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在四川亲历中华民国首次全民普选记实(图)

1946年，在上海的大学教授投票选举国大代表。（图片来源：网络图片）

读者朋友看见这标题一定会以为我在台湾。说的大概是上世纪1996年台湾全民普选总统。大陆试射导弹威胁。最后李登辉总统高票当选那一次吧？答曰：No！No！我说的就是中国大陆的事。请听我从头道来吧！

现在大陆上的中国民众都在盼望着，有一天我们可以行使自己作为公民拥有的民主权利，选出自己认可的国家领导人或国会议员。由于我比你们蠢长几岁，你们还在期盼，我却经历过了。虽然那个民主还不能算很成熟、很完美，但不是走过场的假民主，也不是假想、虚构的故事，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我的故乡——四川省成都市。时间是上个世纪的1946年。

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由于毛泽东坚持要打内战夺取江山，致使国共两党再度兵戎相见。但内战之初中共并未取得多大优势，全国绝大部分省市地区，仍由当时全世界承认的中国唯一合法政府——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控制着。此时，蒋中正委员长领导的南京中央政府，决定召开全国国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选举总统。因此在全国各地用一人一票的普选方式选举出全国国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简称“国大代表”。实则就等于是中国国会之议员国大代表，按地区和人口比例在若干万人中产生一名国大代表。先由一定程序联署提名推荐出国大代表的候选人，由当地的选举委员会加以公布，而且也不像上世纪中共掌权后从五十年代便搞的那种所谓“等额选举”，也就是比如选一个代表，就只有一个候选人，那就无可“选择”了。而当时选国大代表，是一个代表有多名候选人竞争，所以几十年后，才被中共提上议事日程的所谓“差额选举”，其实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国民党上世纪四十年代就已实行过了。比如我当时所在的成都市，它不像现在一个市还要管多少个县。当时的市，就只是指城区内和近郊，其他如附近的温江县、灌县、郫县、大邑县……则另设选区，另选代表。当时成都市的人口不到五十万，所以只有一名国大代表。但是候选人却有好几位。其中最具实力，排在前三位的是孙震先生，徐子昌先生和关麟征将军。其他还有一位，不仅不具当选的实力，而且也不太有名，由于已过去半个多世纪了，所以回忆不起了。但是人家达到了连署提名的要求仍然可以参选。所以哪怕当局觉得此人“左倾”（即同情或倾向共产党），也不会以“思想反动”或“表现不好”阻止人家参选。

至于选民，我亲眼所见，真是做到了只要年满18周岁，都是完全平等的合法选民。没有什么四类份子、管制份子、出身成份不好等等原因便被剥夺选举权的事。哪怕像当时的储安平先生（也就是1957年因‘党天下’三字被打成大右派蒙冤至死的那位），公开在报刊上大骂国民党专制独裁，挖苦讽刺，语言可谓“恶毒”至极，也没有人把他打成什么“派”什么“份子”，因而剥夺其选举权的事，一例也没有发生过。

再说这三位候选人。孙震先生又名孙德操，是国民党提名的候选人。曾任国民党多项军、政要职。更热心教育，自己出资创办私立学校“树德中学”。延聘优良教师，治学严谨，是当时成都的中学中的“四大名校”之一。而徐子昌先生，是代表民间势力出面竞选的。此人不仅家道殷实，而且当时成都有一种名叫“袍哥”的社会组织。是民众自愿、自发组织成的一种团体。其目的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为了自身维权，免受人欺负。他们以三国时刘关张桃园结义为道德楷模与精神信仰，组成一个团体，互相声援支持。把关羽供奉为神。团体的领导人称“大哥”，却没有“二哥”，因为二哥是关羽，是圣人，谁也不敢去坐此交椅，三哥称“红旗管事”，处理对外事务，五哥称“黑旗管事”，处理内务。可见是一个有严密组织的民间社团。徐子昌就是成都袍哥的首领之一，竟然敢与国民党提名的竞选人分庭抗礼。既说明其在民众中有一定影响，也可见当时蒋氏对民间力量还是持宽容态度。要不然，就完全可以说你那“红旗管事”就是“共党嫌疑”，或者你供关羽为神就说你是“邪教”，诸如此类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早把你取缔了，还容你来与“我党”提名的候选人竞选？关麟征是中央军校（其前身为黄埔军校）成都分校的教务长，受到一部分军方人士的支持。由此可见，当时这场选举并非国民党一手遮天，一手包办，民间人士完全可以依法自由竞选。

