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狱挨整是有人要弄死她 孙维世：江青最坏(图)
孙维世（中）入狱挨整是有人要弄死她，她死前对妹妹孙新世说过一句话：“江青最坏”。（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去年，我们走访一个曾经参加过孙维世专案的“三种人”，他叫王××，他虽然不是孙专案的核心人物，还是在他的口述中得知一些孙专案的相关背景资料，而且提供的两个点比较值得关注，或许也是开启孙冤狱的一把钥匙。
王××说：“孙那个案子不能提，一提就做恶梦，好几年都缓不过来那个劲。孙在里面不到半年就给弄死了，那是早就有人关照过，根本活不过整年去（指1968年）。开始审她，我还去了，可去一次就不去了，不是不让我去，而是不敢去了，那不叫审，那就叫整，说得具体点就是侮辱人，用书面上的话说就是蹂躏。
我有一次还问头头说怎么这么整这女的，头头给我一份材料看，一看，这案子来头太大，上面都点名了。那几个专案的人整累了，回来喝水聊天时还说，那女的（指孙）性子真××的烈，还以为这是中南呢？孙死的那天我不值班，回来取东西时，听说她死了，要我们立刻赶去，我就去了，正赶上往外抬人，死的太惨了，身上就盖着一条白布单，脸上还有血。
后来，八十年代让我们这些人交待时，我就把头头给看的那个材料也给交待了，有一句话我记得最清楚，这是江青说的，那时候江是什么人啊，她说的话跟圣旨也差不多，我怎么能记不得呢？材料上说孙从大庆回来还去见过毛主席，江就指这件事说孙是狐狸精，是美女蛇，还说是她是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后来，上级组织把交待的这段话给删了，也没解释为什么。”
这个回忆，第一，告诉我们，孙被押入监狱挨整是有人存心要致其于死地，而且王××用这个蹂躏想必大家也该清楚，狭义上蹂躏对于一个女囚来说意味着什么；第二，江青漫骂孙的理由。第三，孙的惨死。
江青分别在1962年、1964年两次拉拢过孙，她要孙帮助她整理话剧，孙没答应不说，还对江杰作《杜鹃山》表示特殊的沉默。孙从大庆回来的时间应该是1964年以后，也就是说在江拉拢孙未果的情况下，在江看来又添新恨。
孙死状很惨，《话剧皇帝－金山传》中记载，孙死时遍体鳞伤、赤身裸体。王××回忆中也提及这一点，不过，顺便多说两句，汉语中的赤身裸体和一丝不挂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同义词，网际网络上介绍孙的冤狱多数使用一丝不挂这个词，我个人认为不够严肃，有故意闹噱头的意思在内。据王××自己说，孙死时衣服穿的很少。不过，不管是一丝不挂还是赤身裸体抑或穿的很少，都直接反映了孙冤狱的黑暗所在。
是什么原因导致让江如此的仇视孙呢？是什么原因是让江暗示可以用一切非人类的手段处理孙呢？
对照一下王莹、章泯的死就会有个侧面的回应，王因为争演赛金花一事开罪江，章因过去和江同居的历史而急于被灭口，这两个人的死亡是江直接插手过问的，也就是说在江亲手弄死的对象中，真正属于“路线分歧、政策分歧”的几乎等于零，而最让江恨恨不止的恰恰是私人之间矛盾乃至仇隙。所以，孙这个案子在很大程度上也应如是看。
但是，仅凭这个孙专案成员的口述就可以断定孙案仅限于挟私报复吗？目前，几乎所有教科书包括金山的回忆文章似乎都在强调这个印象，然而，事实真的是这样吗？难道在挟私报复的烟幕下没有掩盖着另外一种更为逼真的倾向或者预谋吗？
两种版本的《金山传》都在告诉一个情节，那就是当孙泱（孙的兄长）、金出事以后，孙维世、孙新世姐妹四处求人，力图解救亲人于危难之间，他们除向中央军委写信以外，就是给当时中央文革也就是江青写信求救。这件事揭示什么问题呢？它至少说明一个现象，那就是江对孙出事之前最后一次去见毛的定位不准确。
