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就这么胡乱长大了……(图)


小时候流行的一套书《小灵通漫游未来》,我的未来呢?(网络图片)

八十年代初的时候,大家过的很清苦。没什么好吃的,也没什么好看的。白天看老师们带着菜色的橘子皮老脸,晚上搬凳子到邻居家看赵忠祥的《动物世界》。一天天就这么过去,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

老师告诉我们说,我们生活的很幸福。外国的小朋友就没我们这么幸运。他们在垃圾箱里翻东西吃,光着脚在街上卖火柴,非常可怜。我想:全世界这么多人,我真是很幸运,出生在中国。

而且老师说,以后的生活会更好,我们会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到时候一切都是按需分配,想吃芝麻酱就分芝麻酱,想吃烧鸡就分烧鸡。老师流着口水在台上讲,我们流着口水在台下听。我又想:我又不那么幸运了,我要是再晚生些年就好了,一出生就能随便吃烧鸡。

当时流行一套书,叫《小灵通漫游未来》,书里面说,2000年的时候,实现了四个现代化,家里都使唤机器人,还能坐宇宙飞船飞往太空,住在火星别墅里。我有时候记不清四个现代化是在2000年实现,还是20000年。有一次觉得是20000年,用减法一减,发现离现在有一万多年,心头非常悲伤,觉得自己是挺不到那时候了。后来发现是2000年,离当时只有十几年,感觉就像在路上捡了一个大钱包。

这就是我对未来的憧憬。

我相信,今天非常美好,未来会更加美好。

我们还学过一首歌:“我们的祖国像花园,花园里花朵真鲜艳。和暖的阳光照耀着我们,每个人的脸上都笑开颜”。小学的时候常唱这歌。和我一起唱的小朋友们,后来有的去了国外,有的成家立业,有的在花园里走路时被打劫害死了,有的酗酒吸毒,还有的在坐牢。当年他们都唱过这首歌,和我一起。

那时,和暖的阳光照在我们脸上,我们相信现在,更相信未来。

我们相信共产主义为我们杜撰的黄金世界。

我小学时的老师教育我们: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个人利益要服从于集体利益。

说起这位老师,我想起了发生在他身上的另一件事。

当时我们那儿发生过一次轻微地震,从那以后就人心惶惶。有天夜里,教师家属院里有人大喊一声“啊呀”,然后又一片安静。我们这位老师惊醒了,以为地震了,他也没声张,一个人悄悄穿着短裤奔出房间,奔过20米的走廊,一个健步越过阳台栏杆,从三楼跳了下来,咔嚓一声摔断大腿。他瘸了一个学期,看谁都恶狠狠的。

这些事情真是很难形容。我当时是个小孩子,就更加难以说清自己的感受。

后来这位老师不教我们了。但课堂上也好,电视上也好,还是不断有人教育我:个人利益要服从于集体利益。我无法反对这个说法,是啊,谁能说集体的利益就不重要呢?

大家都知道,一旦要举行世界级的大型活动,这个城市里就会有很多奇怪的做法——至少在我看来很奇怪。比如空气质量本来特别坏,大家呼吸著有毒的空气,但谁也没办法。可是一旦举行奥运会,为了保障奥运会期间的空气质量,就不许排污,甚至不许大家装修房子。改善空气质量是好事,但这样改善让人有一种屈辱感。再说,不许装修房子又有什么道理呢?

小时候常听到一句话:“国家的事情,再小也是大事;自己的事情,再大也是小事”。我们呼吸有毒的气体,得癌症也好,得哮喘也好,这都是小事。但是那几天里,熏着外国友人,就是大事。有人说,这是为了国家的形象。我不知道这样说对不对,我只知道,这样让我觉得自己活得很贱。

为什么我活得贱,国家就有了面子了呢?我不明白其中的道理。——也许是我太敏感了吧。

说到这里,我又想起了一件事。前一段时间,连着爆发了好几次幼儿园杀人事件。有些人渣冲到幼儿园里头,砍杀儿童。事情闹得沸沸扬扬,人心惶惶。一位大学老师非常担忧,他担忧的不是儿童没有得到保护,而是“此事传播出去,会影响国际声誉”。这样的想法我很难理解。有些人不是害怕我们死掉,而是害怕我们没有默默无闻地、像狗一样地死掉。好像只要我们默默地死掉,这样国家就有声誉了。

其实,宁肯关起门来吃屎,也不愿出去倒马桶的人家,怎么可能在邻居里头有好声誉呢?

有人说,外国媒体在妖魔化中国。我想这是可能的,许多媒体确实可能在丑化中国。 但另一方面,我们有没有在妖魔化自己呢?我们所杜撰的天堂里,是不是有点太干净,有点太纯洁——干净纯洁到了反而像空虚的地狱呢?