在全国范围内，除了中共拉着“民盟”加以抵制外，与国民党同时参加这次国大代表普选的，还有中国青年党与中国民社党。青年党领导人曾琦，是四川隆昌人，他就在其故乡当选为国大代表。但当时章伯钧，罗隆基，黄炎培，章乃器等人领导的“民盟”等党派却抵制了这次全国普选。他们要跟着毛泽东走，认为蒋是独裁，毛才民主。他们在政治上帮了毛的大忙。但在1957年他们却得到的是“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回报”。甚至他们的子女也未能幸免。黄炎培的几个子女成了右派，章伯钧的女儿章诒和，“文革”中与我同关押在四川省第四监狱。他们为自己不明智的选择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言归正传。再说孙、徐、关这三位候选人，都在成都频繁的与选民见面，公开发表竞选演说，宣传其政治见解和民众关心的各种事情，并要接受选民的提问，详细向选民解释。有的选民在提问中言词非常激烈。比如，有一个星期日，我父亲带我去成都的少城公园（今名人民公园）内去看孙震发表演说，我父亲的目的，一方面他与孙震早年曾同事，用现在的话来说，孙是我父亲的老领导，老战友，所以要去他讲演现场捧捧场。另方面是要我去见见世面，长长见识。孙震的演说非常精彩，赢得听众阵阵掌声。但他演说完后，有个听众就毫不客气地说“八年抗战，中国人已饱尝战乱之苦了，现在为什么还要打内战？蒋先生就不能和中共分享权力，共同维持国内的和平吗？请问孙先生，你如果当选了国大代表，对结束内战有何见解”？我现在很怀疑此人至少是中共的支持者，甚至是中共地下党员。但孙震当时不仅耐心聆听，而且没有一点官架子，没有一点以势压人的味道，当然更没有说对方要想“颠覆政府”这类话，在解释中只是尽量说明国民党希望和平的诚意，却没有任何话指责对方，更没有向对方“扣帽子”的话。充分表现出了一个政治人物的风度。要是换在今天，这位“提问”的老兄，起码也是“寻衅滋事”弄去饱赏铁窗风光了。当年中共开口闭口说国民党独裁，可是今天的中共若果能有当年国民党的这点政治“雅量”，那也就是中国民众的福份了。

当时几位候选人和他们的助选队伍，每天都穿大街、走小巷与广大市民见面，握手交谈争取选票支持。然而这一切活动，既是公开透明的，也是理性和平的。各候选人和他们的支持者之间只是宣传、讲理，而不是互相攻击，更不像“文革”中的两派那样，成了势不两立，“你死我活的斗争”。

我记得投票是安排在一个星期日进行的。市内设了多个投票站，选民分区，分段就近投票。那时成都广播还不普及，只好把抗战中的防空警报用来派上用途。早上八点，一声长哨，表示投票开始。到下午四时，又一声长哨，表示投票时间只剩下最后一个小时了，请选民抓紧时间去投票站。到下午五点，再一声长哨，投票即宣告结束。经过八年抗战，当时成都市民都是非常文明守秩序的，而且大多数人对政府是支持的，所以不仅投票率高，而且井然有序。我看见许多人都是全家高高兴兴地去投票。一种公民意识，无人说教，却蔚然成风。我当时虽然没有选举权（不是因为是“反革命”或“四类份子”，而是年龄不够），也穿着一身整洁的童子军装，戴上肩章、臂章、船形帽、兰白领巾，一副“小公民”的样子，随着家人去到投票站门外。投票站外也根本没有什么警戒森严，如临大敌的情景，投票站的工作人员一个个都是和颜悦色地引导着选民进去投票。有个二十多岁的大姐姐还拍着我的肩膀笑着说“小弟娃快快长，下次投票欢迎你早点来”！至今我还记得那个大姐姐亲切的样子。但我直到今天已是垂暮之年，却从来也没有拿到过一张真正意义上的“选票”，当然也就更没有机会去行使一个公民应行使的神圣职责。这既是我，也是所有中国普通民众最大的不幸与悲哀！