孙维世不是江青、叶群一流，本身没有厚黑的本领，她在情急之中找到江足以说明她最后一次去见毛属于正常范围内的觐见，假如像江诬蔑的那样，孙何能给江写信？但是，目前披露孙最后一次去见毛的情节只有这位专案成员，江是不是真的了解孙去见毛的详情，不得而知。
原中央警卫局邬吉成在回忆录中记载，江未得毛允准的前提下是不能随意见毛的，而且还举了一个生动的例子。其实不仅江，亲属包括邵华、毛岸青、李讷、李敏、张文秋等人都不能随意觐见毛，即便是见毛，也需要事前被告知哪些话该说，哪些话不该说，当然，江不在此列，因为她一旦见毛，不该说的也常常要说。不过，只要是毛不准备让江知道的，一般没有人敢对外泄漏半个字。
在孙被捕之前，孙泱（原人民大学党委副书记，曾任朱德秘书）已被整死。孙的死显然不是矛头对准孙的，因为打倒一个孙不需要这么一个特大铺垫，这点作为孙泱的首长朱德看的很清楚。朱曾经说过：“孙泱有什么错？他的错无非两点，第一是给我当过秘书，第二是说了真话。”
朱德在五十年代后期开始，受到逐渐有目的、有步骤的政治打压不是没有来由的，在庐山会议期间，朱一发言就被毛指责为隔靴搔痒，而后，毛还质问朱是不是在会上举了半个手的问题。由庐山批彭引发的军委扩大会议，朱更成了被炮轰的重点，林彪等人不断给朱上纲，这里不禁要问，如果没人指使，林何能对朱如此开炮？林点名批评朱，还宣称朱德“没有当过一天总司令”，又把当年在江西的旧帐重新翻了出来，并以此作为朱反对毛的历史证据。
10月，经毛批准，中央将朱的检讨印发党内。
朱德生平最为讨厌个人崇拜，对日益被掀起的个人崇拜狂潮嗤之以鼻，毛非常不满，据李维汉回忆，1964年，毛批评朱说，此人一听反个人崇拜就眉飞色舞、手舞足蹈。孙泱的死应该说和打击朱有着密切的关联。
孙泱遇难前后，朱曾经请周恩来出面伸以援手，周苦笑道：“有些人我没有保他，他的日子还好过一些，我保了他，他的日子更难过了。这是我没有想到的。”周同样的这句话还在武汉7･20事件中提及过，保健医生张佐良做了忠实的回顾，不过，张这个回顾并不见于在国内出版的《周恩来的最后十年》一书，而是见载于在香港出版的《周恩来保健医生回忆录》。
孙泱何许人也？周能不知道？但是，以第三号人物的地位仍旧无法对孙泱的生死作出明确的表态，而在周的内心深处，当然比较朱要清楚，那些冲着孙来的人背后的黑手到底是谁？
江青在毛面前告周的状说：“我们层层烧荒，他（周）却处处灭火。”毛说：“他一贯如此。”
孙维世的材料送达江青处，江把有关的信件资料烧毁，却保留了一张周接见孙他们大庆剧团的一张合影，江青拿着这张照片找到周说：“这下子罪证找到了。”周看后默默无语。
孙维世是1968年3月1日被捕，3月22日，周在公开场合下喊出“誓死捍卫中央文革”以及公开赞扬江的话，这应该不是偶然的吧？
文章的开头中曾经这样写到过：江青和叶群说过：“现在趁乱的时候，你给我去抓了这个仇人，你有什么仇人，我也替你去抓。”
有人突发奇想，要是把这段对话中的一位主人翁换成另外一个人呢？效果会是如何？
×××和江青说：“现在趁乱的时候，你给我去抓了这个仇人，你有什么仇人，我也替你去抓。”
当然，这种话是否存在，首先还是要看历史事实。
有一件事值得反复琢磨，那就是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历次和毛作对的人都没有逃脱劫难，而和江有过过节的人也经常横遭不测。总之，得罪这对夫妻的人在文革中鲜有幸免者。
现在，看看江青拉拢孙几段谈话就可窥知内中的奥妙所在。
1963年，江对孙说：“你来和我合作，抓一下这个戏（杜鹃山），搞他个样板来，怎么样？”江又说：“你来给我当参谋，抓话剧。”孙说：“总理已经批准我去大庆深入生活。”江说：“看来只有我孤军奋战了？”
1964年，江对孙说：“维世，你拍了那么多戏，有没有问题？这次该去我那里了吧？”孙敷衍了事。
江青对话剧的印象是“针插不进、水泼不入”的“独立王国”，其实只要稍通文革史的人都会知道这句著名的“独立王国”论的原创作者是谁。江找孙谈话，虽然仅限于话剧样板戏，可来头之大却是孙没有料到的。而江谈话的宗旨也并非独创，而是另有高人的指点。
