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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如何压榨农民?“高官讲话”告诉你(图)

2022-03-27 10:00 作者:裴毅然 桌面版 正體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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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购统销用来换棉线的线票
统购统销用来换棉线的线票。(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中共号称以工农联盟为社会基础,但早就对不起农民了。1934年1月23日瑞金“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毛泽东报告:“红色区域在建立的头一二年,农业生产往往是下降的。”[①]1930年,湖南平江闹红,70万人口锐减至40万。[②]1934年5月底,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总计各地尚未莳好的荒田,不下12万担。”[③]研究指出:农民只要致富,就会变成被打击的对象,因此土地革命并没有调动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在东西苏区的最后岁月,居然发生过多起苏区农民集体逃亡到白区的事件。[④]

陈云语录

1949年12月2日,中共财经负责人陈云向中央政府报告:从十月中旬开始的币值下跌和物价上涨,对全国人民,尤其是对几百万军队和依靠工资生活的劳动人民所造成的损失,是很大的。这次币值下跌、物价上涨的主要原因,是政府的财政赤字庞大,因而钞票发行过多。[⑤]

1952年4月19日中央政府委员会第15次会议,陈云报告财经问题:在乡村中有摊派、超征的现象。本来国家规定是250亿斤公粮,结果七收八收,多收了27亿斤。……这对老百姓很不好。[⑥]

1952年6月11日全国统战工作会议,陈云:汉口去年收的所得税近两千亿元的样子。所得税等于所得额的25%,亦即所得税的三倍就是他们的所得额。……现在我们一年的税收,大约合23亿光洋。国民党在九一八事变以前,包括东北在内,也不过收八亿到九亿元光洋……他们比我们收的少。[⑦]

比国民党多收税近150%,陈云的数据呵!

统购统销

1951年粮食购销危机。中共中央〈关于1952年粮食问题的几项决定〉(1951-12-5)——

城市人口逐渐增加和广大工业原料种植区粮食需要量增加的缘故,1952年粮食的供应调剂仍然是一个相当严重的问题。仅从国家贸易部门逐年出售粮食增长的情况来看,就可以了解粮食的情况是很紧的。1950年出售数为93亿斤,1951年出售数增为169亿斤,预计1952年至少须增至215亿斤。粮食需要量的增长是极其迅速的。……上述粮食情况收支相抵,尚差28.4亿斤。[⑧]

《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简史》(1985年大陆版)——

1953年9月份完成(收购)计划的80%,10月份只完成38%。市场粮价也因此大幅度波动。当时湖南、河南、河北等主要产粮区的粮价,一般高于牌价的30~50%。[⑨]

面对供销失衡的粮情,在计划经济指导思想下,1952年9月成立粮食部(全球唯一)。1953~54粮食年度预算需握粮700多亿斤,除农业税收缴275亿斤,须收购431亿斤,而上一粮食年度仅收购243亿斤,仅靠市场收购(与私商争购)无论如何办不到。于是,想到关闭粮食市场,堵绝农民其他卖粮渠道,“保证完成收购”。[⑩]

“统购统销”的实质:剥夺农民的粮食处置权以获得绝对控粮权,以极低价强制征粮(统购),以保障城镇供粮(统销)。中共很清楚“谷贱伤农”,之所以出台“统购统销”,实因合作化导致粮产量增速下降,不能向人口不断增扩的城市提供更多粮食,只好关闭粮食市场,强行“征集余粮”,急救眼前。1953年10月关闭农贸市场,粮油棉“统购统销”。[11]

统购统销——乡村统购,城市统销,取缔粮商,逼迫农民只能将粮食低价卖给政府(0.09元/斤)。[12]农村不满声浪盈衢塞巷,很快收购少于销售,无法维持城镇供粮。1955年8月,被迫出台“粮票”,全国城镇定量供粮。[13]

1957年4月10日,毛泽东:1953年统购统销时,党和农民的关系很紧张。[14]

1957年春,化工部勘察公司保卫科员阎义采(中共党员)“鸣放”:农业合作化、统购统销政策是党向农民的战略进攻,向农民抢劫土地、粮食、牲畜。农村中反对共产党的人日益增加。[15]

