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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军:我曾经是傅政华统治下的京城草民(图)

2021-10-10 03:49 作者:郭军 桌面版 正體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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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門 中共(16:9)
(图片来源:Adobe stock)

【看中国2021年10月10日讯】今年十一期间,共产党宣布傅政华因为严重违纪违法被调查。这就是意味着超脱于司法体系的共产党内部的纪检监察人员,已经把傅政华给抓起来了。傅政华2010年至2014年年底担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我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直到60岁离开中国来美国,基本上在北京居住了60年。只有几个月是被毛泽东的红卫兵轰到了河北省涿县西河村老家,当了农民。

傅政华当北京市公安局局长的时候,我很有经历和体会。首先,1999年中国青年报的社长徐祝庆,总编辑李学谦(李克强的小兄弟,令计划的哥们儿,三个人,都是那一届的团中央高层)和处级干部李大同发动了全员解聘全员竞聘,我被从体育记者的岗位上打了下来,成了待岗职工。2000年再上岗之后,算“玩儿”。不算工作,还是拿待岗工资。2005年继续纯粹待岗,2007年我“躺平”在报社大门口抗议讨薪,报社领导无奈只好给我安排到总编室,当校对,工人待遇。所以我从1999年就被报社边缘化了,心态就变了,就是老百姓的心态,而且是底层老百姓的心态。不是党报记者的心态,对共产党的所作所为有了更客观的态度。还因为不能写稿,不能采访,业余时间很多,百无聊赖,就花很多时间看电视,其中经常看的节目就是每天中午,北京电视台的“法制进行时”。开始是女主持人徐韬一个人主持。后来徐韬牛了,就退到了幕后,换了一个年轻的男主持人。这个节目开始是15分钟,后来延长到30分钟。这个节目主要报道北京市公安局干警的消息。其他的政法新闻报道得并不多。所以,我从这个节目里知道了傅政华的许多消息。当然都是吹捧他的。

徐韬弄这个节目,达到了几个目的,一是吹捧傅政华和北京市公安干警,一个是自己捞钱,这节目的广告越来越多,甚至占了三分之一的时间。我也是新闻界的从业人员,知道这种情况下节目负责人肯定会拿到很多钱。我们报社的女记者严桦1985年和我一起进报社,90年代调到了北京电视台,呆了一年觉得不适应,又要求调回报社。她说“北京电视台的编导人员,哪个都够判上十年八年的刑期”。所以,徐韬也会被判上二三十年。因为她是中层干部。后来,徐韬竟然又被提拔成电视台的副总编辑。这其中就可能是傅政华说了话,使了劲儿。共产党为了更狠地镇压人民,大大提高了公安局局长的地位,一般都是兼任本级政府的副职,级别也是一样。所以傅政华就是副市长。北京市是直辖市,市长市委书记是副国级,副市长就是正部级。这样的高官说话,北京电视台领导不敢不听。

徐韬的节目后来我就不爱看了,一个是广告多,一个是光骂老百姓。就是反映警察的事迹也是掐头去尾。比如就从来不播出警察抓捕人的场面。至多播放到跟踪结束,等警长一发出开始动手的命令,后面的画面就没有了,再有画面就是嫌疑人已经被铐上了。可见抓人的时候,警察是非常残忍的。有一次,我骑车经过三环路边上的老的国际展览馆,亲眼看到了便衣警察抓人。一秒钟人就被打倒了,绝对是迅雷不及掩耳。那力度绝对跟原子弹的冲击波类似。如果不是年轻人,这一扑倒,就没了性命。再看到时已经把人摁在地上上铐子了。随即就给塞进了车。因为人是被迅速扑倒的,力量很大,所以被抓的人鞋都掉了。抓人的时候,警察还恶狠狠地大叫,不让围观。根本不可能有人像美国人给肖文录视频那样从容拍照。那个时期,中国人有手机的很少,也很落后,几乎都没有拍照的功能,更不要说拍视频了。很快车就开走了,也不是警车,大概为了跟踪,故意不使用警车。车走后,马路中央还剩下一只鞋。警察就这样让被抓的人光着脚去了拘留所。我还见过80年代北京警察抓人。没有铐子,那时候警察抓一般的嫌疑人也没有车,自己只是骑了自行车。那就让被抓的人解下腰带,双手提着裤子在前面跑,很狼狈,警察在后边骑车押着。

