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房地产的真实情况(十三)(图)


北京街头(图片来源:NOEL CELIS/AFP via Getty Images)

【看中国2022年1月3日讯】(接上文)十三、董路买了好几套房子,娶了电影演员老婆

2000年前后,是纸媒的最后的美好时光。中国的互联网还是很原始,记得北京电视台搞了一个比赛,参赛者把自己锁在家里,就靠互联网生存,结果不是很理想,网上叫外卖不方便。所以,中国青年报新任总编辑、李克强的小兄弟,团中央宣传部原部长李学谦,在联合北大青鸟公司,成立了中青传媒公司之后,就任命毕熙东带领人马创办青年体育报。另外,据说,中青传媒公司要上市,那就要打造所谓的“报业集团”,那就不能只是一张中国青年报,就要有好几张子报,所以还让副总编辑陈小川成立了《青年时讯》。

中国的媒体自1976年年底文革结束以来,一直有一个理论之争,媒体要不要人民性,党性和人民性谁第一。因为老的总编辑徐祝庆认为党性第一,特别是1989年六四事件之后,当时邓小平等决策者认为团中央是“国家政权的支柱”,中国青年报不但不能因为六四事件中立场动摇而取消,还要加强,共青团更要加强。当时我们报社开会都传达了中央的这个精神,我理解还不深,觉得团中央和青年报怎么可能成为国家政权的支柱呢,这不是开玩笑吗?

现在看,这个战略就是培养小粉红,奴化全中国人民,老老少少。这样国家就稳固了,再也不会出现几百万群众涌上北京街头抗议、大游行,要求民主的场面。这个战略具有深远意义,目前中国的现状就是这个战略的成果!所以徐祝庆取消了群众工作部,我就第一次成为待岗职工。

周志春负责安排工作,借机刁难我,毕熙东本身就是个文革中的红卫兵、小流氓,毫不讲道德、人性,所以我到了体育部之后,就成为二等公民,饱受虐待——扣奖金,和王长安一起轮流上夜班,别人比我们俩都年轻,但是都不安排上夜班;小金库的钱买车没有我们俩的。CBA广告赞助商为了更好地报道,赞助了很多手机,那时候手机2000多元一个,工资只有几百元,所以一般人包括记者都买不起。我是篮球记者,广告赞助商的代理人蒋健还特意提示毕熙东给我一部。毕熙东也答应蒋健给我手机,但是没给我。蒋健现在是CBA公司总经理,篮协主席姚明的主要助手,这个公司是CBA联赛的举办者。

我找毕熙东要手机,他说也想给,但是没了,“因为老徐(徐祝庆)一下子从我这里拿走7部”。他说话的特点是云山雾罩,满嘴跑火车。但是老徐肯定是拿走了手机,也许不是7部是5部。顺便说一下,总编辑和副总编辑都是每个人分管几个部门,这几个部门就是他们养的猪,这些部门搞活动,弄来钱都要孝敬自己的主管领导。因此,如果一个普通编辑记者与部门主任有矛盾,或者就是部门主任贪赃枉法,比如毕熙东用一个版的稿子为自己换来一辆捷达车,20多万元,相当于一套房子。陈泉涌就不管。他还告诉我千万别让毕熙东知道你对此不满,那就更要整你了。那次我要手机,毕熙东还编了一个故事,骂了我。

这些导致他带人办子报,我就没有报名。我心想我这样水平的篮球记者不好找,我就留在体育部了。体育部定编是6个人,马年华副主任和曹竞、刘静(陈小川的女友,为他刮了孩子),王长安,加上我,才5个人,我留下就完了。但是马年华也不要我,我就待了岗。在海外以民主人士招摇撞骗的李大同是这次报社改革的理论家——青年人办青年报,全员竞聘之后不能上岗的自己找单位调走。我就面临停发工资必须自己调走的困境,我们是终身制,根本不是聘任制,报社没理由要求我们自己调走。我这样的有几十人。僵持不下的时候,2000年春节,王长安自杀了,他虽然没下岗,但是也受到了极大的压力。可以说是被迫害致死。因为他有严重的失眠症,但是必须上夜班。不久他将近80岁的老母亲也含恨而死。

这种情况下,报社办公室主任宁光强又做毕熙东的工作,毕熙东才让我去当临时工校对,每个月1000元校对费。他丝毫没有人性,就是报社逼死了人,他还这样干。但是他说“你是报社的正式编制,不能调走”。他喜欢猫玩儿耗子的游戏,玩儿够了再咬死吃掉。

