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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那个最聪明的舅舅 最不走运(图)

作者:卡托猫  2022-07-29 06:23 桌面版 正體 打赏 0

中国农民
中国农民(图片来源:Per-Anders Pettersson/Getty Images)

【看中国2022年7月29日讯】昨天莫名刮起了一阵“怀舅风”。近日刷屏的视频《回村三天,二舅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提到,“二舅”今年66岁,算起来1950年代生人。由此想起了我的四个舅舅,他们与“二舅”算是同一代人。四个舅舅出自同一个家庭,然而各自的人生路径迥异,各有悲欢,却好像代表了改开四十年来社会变迁下,小人物们在四个象限里的四个轨迹。原汁原味,不带鸡精。

外公是沿海小城的农民,后半辈子的职业是乡村戏班子的打鼓艺人。外婆生了十几个孩子,养活了八个。前四个是女儿,后四个儿子。

所以我有三个姨妈,四个舅舅

1、大舅

大舅是文革前的大专生,妥妥的学霸。毕业后大舅到闽西某工业城市工作,在一个单位工作30多年,成为令人羡慕的端铁饭碗的高工。

外公去世得早,大舅是家中长子,人设自带威严。从小我的记忆里,大舅就是所有表兄妹们最畏惧的大人。碰到大事,众姨妈家舅舅家也要找他拿主意,有点像红楼上下小心翼翼提及贾政。

作为家族的探路者,大舅对自己的路径经验颇为自信,由此也对孩子们加强管教。他的大儿子、我A表哥仅比我大几个月,却在大舅的鞭策下,连连跳级,硬是比我早了三年考入大学。

 

等到我快高考时,大舅破天荒地写了一封信给我,指导报考志愿。大意是:女孩子学理当学医,学文应学法律、财务或金融,有一技伴身,越老越值钱。

信尾,他提醒道:千万不要报中文,也要避开农业院校——A表哥被调剂上了某粮食学院,让他后悔不迭。

那时我年少轻狂,对大舅的建议很不以为然。我避开所有的法律财务金融,选择了新闻。

如今30年过去,回首我的道路,我对大舅当初的“远虑”,忽然有种复杂的遗憾,说不清是服,还是不服。

大舅是靠自身努力走出农村的第一代大学生,不仅改变了自己身份和命运,也让第二代有了更好的起点。大舅的大儿子(我的A表哥)大学一毕业就进入一家厦门外企,在厦门房价暴涨之前适时买房,成了融入鹭岛的异乡人。大舅跟着也在厦门安家养老。

大舅是幸运的,同龄人中,大概只有百分之一才有他这样的幸运。

2、二舅

二舅在我记忆里一直很模糊。他在家族的存在感,更多地被他那不受公婆和妯娌待见的二舅妈,以及惹事生非的儿子所取代。

二舅虽没上大学,但也在闽西一家国营水泥厂找到工作。80年代初我家自建房,我妈找二舅要水泥票(计划经济时代凭票可以购买平价水泥)。据说,内部职工有这个福利。但是二舅说,手里没有。

多年后我妈在回忆这个情节时尤为感慨,二舅是不舍得免费给亲姐水泥票,推说没有。但是同在水泥厂工作的熟人都证实,这是每个职工都有的福利,送人情,或卖这个指标也能换钱。后来我妈只好向别人买水泥票。

这件小事,足显二舅的“小气”。但客观地讲,也许更反映出二舅经济状况的不佳,和对生活自主权的失控。在姨妈舅妈们眼里,二舅的不幸源自于他的婚姻,他娶了一个漂亮的二舅妈,但是中看不中用——二舅妈不仅不受公婆喜欢,妯娌之间也颇多怨言。

不幸的种子生根发芽。二舅生性软弱,由此也惧内。而二舅妈教子无方,对儿子(我的B表哥)百般宠溺,以至于B表哥成了大家族里最令人头疼的“混世小魔王”:早早辍学,游手好闲,未成年就对他父亲——我二舅大打出手,搞得鸡犬不宁。成年后的B表哥动辄跟二舅要钱,二舅一度为躲避儿子的家暴,早早退休,隐匿在外多年。

