红卫兵。这类红卫兵有自己的组织——先是西城区纠察队,后有联合行动司令部。他们狂热高喊“红色恐怖万岁”,将暴力与刑事犯罪发挥到无法无天的程度。短短“红八月”内,仅北京一地被打死的人数达1772人,被迫害自杀的人数更无法统计。他们理解毛泽东“造反有理”的含义,他们的行为是他们父辈“斗地主、分田地”行为的延续。另一类是以聂元梓、蒯大富等所谓学生领袖为首的北京高校红卫兵(首都三司),进一步延伸就是国内各大专院校红卫兵。这是红卫兵的主体部分,刑事犯罪的占比很小,却成了毛泽东、江青与中央文革控制的工具。这类红卫兵很快被充分运动起来,他们先后奔成都楸斗彭德怀,策划绑架彭真,参与谋划对彭、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批斗,继而又设局将王光美绑架到清华施加羞辱,接着就是闯中南海围殴刘少奇……。他们完成了毛泽东与江青想干而又不便下手的事。

第三类,是全国各中等学校的红卫兵。尽管年纪更轻,但也更是十足的乌合之众。此类红卫兵另一名称又叫“老三届”(含高中与初中66、67、68届),他们受毛泽东蛊惑,相信“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行为模仿北京红卫兵。他们高调上街“破四旧,立四新”,疯狂砸毁文化遗产;他们到处抄家,殴打、践踏各界“牛鬼蛇神”与“四类份子”;他们令无数教师与文化名流心惊胆怕。“老三届”红卫兵的标志性配备,是一套旧军服加一只士兵用的挎包,当然手臂上还缠着红卫兵袖章。

到了1968年9月,全国最后两地(西藏、新疆)革命委员会建成,毛泽东拿掉刘少奇及其余党的计划,基本大功告成,红卫兵的利用价值随之告终。太子党红卫兵可以准备接班,高校红卫兵的工具意义尚存。当社会就业压力不断加剧的时候,剩下“老三届”红卫兵,也就成了只能丢弃的夜壶。于是12月份最高指示下达,红卫兵到农村“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就成了冠冕堂皇的说辞。《我的前夫》中可怜的知青新娘,正是在如此背景下远离父母,远离生于斯长于斯的城市,来到极端贫瘠的黄土高坡“接受再教育”。

本文不惜笔墨,梳理了1966年红卫兵现象,再回到油画《我的前夫》上,正是为了揭示画中几乎完全被掩蔽的信息。看那画中的知青新娘,脸上写满了对未来的失望,委屈之余又夹带着明显的焦虑。然而他的一身装束,使得真实信息无法被完全忽略。知青新娘穿的是一套已经褪色的旧军装,肩上是一只军用挎包,胸前一枚毛泽东像章。无需再作解释,油画《我的前夫》中被公众参与掩蔽的信息,就在于这个知青新娘,其实曾经是一名红卫兵,而且只能是上文所述的第三类红卫兵。这个知青新娘的另一名称,就是“老三届”。

汉娜.阿伦特说:“一个悲哀的事实是,最邪恶的事正是由那些心里没有确定是从善或从恶者所作出的”。作为“老三届”红卫兵,画面上的她曾经那么意气风发、激情飞扬、不顾一切地采取“革命行动”,曾经那么疯狂“破四旧,立四新”,曾经那么粗暴“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曾经那么誓死“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作为“老三届”红卫兵,她多少次撸起袖管参与抄家?多少次参与殴打教师或“牛鬼蛇神”、“四类份子”?只有她自己最清楚。到头来,她却与这个完全无法接受的黄土高坡穷汉子,无奈作为“夫妻”并坐在土窑洞前的长凳上。走到这一步,她早已是回城无望。可悲的是,她全部的标志性配备——虽然不再带着红卫袖章,但那一身褪色的旧军装与军用挎包,还有那一枚像章,居然还保持着一年多前,高呼“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时的样子。

屈指数来,这个知青新娘,或者说这个“老三届”女红卫兵,现在的年龄应该约70岁出头了。换句话说,现今70岁出头的老人,正是那段罪恶历史的亲历者与见证人,历史已赋予他们双重身份:首先作为知青,他们理应获得同情,因为他们受教育权利过早地被无情剥夺,他们的青春遭遇轰轰烈烈的埋葬,他们甚至不得不放弃对自己肉体守护的权利;其次,作为“老三届”红卫兵,他们曾经是“破四旧,立四新”的革命小将,曾经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令“地富反坏”与“黑五类”谈虎色变的勇士,也曾经是殴打、伤害学校教师甚至亲人的“革命事业接班人”,多少文化名流在他们的威逼下无奈选择自杀……。

当油画《我的前夫》被掩蔽的信息浮出水面的时候,人们面对这幅作品,或将由单纯的同情上升为更复杂的情感,或将不断追问:“这究竟是为什么?”如此效果,正是艺术家们追求的神圣使命。奉劝画中的知青新娘乃至当年叱咤风云的“老三届”红卫兵们:不要再继续深陷“平庸之恶”而又不能自拔;不要用自己受过的伤害,去掩饰自己曾经的恶行。在你们有生之年,等待你们的应当是两件事,一是醒悟,二是忏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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