这张子报是对开4版,周一刊。太单薄,根本没有竞争力。他从体育部带过来的只有只恒文、尹家和、严涛3个记者,还都不愿意写稿,也写不出好稿件。又从新体育杂志社招来卢学周,中国体育报招来李绍南,社会上招来方肇。还是缺兵少将。就这样他也坚持让我当校对。但是半年不到,他就坚持不住了,报纸实在卖不动。

这时候,他就从《工人日报》的子报《新报》挖来了董路的草台班子。这个董路是个理工科大学的毕业生,哥哥是《工人日报》的一个中层干部,他自己喜欢足球,喜欢写作。一来二去,就辞了职,带着几个人组成了一个“拖车”。四处挂靠,在有报号的报纸后面出足球副刊。毕熙东就把他挖了过来,8月,董路的草台班子就进入青年体育报租的写字楼出报纸了。毕熙东把报纸升级为12个版面,对开,前4个版面是综合体育,后8个叫“北京足球”,主编是董路。说这些事都与买房子有关系。

毕熙东是把这些版面承包给董路,一期报纸2万元报酬,包括编辑费稿费。一个月就是8万元或者10万元,后来改为周二刊,就翻倍。董路的草台班子就几个人,他能写,出版了中国第一部足球长篇小说《临门一吻》,每期占一个版面,其他的版面标题大点儿,图片多点,填满了就行。也有几篇他的民工记者写的干货,就是实际采访的报道。都没有记者证,国家新闻出版署、中宣部也不绝对不允许把报纸承包出去。共产党一贯的方针是“守土有责”,承包给外人,怎么进行舆论控制?毕熙东不管那一套。他嘴上和笔下老是陈云的“不惟书不惟上,只惟实”,意思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其实是一切从自己的利益出发。

董路可以随便支配分配这些钱,别人不敢说什么,说了就轰走,而且他主要使用在校实习生。所以他一个月能拿4万元。那时候,房价是2000元。

2002年韩日世界杯,报社一再施压,才改了承包制,给董路申请了一份专家的工资,每个月1万元。加上稿费,董路一个月也能达到2万元。不出报纸的日子,他去别处干活,出报纸的日子,他也可以不来,去电视台解说挣钱。他就有了5个来钱的路子:工资,稿费,私活,电视台说球,克扣下属的钱。每个月能达到四五万元。一年就能买一套大房子。也换了车,30多万元的。他和我一样也是属鸡的,就是比我小一轮,找了一个电影学院的毕业生,也是属鸡的,比他小12岁。这是一个不想费力气演电影,只想安安稳稳在家过日子的老婆,模样当然不会差。董路在电视台接受采访,说到自己对女儿的疼爱,表示:“我现在有了几套房。将来如果女儿看见那个男生好,要嫁给他,但是男方没钱买房子,我可以对女儿说‘你只管嫁给他,不用考虑钱和房子的问题,我早就给你解决了’。”

2003年李学谦逼着毕熙东扭亏为盈,那时候就已经赔了1000多万元。毕熙东借口自己得了痔疮,不能见领导。一方面进行所谓的改革,任命董路为常务副总编辑。主持全面工作。其实董路只懂得足球,根本不懂得其他项目,2005年年初,毕熙东被撤职,换了宁光强当总编辑(其实是主编,就像胡锡进,是主编而不是总编。因为都是子报)。他和宁光强还在班上讨论为什么篮球进一个球要分为3分的、2分的和1分的,而足球都是算1分。足球又是最好报道的,因为读者很多,中国的足球水平又非常低,怎么说都行,反正都是见谁输谁。

2005年9月,因为赔了2000万元,报社就欠薪,董路就带人闹事,不能欠薪。报社就决定关闭报纸,遣散董路等人。因为毕熙东为了省钱,没给这些人上五险一金,他们遣散的时候也要按照五险一金给他们发现金。董路的养老金是工资的30%,每个月3000元,5年半就是18万元。几乎就可以买一套房子。那是好几捆百元大钞。幸亏董路是开着车吃的散伙饭加上领钱,不然都不好拿。我亲眼看见了那堆钱。

毕熙东前两年是把报纸承包给董路的,包括了五险一金,但是这种行为违法,所以报社最后也不敢提这件事,还是按照月薪1万元再给了养老保险金。等于是重复发钱。董路拿中国青年报的钱拿到手软。

因为钱太多了,董路就跟老婆离了婚,又找了一个更漂亮更年轻的。后来他当过电视台主持人,再也没有在什么报纸当过差。因为毕熙东给他的钱太多了,曾经沧海难为水。拿惯了大钱,再去拿小钱也没有兴趣了,而且他也不缺钱。现在他开了一个饭馆,卤猪爪,还养着一个儿童足球队,办了一个自媒体,天天侃足球:自己是足球媒体的老大,20多年的经验,所以你们的足球评论都不行。