最后，孙震以超过百分之五十的高票当选。徐子昌获得近百分之三十的选票。关麟征位居第三。几位候选人选后都表现出了良好的风度。获胜者孙震向选民鞠躬致谢，话语非常谦卑，没有任何骄狂之态。落选的都承认失败并向当选者表示祝贺，没有谁说选举不公正或互相攻击的话。铁的事实有力地证明了那些开口就说什么“中国民众素质差”，闭口什么“民主普选不适合于中国”的人，完全是在胡说八道。事实更证明说这种胡话的人，其素质才是最差的。

这一次中国历史上，真正全民意义的民主普选，时间虽然已过去了半个多世纪，而且少年时代的我，当时还并无当家作主投票的权利，但“童子何知”能“躬逢其盛”，至今回忆起来，犹觉是一大快事。而更具重大意义的是1946年11月15日，由全国民众普选产生的1361位国大代表，在南京召开了国民代表大会，并于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公元1946年）12月25日制定并通过了《中华民国宪法》共14章，175条。该法于中华民国三十六年（公元1947年）1月1日正式生效施行，成了中国第一部实行民主宪政的庄严宪法。此宪法直到今天仍在台湾有效地实施。保证了台湾民众享受民主、自由的合法权利，更成为中国民主宪政的楷模。

然而这样一部有广泛民意基础，高度体现普世价值观的民主宪法，当时的中共却疯狂加以反对。宪法通过并公布后，周恩来在南京梅园新村举行记者招待会，散发书面声明，公然宣称中共坚决反对他所谓的由“国民党政府一手包办的分裂的国大”。12月21日，中共中央发言人更诬蔑该宪法为“伪宪”。28日，周恩来关于时局问题答新华社记者时竟然宣称：“蒋政府的‘国大’与‘宪草’既未经政协一致同意，又无联合政府召集，更无中共及真正民主党派的代表参加制定，故不论这所谓‘国大’已经开过，这所谓‘宪法’已经通过，其性质依然是蒋记国大，蒋记宪法，我们及全国民主人士决不会承认它为合法为有效”。而当时的国民政府对周恩来等人的行为，并未釆取任何强制措施，任其恣意攻击。要是换成了中共，那还不是“反革命”，还不是“煽动颠覆”吗？谁民主？谁专制？正如民谚所云：“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了！

而笔者更深有体会的是，本人成年后不久，就被毛泽东的阶级斗争“阳谋”打入了“另册”。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才蒙“圣恩”准予“参加选举”。但那根本不是选全国的民意代表，而是住在地的所谓“基层代表”，而且选一个“代表”就只有一个候选人，不用“选”都铁定是此人了。所以参选的人，大多数人都觉得毫无意义，有个啥“选头”？完全是浪费时间。于是有的人，特别是有些玩世不恭的人，便利用无记名投票，你不知这张票是谁投的这个特点，于是便用一种用今天的话来说，就叫“恶搞”的手法来表达不满。结果在当场开箱验选票时，忽而便听见唱票人大声念道“包青天一票”，引得下面选民哄堂大笑。没过多久，又听见唱票人念道“邓丽君一票”，大家更笑得前仰后合。有一次竟然因为“包青天”、“邓丽君”之流得票太多，唱主角的“候选人”得票反而不过半，按选举法此人便不能当选，气得我们单位领导，叫大家不许散会，不许去吃午饭，重选！并说今天选不出来，任何人都不准离开会场，否则按旷工处理。这一招果然奏效，大家顶不住胃子里的“抗议声”，只好放弃“包青天”与“邓丽君”，最后才让那位候选人顺利当选，才万事大吉了。——如此的“选举”，如此“当家作主”直到今天仍在中国大陆畅行其道。成了所谓的“中国特色”实在太可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