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2月5日,北京某建筑工地(图片来源: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看中国2021年12月17日讯】大陆的房地产是人们经常讨论的话题,它和民生有关,与经济有关,甚至能影响世界经济,但是海外的媒体其实是不能准确掌握实情的,它们一般只能通过中国共产党方面发布的信息了解情况,而共产党的最大特点之一就是骗,它公布的信息几乎都是造假的,建立在虚假信息上的议论也就没有什么价值。
文昭说在得不到官方准确真实的信息数据的情况下,根据自己的了解和掌握的情况做出判断,反而比较可靠(大意)。我很同意这种观点。我是北京市市民,在中国大陆在北京生活了60年。我在体制内,就是在中国共产党中央直属机关团中央系统的中国青年报工作了34年——1985至2017年。而且中国青年报分给我一套房,它作为开发商建造宿舍楼的时候我又买了一套房。我也了解我一些亲戚的住房情况,他们都是老北京,所以我敢保证我对北京房地产的真实情况是很了解的,这种情况与外界包括海内外华人,华人自媒体,北京人之外的中国人了解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一,1997年住房改革之前在北京市有城市户口,有住房的人,现在几乎都有商品房或者住房。
中国是1997年开始房改的,在此之前如果你是北京市的市民,有住房,有单位,一般来说你现在都住上了商品房。楼房。
那时候北京市市民如果是有正式工作的,单位会分房。中国青年报1996年12月分给我一套两居室。这套房是在朝阳区望京花家地金兴路。是朝阳区武装部(负责征兵和民兵训练的政府部门,也是军事单位)开发的宿舍楼,我们报社的党委书记任照联系,报社买了一栋楼,48套房。
90年代初,中国青年报就瞎折腾,取消了我们群众工作部,我就没事干了。报社让自己找部门接收,这就很麻烦,因为谁也不愿意要人,人多了奖金就少了,每个部门的奖金是固定的,工作可以掺水,人越少越好。我就受尽了磨难,但是我死活不想调走,因为单位分房都是按照本单位的工龄,一旦离开,去了新的单位,分房就没有希望了。我们报的评论员马少华,原来是一家报社的,考上了研究生,就失去了工作也失去了分房资格。毕业后来到我们报社。但是后来又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这样始终也没有分到房子。后来是自己买的房子。所以我硬是忍着屈辱过了好几年,终于得到了一套房的回报。居住面积60平方米,建筑面积近80平方米。
我一个小姨子在丽都饭店的幼儿园当老师,这个饭店是中国与新加坡合资的,对外饭店,好像是四星级。职工待遇比较好,她才20多岁,还是个普通的职工,都分到了一个小两居。塔楼。地点在望京南面,机场路边上。现在看位置也很不错。也是四环路外侧的边上。
妻子的大妹妹是校办工厂的职工,而且那个学校只是西单宏庙小学,丈母娘在那里当老师,所以学校是不可能分给她房子的。再说,这个校办厂1997年之后就承包给外人了,每个月给她几百元,不让她上班了。她丈夫是街道办事处下设的集体企业,针织厂,也很早就下岗了,什么工作都干过,包括出租车司机。他们家是哥儿仨,他父母有一间平房在北京师范大学东面的胡同里,给了他,结婚后住在那里,2000年后,夫妻俩咬牙在东郊,买了一套经济适用房。他们是一个女儿,等于以后也不用着急了。因为一般都是男方负责解决住房。
我二姐夫在北京市公用局煤气研究所工作,也分了一套二居室。三姐夫在北京大学化学系当工人,实验室的,也在学校附近分了一个二居室。大姐夫是北京花丝镶嵌厂工人,大姐也是,夫妻俩1980年代就分了二居室。但是那个二居室是旧的户型,没有门厅,只有过道。
我二舅在银行工作,而且是1949年之前就在银行,那时候肯定是国民党政府的银行。傅作义起义,北京和平解放,他们属于政府,所以算起义人员。90年代中期之前,他在西城区金果胡同住平房,之后银行分房,他搬到了丰台区的蒲黄榆,三居室。不过那时候的楼房面积都比较小。没有电梯。后来他的第四个女儿在附近给她买了一个大三居,一层,有院子,可以种菜,不必爬楼,近似别墅,那套小三居就归了这个女儿,但是那三个姐姐很不满意。
这个女儿叫王欣,在银行工作,因为我二舅比较聪明,我大舅在银行的工作也是他给找的。小女儿的工作自然也尽量找银行的,她男人也是银行的。后来,2015年前后,他们的女儿我二舅的外孙女,大学刚毕业就结婚了,22岁,因为男方的父母也是银行的。这小两口也进了银行,一家子都是银行的,而且公公还是个小干部。王欣的大伯子就是她男人的哥哥了不起,是中信银行国安足球俱乐部也就是北京国安队的负责人,所以就有势力。他弟弟的女儿结婚都很排场,家里很有钱。我二舅那年也快90岁了,跟我吹牛:“我那外孙女家里别说有多少住房,太多了,不用说了,只说每个月交的物业费就很可观。”那个年月银行的工资很高,银行干部掌握着贷款的权力,那时候贷款非常紧俏,各企业都需要贷款,所以银行的人就很有势力,有势力就有钱,就有房。人家也机灵,女儿刚刚大学毕业就结婚,甭问,孩子也少生不了。捷足先登。共产党的天下,许多事情根本没有公平性,就看谁脑子好使,见便宜就赶紧捡。现在不想生孩子的才是傻瓜!
