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在南开大学讲话。（网络图片）
抗战后的南开
抗战胜利后，1946年，天津南开中学和南开女子中学（后为第二南开中学）在天津复校，重庆南开中学在渝续办，与抗日战争期间按南开体系承办的四川自贡蜀光中学，形成为南开体系四所姊妹学校。
至于南开大学，因校园被日军炸毁，抗战胜利后张伯苓也无法筹款重建，遂于1946年被国民政府教育部收归国有。1946年4月，蒋介石亲自签署了将南开变为国立大学的文件。这是履行蒋介石答应张伯苓的一个诺言：对于这所大学在1937年7月29日—30日在天津遭受日本侵华军队文化摧残的补偿。同时，核定了三校复员经费预算，迁移旅费70亿元，修建费30亿元（北大10亿元，清华12亿元，南开8亿元）。
1948年夏，张伯苓出任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不久辞去。
张伯苓与周恩来
周恩来是1913年秋考入南开中学的。入学后，因在学习和课外活动方面表现突出，受到校董严修的赏识。严修还因其家庭困难，减免了其学费。据说，周恩来是当时南开中学唯一的免费生。在校期间，张伯苓还时常邀请周恩来等去自己家中吃饭。
1917年6月周恩来毕业后，在严修和张伯苓等的资助下，赴日本留学。1919年9月，南开大学成立前，周恩来应严修之召回国，并参加了入学考试，成为南开大学第一届学生。然而，彼时的周恩来已受马克思主义影响，不再专心读书，而是走上了“暴力革命”的道路。1920年初，因组织学生抗议活动，周恩来等四人被天津当局逮捕，投入监狱半年。释放后，北洋政府教育部命令南开大学开除周恩来的学籍，并不赞成周恩来所为的张伯苓予以接受。
被南开大学开除的周恩来，其后在严修的资助下，前往法国留学。周恩来辜负了严修让其求学上进的期望，在法国加入了中共，主持中共旅欧支部的活动，还主导了中国留法学生大闹中国驻法领事馆、里昂大学等暴力活动。从此，周恩来的命运与中共紧紧的联系在一起。
几年后，周恩来留学归来，继续参加中共革命，行踪十分隐秘，十几年间，与张伯苓断了来往。1937年日本侵华后，张伯苓因要为南开学校筹款，与身在武汉、重庆的周恩来重新有了往来。国共内战期间，双方的联系再次中断。
误信周恩来 留在大陆郁郁而终
1949年11月，在中共军队即将攻入重庆之际，关心张伯苓的蒋介石第二次来到重庆南开中学催请张伯苓到美国。蒋介石还表示：“去台湾也可以，无论去哪儿，生活一切等，都由我给想办法！”张伯苓低头不语，其夫人则称：“我们哪里也不去，他舍不得儿孙，更舍不得他的南开学校！”
不知这是否是个借口，因为就在此前，张伯苓刚刚收到周恩来的来信称“不让老校长动”。张伯苓最终相信了周恩来，留在了大陆，而这个选择是其一家悲剧的开始。
最初，在周恩来的关照下，张伯苓暂返北京居住。其次子张锡羊要求张伯苓“为了南开，为了家人”写个拥护新政权的表态材料，张伯苓则以要对中共新政权再看一看，他不同意“才和蒋先生分手就和共产党一样骂蒋先生，需要多想一想”。而这应该是其遭到中共冷遇的原因所在。
中共建政后，私立南开系列学校均被中共收归国有。张伯苓1950年9月回天津后第二天，即去了南开中学，却受到冷遇，最终还被轰了出去。他去南开女中时，学生则围着他起哄。
半个世纪后，研究张伯苓数十年的梁吉生在南开大学的教师公寓里讲述这段历史时表示：“张伯苓说：‘我是被新中国抛弃的’。南开是他建的，几乎是他的私人产业。你可知道，1947年，他从国外回到天津时，整个城市夹道欢迎呀。几千人到了天津东站，基督青年会几乎决定整个城市的钟都要鸣响。”
1950年10月17日，是南开中学校庆。张伯苓被拒绝参加，他只能颓然坐在椅子上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误信周恩来的张伯苓此时是否开始后悔？
四个月后，即1951年2月23日，张伯苓郁郁而终。除《天津日报》的简短报导外，大陆报刊对其近乎采取了集体沉默的态度。他临终遗嘱希望南开师生“拥护自由，建立自由民主的中国，誓死抵制专制极权”。可叹的是，他的愿望至今都没有实现，而这难道昭示其临死前已然看透了中共的嘴脸？
另外，张伯苓的遗愿是埋葬在南开大学校园内，但有人以南大是人民的不是张伯苓的加以拒绝。而低调参加吊唁的周恩来在看到张伯苓的遗嘱时说：“可惜少了两句话，即张伯苓应表示悔过，向人民低头。”
而得悉张伯苓病逝的蒋介石在日记中写下了“痛悼无已”的字句。3月31日，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在台北为张伯苓举办了隆重的追悼大会，蒋介石亲写挽联“守正不屈、多士所宗”以志哀悼。台湾南开校友纷纷以纪念集、悼文等予以纪念。以后，每至张伯苓逢十华诞纪念日，台湾都要举行纪念会。
张伯苓死后，他的家人也没能逃过中共的运动。文革中，身为数学家的长子张锡禄、身为商人的次子张锡羊和三子张锡祚都被摧残、迫害致死。而这样的命运在张伯苓选择相信周恩来的那一刻起，就已经注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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