他的房子有多少,只有他自己知道。他年轻的时候也喜欢踢几脚球,但是没什么水平,不过就凭这点能耐,就能在毕熙东手里、在中国青年报手里拿到了无数的钱,买到了无数的房子。

所以如果你没钱买房,你就去找一个党报,当一个子报的主编,弄一个草台班子,自己给大伙发钱,多给自己留点儿。很快就能买上几套房子。

《青年体育报》这样的人很多,当然董路是捞钱最多的。其次是卢学周。他是内蒙古人。此前刚进入新体育杂志,还没有办完手续,但是毕熙东把他挖了来。其实这个人一直不会写体育稿子,一直到这张报纸关张,也没有写体育稿子。2000年3月创刊,夏天就是悉尼奥运会,毕熙东的妹妹毕熙燕离婚后嫁给了一个澳大利亚的白人,毕熙东要借机会探亲,就申请去采访,也申请卢学周去。报告审批的时候,社长徐祝庆说:“这个人是谁啊?嗨,你的人我都不认识,就按你说的办吧。”就批准了。那可是要花很多外汇的啊。因为这个,卢学周也就确定来毕熙东手下当马仔。他们都喜欢当面叫毕熙东“毕爷”“毕大爷”。毕熙东有黑社会情结,就喜欢听这个,谁这么叫,就让谁拿很多钱,迅速买上房子。

徐祝庆后来是副部级待遇退休,住进团中央的“部长楼”。他这次审批不应该的地方还在于,奥组委是根据各国参赛人员的情况发给记者证,名额有限,而且早就发完了。等毕熙东申请出国采访的时候,奥运会马上就要开幕了。所以这俩人都没有记者证,连赛场都进不去,毕熙东住进妹妹家,只写评论,也就是胡骂,一次骂了萨马兰奇,国家体育总局知道了,要求团中央给他们写检查,团中央又要求徐祝庆写检查。卢学周住饭店,出差费少,主要吃饺子,西餐很贵,他给我印象最深的文章就是“最烦吃饺子,都要吐了,谁再跟我提饺子,我就跟谁急”。

后来,毕熙东让他当二编室主任,一编室主任是董路兼任。卢学周负责综合体育,后来又弄了一个8个版面的体育休闲副刊,什么都登,就是不登体育比赛体育锻炼,因为卢学周不会写稿,喜欢捞钱。倒是也喜欢踢足球,但是不能写足球,那是董路的地盘,写的话,董路敢过去抽他。卢学周有一次刊登一个版面的烟斗故事,还提到了斯大林的烟斗。他喜欢写杂文,瞎侃,有一次骂了北京大学山鹰登山俱乐部,子报中心负责人、大报副总编辑陈小川看见了说了他:山鹰俱乐部那是北大的骄傲,代表了五四运动的精神,可不能乱批。

此后他怕出事,影响自己捞钱,就不再写评论了。他的8个版面,是按照一个版面500元稿费包干,里面还都是广告,比如刊登中体产业(上市公司)的房地产广告。他和手下傅玛丽两个人办这个副刊,每星期一期。每个版面还有100元编辑费,一期就是4800元。一个月四五期,仅此一项也是两万多元。他会拿走三分之二,加上其他的——工资稿费,一个月还是两万多元,可以买10平方米房子。后来报纸垮台,他当了《高尔夫球》杂志主编,进入互联网时代后,这个刊物也垮了,不过他买的大房子垮不了。

严涛1990年是守卫北京亚运村武警部队的通讯员,因此认识了毕熙东。复员后,毕熙东和陈泉涌给他弄进报社,他学了一个电视大学的大专。在青年体育报的开始时期,他负责广告,不久毕熙东又找了一个女人当广告部副总经理,这个女人当了毕熙东的情妇。严涛就主动让位,搞了一个《足球彩票》,子报的子报。当时就一个报号,但是弄了几个报纸,就像一个车牌照,却是几辆车都挂,甚至同时上路。这显然是违法的。因为毕熙东买通了徐祝庆李学谦,所以就不管他了。一般读者也不关注这种事,国家新闻出版署的官僚也没有注意过,所以就这样无法无天了。毕熙东的子报垮台后,严涛的《足球彩票》却很火,因为中国人喜欢赌博,这是国家允许的赌博。后来严涛成了上市公司老板,他的报纸进入了创业板。董事长能没有大房子吗?他还算是报社的待岗职工,报社现在每个月给他1000来块钱待岗工资,医保社保,将来,60岁以后,再来报社领退休金。李克强和习近平想得到吗?中国青年报能玩儿死李克强和习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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