浙江宁波干部“鸣放”:粮食统购统销是“官逼民反”的政策,粮食统购统销是农民闹事的根源。[16]

安徽一家农机厂技术员汪朝元“鸣放”:农村有四死:卖粮逼死,买粮等死,买不到粮饿死,卖粮再买粮亏死。[17]

1957-5-7新华社《内部参考》(第2197期),〈安徽有些农业社因统购粮食过多加重了春荒〉,桐城县天成社多征61万斤,缺粮户占87%;泗县协办社缺粮人口51.1%,光明社则普遍缺粮。(页14~15)

章乃器怀疚终身

统购统销“夺农补工”,1956年工业产值首次超过农业(1949年农业产值远大于工业)。通过工农业“剪刀差”[18],本已很穷的农村至1978年向城市输送了几千亿资金。[19]毛泽东不承认统购统销对农业的“扼颈”,认为是前进道路上的问题,至多是必要代价的“一根手指头”。[20]

统购统销“对不起农民”39年,章乃器为参与制订这一严重伤农的歪点子怀疚终身。[21]中共很清楚农民的“贡献”,但已开出红色支票,得用经济绩效证明革命的价值,只能“暂时牺牲”农民。1962年7月中央党校,邓子恢〈关于农业问题的报告〉抖出统购统销之所以必遭农民抵制的底牌——

党中央的方针是以粮为纲,但价格上粮食不是纲,粮食的价格最低,种粮食的农民收入最少,一斤粮食平均不到一毛钱。按照去年的标准计算,农民卖100斤粮食给国家,他实际上得到的价格是7%,93%是尽义务,实际上粮食统购是最大的共产风,剥夺农民最厉害的在这里。怎么办呢?不统不行,统了农民吃亏,他就不种粮食,不种粮食,一切就都垮台,最后同归于尽。农业垮了,工业也垮了,现在的情况看得很清楚。[22]

结语

1980年,中共悄悄转弯子,“包产到户”(个体单干)合法化,粮食市场重新开放,粮情渐缓,1982年撤销粮食部,1983年铺开包产到户,1984年废社立乡,1985年裁废统购统销。这次不再敲锣打鼓,也用不着造势鼓噪,全国农民苦“统”久矣,不用吆喝,一片拥护。1993年9月1日,取消计划经济最后标志——粮票。

注释:

[①]毛泽东:〈我们的经济政策〉,《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66年,页117。

[②]王西彦:《湘东老苏区杂记》,新文艺出版社(上海)1953年,页2。

[③]余伯流:《中央苏区经济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页151。

[④]张鸣:〈多面相的民国农村〉,《同舟共进》(广州)2011年第6期,页17。

[⑤]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陈云文稿选编》(1949~1956),人民出版社1982年,页34。

[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文集》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2005年,页381、383。

[⑦]《陈云文稿选编》(1949~1956),人民出版社1982年,页167。

[⑧]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10~1966-5)》第7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页333~334。

[⑨]柳随年、吴群敢主编:《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简史(1949~1983)》,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页96。

[⑩]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忆》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北京)1991年,页256~258。

[1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页477~488、561~567。

[12]〈中国1949年后粮食价格的演变〉

[13](1955-8-3)。《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10~1966-5)》第20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页25~30。

[14]王若水:《智慧的痛苦》,三联书店(香港)1989年,页323。

[15]〈阎义采为美蒋喝采〉,《人民日报》(北京)1957-7-27,版2。

[16]中共浙江省委整风办:《右派言论汇编》(1958-5),页146。转引自王海光:〈1957年的民众“右派”言论〉,《炎黄春秋》(北京)2011年第3期,页18。

[17]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毒草汇编》第二集,页29。转引自王海光:〈1957年的民众“右派”言论〉,《炎黄春秋》(北京)2011年第3期,页18。

[18]剪刀差:工业品价格高于价值,农产品价格低于价值之差额,因图示呈剪刀而得名。

[19]姚洋:〈中性政府与中国的经济奇迹〉,《二十一世纪》(香港)2008年6月号,页22。

[2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页27。

[21]陈云:〈实行粮食统购统销〉,《陈云文稿选编(1949~1956)》,页200。

[22]《邓子恢自述》,人民出版社2007年,页426~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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