孙维世没有细想内中的缘由，在孙从大庆归来后，按照孙专案的人员回忆，孙回京后去见了毛，谈的话题虽然不得而知，但是，涉及文艺界的话题应该是题中应有之义。而除了文艺界呢？会不会有其他的政治任务呢？
然而，孙并没有从这次谈话中获得新的转机，倒是危机步步逼进，从这个结果看，此次谈话大约也不够理想。
夫妻二人两次出面，孙都没有理解或者说没有执行，其令人悻恼程度也是可想而知。
都知道江青抓样板戏的背后绝不是揭示文艺界那么简单，而是带有浓厚的政治预谋，即以海罢事件为例（海瑞罢官简称海罢），江事前找过李希凡，李不敢接，此后才选定姚文元。而海罢事件的幕后老板何许人也，也是不难猜想的吧？那么这次话剧界的打破缺口从孙这里入手，后台老板何许人也也是一样的吧？
孙拒绝了一个前台指挥，又绝决了一个后台老板，这起政治事故比较五十年代的出访事件远要说明孙立场，这样一个立场的人应该何去何从呢？似乎田家英的下场已经说明了问题。
在文革里江青点名要整垮的电影演员中王莹是一个比较突出的典型。不过，王在遭到非人待遇后身体处于半瘫痪状态下，还在1973年11月被批准入院治疗，只不过这种治疗的效果几乎等于零，所以，王最后没有能够自救，但是，仍旧在医院住了一年多，所以，目前通行的说法是王含冤而死却并非孙的惨死可等量齐观的。
另外一个意外的插足孙事件的李立三也在文革中莫名其妙的“选择”了“自杀”，李不过是在孙这件事上澄清了一个事实真相而已，却因此遭到围攻，李死后，法医鉴定报告里连死者的身高、体重都搞错了，难怪李的亲属和生前好友始终质疑李是否死于自杀，按照陈昌浩的儿子陈祖涛的观察，举凡在文革中所谓自杀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属于他杀，包括胁迫自杀。
王莹、章泯都是江青必欲致其于死地的人，而遭受的折磨却远不是孙维世可比，孙入狱仅有半年的光景就给活活弄死，可见，如果江是仅仅是出于泄愤将孙弄死，理由却也不够充分，至少力度不够。孙的死只有和政治上的最大黑幕联系到一起的时候，才是露出冰山一角。
孙至今离世已经差不多四十年，而死亡的全部真相仍旧没有权威的披露，这起文革中最大的政治谋杀案之一的背后，所昭示的黑幕远非今天我们能够想像和理解的，其元凶可以说至今逍遥法外。
孙死前对妹妹孙新世说过一句话：“江青最坏”，我想孙想要说的可能远不及此，而就是这句话在文革中也已经大逆不道，能让一个文弱的女性在生命的尽头说出这样的话，同时其所能够解读出来的内容不是已经令人不寒而栗了吗？
金山在《莫将血恨付秋风》一文中解释：孙维世不去也不和江青讲她同毛出国的事情——“王顾左右而言它”，“是因为事关党和国家机密。”
历史诚然不是京夫子的艺术演绎，却也容不得亲尊者讳饰。
其实，以当时中苏的友盟、以江青的地位，按照曾志的回忆，江可以阅读政治局委员规格的文件——以此前此后苏联六年四次以第一夫人的高规格接治江的慇勤，当时还会有什么对于她非知不可，乃至小女子翻译耿耿一生的“党和国家机密”呢？
以康生的老谋深算，他投孙万言以长谈文艺，难道会仅仅因为这姐妹是艺术知音，或当过一阵能涉入“党和国家高级机密”的翻译？
孙维世是处处事事、公公私私都疏离避让着江的，应该说康不会不知道。也许正因为他洞然那疏离更深处的一切，才不但依然“凑”近孙，而且“凑”得更热络，更亲切、更艺术、更屈尊吧。
四十年翘盼解密，终于宁可相信：越是关键的专案材料，怕是越是毁得差不多了。与其说金山在解释，不如说他在掩饰？同一问题穿越时空又遭遇“王顾左右而言它”：前是新婚的妻子本人，后是苟活的丈夫，都在讳伪证真——都在为极权及其体制或至尊至亲者讳以避不测，都在欲盖弥彰着女人们最微妙的过敏，都在流布与加剧着一种传闻，一种疑惑，一种权势峰巅上女人的妒与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