2010年傅政华高调清查淫秽场所“天上人间”的事件我印象很深。就发生在我身边。我先后在中国青年报总编室上班,中间阶段在《青年体育报》上班,该报有三年是在北二环东南角,二环路外侧的建达大厦14层。一般都是夜班,白班少。万恶的中国青年报把我整得几乎是一贫如洗,买不起车,一直骑自行车上夜班,白班更是如此。报社在东二环里面的海运仓胡同,我住在望京地区,10公里之外,四五环之间,望京在北京城东北方向。“天上人间”在是三环路内侧的中旅大厦里面,三元桥边上。京城的东北方向。我每天骑车都会路过中旅大厦。老百姓都知道这里有很多高级妓女,年轻漂亮,学历高,一夜风流要花费几千元甚至上万元。来这里玩儿的人主要是各地的高官和做大买卖的商人,也有军官。或者是有军方背景的人。那年头共产党在江泽民胡锦涛的领导下,腐败和奢侈达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街上的军牌车特别多,有钱人可以买军牌。它们横冲直闯,车速特别快,都是进口的高档车和跑车。老百姓看见赶紧躲开,轧死白轧。90年代中期,我们群工部解散,我到了体育部,流氓领导毕熙东拿我和王长安都当二流公民,逼着我们两个岁数最大的兵轮流上夜班,我一直到2017年退休,骑车上班都要路过三元桥。不过后来慢慢有了点儿钱,买了车,夜班就会开车去了。

现在的记者也都是小粉红,即使傅政华落马,写的报道也都是关于他早年如何立功受奖的,包括他在北京市当局长期间扫黄打黑,拿掉“天上人间”。其实,北京市的治安历来很差,从1985年开始,那一年我当了记者,更注意观察生活,更喜欢思考和分析。

北京那个时候的治安差,体现在几个方面:

第一,偷盗猖獗。我丢过好几辆自行车,以至于都有了强迫症,老是不放心自己,锁完车要反复检查好几次。1999年下岗后,一天晚上,我在金兴路的宿舍楼下面又检查车锁,同门301室住的是党员、摄影部主任贺延光,著名摄影家,他大声呵斥我:“干什么呢?”他担心我下岗了没有了收入,就会偷盗,他则风生水起,开上了紫色的捷达牌轿车,二婚老婆,是比他小十几岁的中央电视台的编导人员。万恶的中国青年报就让我受过这样的很多侮辱。

有一次我在东南方向,离家30里地的地方教英语,自行车也丢了,只好给家里打电话,询问怎么样坐公共汽车,才回到了家。我平时不坐公共汽车,不知道怎么坐。好在北京的公共汽车十来分钟就有一趟,要是像美国,一个小时一班车,我就惨了。

在京城东四环边上,几个城中村都是住着偷自行车买卖的人。他们都是外地农民。一家子一家子地住在那里,都靠这个为生。农民不都是韭菜,在党的教育下,经常可以成为镰刀!

更厉害的是偷盗汽车。那时候中国的车还没有今天那样发达的防盗技术,很好偷。围绕北京市的河北省农民形成了偷车带。很多人都是靠这个发家致富。姑娘嫁人,先问介绍人男方会不会偷汽车:会偷,就嫁过去;不会,就拉倒。因为会偷车家里就不穷。日子就好过。警察很少抓。以至于猖狂成了这样!