外婆一提到二舅,老泪纵横。比二舅大十几岁的姨妈们,曾四处为二舅寻找隐秘的养老院,甚至建议他出家,去寺庙安身。

前几年,从我妈处听说二舅病故了。走得悄无声息。亲人们最后只见到一副悲苦的遗容。

亲戚们大多把二舅的不幸,归咎于家庭。尤其在闽地封建传统浓厚的家庭里,家道兴旺与否,往往取决于能否相夫教子的好媳妇。

这个好,自然意味着忍辱负重,奉献,不折腾,把贫穷和苦难,不仅能内化为家常便饭生咽下去,甚至还要口吐莲花,感恩戴德。

犹如刷屏视频里的“二舅”。

3、三舅

三舅的人生故事与大舅雷同。想必有大舅的道路指引,三舅少踩了许多雷。

三舅在文革后读了师范,脱离土地,毕业后在一个镇中学教数学。娶了朴实勤劳的三舅妈,夫妇俩省吃俭用,把两个孩子送上了重点大学。

表弟毕业进了著名的国际会计师事务所,认识了同门的表弟媳,两人凭智力和能力强强联合,并在上一辈的资助下,早早在北京安了家,实现了字面上的财务自由。

三舅一家两代人用40年,高效完成阶级上升的进程。一个环节都没有踩错。

4、四舅

四舅与刷屏视频里的“二舅”年龄最为接近,性格也相似。我妈常说,八个姐弟里,四舅最聪明。

四舅从小机敏好学,多才多艺,且一学就会。但因是家中老幺,生性调皮,最为自由不羁。四舅上中学时,正好碰上文革,在社会上虚度晃荡了几年。后来有个机会,进了国营的公交车站,当一名合同制的跟车售票员,跑沿海线。

80年代,城关往沿海40多公里省道,来回90公里,妥妥的跑长途。每天风吹日晒,道路颠簸,正式工不爱跑。四舅一开始干得很开心,重复几百遍后,心中渐生无聊。后来,他学着其他头脑活络的同事,悄悄地带一些海鲜进城倒卖,偶尔也把城里的时髦货带给沿海村镇的店铺。因为大方开朗,又热心肠,四舅很快成为邻里上下最受欢迎的年轻人。

小时候记得有一次,快到年关,四舅拎进来一条足足有两尺长的大鱼。那大鱼还活着,腮部一翕一合。我家的小猫好奇地靠近,大鱼突然扑腾甩尾,把小猫给吓得惊跳起来。惹得大家哈哈大笑。忘了是什么鱼,只记得我妈花了很长时间处理这条鱼,光是鱼籽就煮出了一大盆。那时家里还没有冰箱,鱼肉各种煎炸烤煮,怎么也吃不完,最后还做成一大罐鱼肉松,囤放了很久。

那是蛋白质匮乏年代,我对“富足”一词最深刻的记忆吧。

四舅的业余爱好也极其庞杂。因为住得近,他在我家订杂志,不时来取。其中有几份象棋杂志报纸,也有文学刊物。我也蹭着看,看不太懂,请教四舅象棋残局,他顿时口若悬河,滔滔不绝。

可是好景不长。大约80年代末,四舅被内部举报私带货物(虽然人人都这么做),从此丢了铁饭碗。也许是羞愤难当,四舅从此远走他乡谋生,把妻儿留在家里。四舅是姥姥最小的孩子,也是最疼爱的。姥姥为此牵挂不已。

1992年秋天,我考上北京的人民大学。四舅妈给我抄了一个地址,说,你四舅也在北京。

那时候没有电话,地址也模糊不清。一个星期天,我照着手抄的地址,倒了几趟车,找到苹果园地铁边的一条小街,然后沿街一个铁皮房挨着一个铁皮房地找过去,终于在贴着“快修打火机/手表”的窗子里,看到了一张熟悉的脸。

现在回想那个场景,有点不可思议。那时候相互都没有手机和电话,也没能事先约定,找人全凭运气。

四舅正在埋头修理着什么,见到我,也很惊讶。但他没停下手上的活儿,一会儿功夫,有好几个人过来取这个取那个。四舅很熟络地应答着,我听出,四舅的普通话带上了一股京腔。

忙完活儿,四舅关了窗口,带我到附近的小饭馆吃面,又逛了逛附近的地摊,买一些小零碎。回到他商住两用的铁皮房,五六平米的空间挤放了一张床,杂七杂八的家当。初冬的北京,铁皮房里坐得发冷。四舅生了炉子,呛鼻的煤烟气中,相互聊了聊近况,就送我回校。

临走前,四舅让我摘下腕上的石英表,给我换了块新电池。

第二次见,已是来年春天,四舅送了我一辆旧自行车。我照着北京旅游地图,骑了2个多小时,才从苹果园骑回西三环边的学校。但这之后,我再没去看他,车子不好骑,骑一趟太累了。

四舅北漂了四五年,修小电器的个体户创业,让四舅学会了半口京片子,但最终也没让四舅混成什么名堂。又过一年,我妈来北京看我,也去了苹果园找四舅。姐弟俩不知说了什么,几天后,四舅彻底关掉了铁皮房,两人一起大包小包,背着铺盖卷回家了。

再后来我也四处漂泊,求学工作,再少见到四舅。偶尔在家里发来的家族聚会照片上,看到四舅逐渐衰老的身影,面容不喜不悲,大概终是被生活熨平了脾气。

去年初,突然听我妈说四舅走了。据说那天他自诊心脏难受,连忙打车去医院急诊,都躺急诊室床上了。然而碰到个不慌不忙的大夫,说不急,他先去尿尿。四舅一听也想尿,刚到厕所,忽然一头栽倒在地上,再没醒来。

前不久回老家搬家,在旧抽屉里翻出了一条一尺见方的蓝紫色丝巾。想起来,那是当年四舅带我逛苹果园地摊时买的,5毛钱一条。那时我经常拿蓝丝巾扎在辫子上,同学们都说很好看。

也想起我妈说,**八个姐弟里,四舅是最聪明的,可也是最不走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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