但是我岳母比起他们就傻多了。她家2001年之前一直住私房,文革之前就开始住了,文革中共产党要求房主把房子交给国家,房管局管理。90年代,北京市的私房都要退给房主,但是因为岳母的单位没有房子,就拖着。1998年前后,最后一次分房,单位给了她一套在三环路附近的学院路的楼房,但是她嫌远,不要。她虽然订了报纸,北京日报,但是几乎不看,也不了解这国家已经取消了福利分房,这是最后一次了。我妻子那时候跟我交流也少,因为我被中国青年报打成待岗职工,我们之间的关系也一般,我也没心情经常去岳母家,我根本就不知道这件事。知道的时候木已成舟。2001年前后,她退还了私房,西城区教育局给她18万元,这笔钱当时够交一个首付的。但是老两口也不买房,小女儿又买了一套房,就把丽都饭店分给她的房子借给父母住。他们就更不买了。存着这笔钱,吃利息。小女儿还夸她爸爸:“死攥着这笔钱,比猴还精。”但是共产党滥发钞票,房价飞涨,几年之后,18万元就连一个卫生间也买不起了。
北京人为什么基本上都会有住房呢,主要是商品房呢?这与共产党的政策有关。共产党一方面绝对不尊重人权,特别是不承认私有财产,后来承认了,但是不承认土地的私有权,这是最大的财产。地球只有那么大,中国的版图只会缩小不会扩大,北京这样的大城市、首都,地皮就更加珍贵。另一方面共产党又有点尊重人权,就是保证老百姓的起码待遇,这具体到房地产,就是拆迁补偿。过去北京都是平房,最高的居民楼也就是6层,10层的楼全北京只有一两座。这样的房子容积率很低,开发商拆掉平房,盖起20层的高楼,就可以赚大钱。那时候房子不愁卖,将来肯定赚钱,现在没钱,银行会给贷款,所以政府、开发商对拆迁户是保障补偿的。补偿是三张方式:住房补偿,新楼房、货币补偿;货币加住房补偿。
如果你家现在住房面积多,人口少,就可以多给房子,多给钱;如果人口多,住房面积小,就多给住房,保证每个人有一定的面积,但是就绝对不给钱了,甚至拆迁户自己要再交点钱。
北京城基本上拆掉了80%,除了中南海附近、故宫附近拆得少点,别处基本上拆光了。有的地方甚至拆了两遍!我最近托我在北京的家人买衣服,我让她们到望京北部、五环路外侧边上的欧尚超市和台湾人开的迪卡侬体育商店去购买。这两个超市1997年之前还是麦子地,但是2021年家人就告诉我这两个超市都已经拆了。那就是要盖更高的楼!因为拆迁,老百姓就获得了住房,也可以留在原地,面积少些,甚至要自己添钱。也可以面积大,得到一些拆迁款,那样的话,就要往很远的地方搬。许多人就选择了远方。所以北京市内,原来的老北京人基本上没有了,民俗文化完全被破坏了。最典型的是大栅栏、前门附近的商业区、老住宅区,完全拆除重建,完全变了模样,即是所谓的修旧如旧,也是完全变了样,我曾经去过,想回忆从前的时光,很失望。基本上都是外地人了,卖的商品完全不对了。外地的食品却非要说是北京小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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