还有就是入室盗窃。2006年开始,我们望京湖光中街2号院家属宿舍楼连续出现过好多次盗窃案。特别是2号楼,南面是建筑工地,晚上没有人,小偷可以放心大胆地爬楼。从窗户进去。因为那个楼很漂亮,飘窗,厨房外的阳台也没有护栏,很容易就进屋了。都没有破案,警察都懒得管。我们家在1号楼,阳台是朝着院子,但是有一次小偷也进了屋,偷走了她们娘俩坤包里的钱。因为坤包放在客厅里,客厅没人。女儿养的狗看见贼也不叫。

爬楼盗窃的都是南方人,来自山区,精瘦,攀爬能力特别强。警察很少破案。徐韬对此视而不见。

农贸市场的小偷也特别多。一般是三四个人作案。带着铁质的大长镊子,伸到对方的口袋里偷。同伙站在你身边挡住视线。如果你发现了,他们会掩护,甚至威胁。我们夫妻一次去买菜,我丢了几十元钱。我都是下岗职工了,此后就不使用钱包了,就是直接装在兜里。那样也丢了。这次被偷盗,我心里也很难过。中国青年报让我当了穷人,还被偷了,真是雪上加霜。在其他老百姓的帮助下我们抓住了掩护撤退的同伙,一个小个子男人。报了警,一会儿警察带着两个保安来了。摁着小偷不让他站直了,就这样猫着腰走了。我们随后骑车去了花家地派出所做笔录。保安一到里面就脱了衣服,对小偷大打出手。那个样子特别恐怖,动作很大,就像做广播体操。当然动作很快,力度很大,打得小偷鬼哭狼嚎。

第二是打架斗殴成风。人们动不动就打人。只要对方人少,年纪大,没钱没势的样子就打。特别是开车的人,特别牛,后备箱都带着棒球棍一类的家伙,随时准备打人。谁挡了道,就骂,如果对骂,他们就下车打人。2003年,体育馆路附近,国家体委宿舍楼那边,50年代的老的国家足球队守门员徐福生挡了一个司机的道,就被打死了。我们处长毕熙东受贿得了私家车,他老婆李荣华开车,他老喝酒不能学开车,他就是经常在车上骂老百姓:“别挡道,找死哪!”他在报社都至少打过两次人,包括恶棍马年华,马年华后来逼死了王长安,后来当了副总编辑。前两天我还在网上看到他以副总编辑身份主持会议的新闻。我对他逼死人的揭发,团中央根本不管。可能觉得逼死的人太少。20年代,共产国际给中共的指示就说:中国资源有限,应该再减少一亿人,省出资源支援苏联!现在中国共产党不是也把好几百万平方公里的国土给了俄罗斯吗?毕熙东连马年华这样的人都敢打,何况马路上挡道的行人?

有一次,我开车加油,和一个年轻人骂了起来,原因是对方逆行加塞。那个小伙子带着女友,要逞威风,上来就打我,我虽然年龄大,但是个子高,力气大,很快就占了上风,他只好打电话叫老大来帮忙。这个过程没有警察出现。经常是这样,警察是不会出来保护老百姓的。出了纠纷,经常就看谁能打。中国警察是不巡逻的,与美国完全不一样。

第三个是卖淫嫖娼很厉害。中国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农民都进了城,流动人口特别多,几个亿!但是不允许带家属。不允许出现贫民窟。租房子接家属来没钱,一般就是男人自己出门。没有发泄性的渠道,自然要找妓女。孔子说:“食色,性也。”就是说吃饭和性生活是人的基本需要。但是中国共产党奉行的是马克思主义,不管孔子说什么。现在却在全世界推广孔子学院,这不是很可笑吗?你自己都不实行孔孟之道啊!文化首先是信仰,不是教几个汉字就行了。