本来北京街上有很多乞丐。开运动会的时候,他们就不见了。我想是怕外国友人看了他们恶心,所以把他们赶走了。当然他们后来又回来了,可我不知道:被赶走的日子里这些乞丐是怎么想的。

也许什么都没想,觉得世间本就该如此吧。

有人说我们丢失了信仰。丢失,意味着以前有过。我不知道50后,60后什么样,但从我个人经验看,我们这一代也许从来就没有过信仰。

我曾相信自己生活在花园里,我曾相信自己将生活在一个更美的花园里。但这不是信仰,我不过是把自己交讬在一个邪灵的手掌里,相信它最好最牛逼最为我考虑。这算是什么信仰呢?这里又有什么道德呢?

我受的教育一直是这样:失火了,我们应该学习赖宁去救火,然后被烧死;暴风雪来了,我们应该学习草原小姐妹去救马,然后被冻死;打仗了,我们应该学习董存瑞去攻碉堡,然后被炸死。我知道,这些人是英雄。我们都该学习。但我不明白:为什么总是有人教育我,应该用生命去做什么,却很少有人教育我,应该为生命而做什么?

我记得,在我小时候,大家的生命是很便宜的,比现在更便宜。

我很小的时候,街头经常会贴出一些告示,宣布某些罪犯如何如何罪大恶极,判处死刑。然后就会有卡车,拉着这些五花大绑的人游街,最后拉去枪毙。说到枪毙,我忍不住要拉杂多说几句。我读到一篇文章,说林昭被处死后,她家里人得到的第一个通知是催缴子弹费。这个很荒诞,写到《第42条军规》里,会被美国人当成作者杜撰的艺术情节。不过我记得在以前,这不是艺术,而是惯例。你自己这么坏,政府在百忙当中要枪毙你,怎么还能让政府自己花钱呢?大家好像没觉得有什么不妥。后来宣布取消子弹费的时候,我记得有人还很感激了一下,觉得政府情愿让罪犯钻空子白死,可见是何等大度。

我们那些小孩子很喜欢看游街,能跟着跑一路,胆子大的据说还看过枪毙人。我胆子不够大,也不知道怎么找到地方,从没见过。但是有小朋友自称看到过,绘声绘色地描述。大人似乎也没怎么禁止。

我们就这么胡乱长大起来了。

有人说当年我们如何充实,如果有信仰,他们也许是这样吧。反正我当年从来没有充实过,从来没有过信仰,我只是跟着游街的车子跑。

他们在车子里,而我在车子外。要说信仰的话,也许这就是信仰吧。

后来终于渐渐地,我们发现身上的邪灵之手,并不像想像中地那么完美,于是很多人有了一种幻灭感。现在大家说这些东西都无聊,只有钱才是最重要的。人一辈子值不值得过,就看有没有挣到足够多的钱。一个人成功不成功,也就看他有没有挣到足够多的钱。

有人说:哎呀你看,我们从理想主义者变成了犬儒主义者。其实,依我看,我们一直是被塑造成犬儒主义者,从来没有所谓的变。要说变,最多变的只是脸谱。

在童年的时候,我们不曾纯真;在青年的时候,我们不曾燃烧;在成年的时候,我们不曾成熟。我们是什么呢?

记得早几年电视上有个广告,上面一个童音在说:“一靠政策二靠天”,后面还说什么我记不得了。这两样东西都是我们控制不了的,我们只能对它们给予最美好的希望与祝福。

那时候经常要写作文,常见的一种作文就是扶老大娘过马路。老大娘颤巍巍地问我:“你叫什么名字?”我就对老大娘行个少先队礼,说“我叫红领巾!”然后就匆匆离去。

多年后,我看到的是这样的新闻:“山西省原副省长薛军逝世。据说死因是不久前在海南公务,饭前独自上街散步,不慎摔倒晕了过去,街上过往行人,无一人上前搀扶。”这样的事情在社会新闻里还有很多,只不过老人是“原副省长”,让人觉得格外有讽刺的味道。

我读了那么多小刚小明做好事的故事,我写了那么多扶老大娘过马路的作文。但在我长大以后,居然没人敢搀扶一个摔倒的老人。我想:现在有多少家长敢教育孩子,见到摔倒的老人要上前搀扶呢?恐怕是很少的吧。

这个世界就是这么奇怪:医院把没有钱的病人赶出去等死;家长不敢鼓励孩子在街头扶起老人;教师在教自己都不信的假课文;播音员在播自己都不信的假新闻。法院认为扶起一个不是自己撞倒的老人“不合常理”,交通队认为免费搭载一个胃疼的陌生人“不合常理”。

有时我忍不住想:如果我纹身,该在胳膊上刻下什么关于信念的句子呢?刻感谢祖国吧,我也没得过什么金牌;刻八荣八耻吧,我胳膊上又没那么多地方。

也许我该刻上之前一句时髦的话:“神马都是浮云”。然后,带着这句恶俗不堪的话,走在冬日阳光灿烂的街头,让阳光打在脸上,假装自己非常洒脱,假装自己从没有过沮丧,从没有过困惑,假装自己像鱼一样,从不哭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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