中国男人对性的需求非常巨大。而且,1980年中国就开始计划生育了,导致女孩子女人越来越少,男人结婚越来越难,没有人性交,那就只能找小姐。这种需求是万恶的中国共产党创造出来的,他却不管了。就像计划生育,那时候说“爸妈只生一个好”,现在是“养老靠自己”,不要指望国家。多么混蛋的国家。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

北京城1980年以后迅速扩张。那一年我来到城里工作,为了晚上能去北京师范大学上夜大学。那时候二环路刚修完,还没有什么车和人。三环路之外全是麦田。现在三环四环五环六环全修建完了,而且都是车。全北京现在有将近1000万辆车,包括外地牌照的。这个城市化的过程中,村子先是成了外地人的天下,北京农民靠租房子为生。租户很多是年轻女性,卖淫。这是来钱最快的方式。她们都想到了自己不年轻后的生活——要买房子,办企业,不可能老打工,出卖劳动力。那时候各种洗脚屋、洗头房、按摩的门脸房都出现了,其实主要是卖淫。大量的单身打工者和本地的光棍靠她们得到点儿温暖。

警察最喜欢抓嫖娼了。因为抓到嫖客就让他们交罚款,一般是几千元。警察最爱钱。直接收钱。不像美国,警察只管开罚单,交钱必须是寄支票,还是给公家。那多没有意思。

这些情况在傅政华当局长期间没有丝毫的改变,更没有任何进步。他扫黄主要是为了自己升官发财。对老百姓的真正需要却是视而不见。而且是借着这个机会大肆捞钱。

中国警察捞钱的方式很多,比阿富汗的警察有创意。

第一是交通罚款。第二是抓嫖客。第三是买卖户籍。许多有钱人都有几个户籍。我去河南永城,接待我的哥俩,哥哥就是两个老婆。他原来是外科医生,在当地很有名,俗称“某一刀”。后来他当了房地产开发商。两个护士同时爱上了他,就都和她们结了婚。弄了两个身份证。就把这事儿办了。北京的警察稍微胆子小点儿,但是也差不多。所以现在中国的14亿人口,完全是一个骗局,谁也搞不清楚。第四是开办司机学校。中国叫“驾校”。交警部门和办驾校的人勾结在一起挣大钱。如果办驾校的人不勾结交警部门,他的学员就拿不到驾照。交警部门拿够了钱,不考试也照样给驾照。所以中国的交通事故是全世界最多的。特别是女司机,很多是花钱买的驾照,上路就是杀手。

这些傅政华管过吗?完全没有。

那个年头,许多有钱人的孩子买了高级轿车,跑车,没事儿就在马路上飙车。比如二环路,十分拥挤,但是他们就喜欢在这条路上赛车;就是自己开,也要在一定时间内绕完一圈。最快的男孩子因此获得了二环什么什么的称号。所以令计划的儿子最后就因为这个死了。因为军队腐败很厉害,军牌车很多,横行霸道,但是警察不敢管。也不能管,因为共产党规定:军队犯法,由宪兵管理,地方上无权管理。傅政华乐得不找这个麻烦。

还有一个对老百姓伤害很大事情就是诈骗。公开地诈骗。银行门口都站着很多年轻的姑娘、小伙子,大爷大妈进银行之前先经过他们。他们花言巧语骗老人们买他们的理财产品。把多少万的养老钱交到他们手上,给你几个月的利息,之后就消失了。其他的钱就都没了。许多老人想不开,就自杀了。找警察,他们不管,说这是经济纠纷,你们去法院起诉。但是人跑了,没有办公地点,法院也不会受理啊。就算受理了,钱也要不回来。这些事情傅政华是不管的。

中国的派出所,门口都挂着8个大字,就是他们的作风。前两个字是“忠诚”,后两个字是“为民”。中间好像是谦虚、廉洁。中国警察叫“民警”,其实他们只负责忠诚,就是对党忠诚,誓死保卫党中央一把手。最典型的就是雷洋案,弄死了雷洋,习近平想处理凶手,傅政华都打着“你处理了干警,我们就没办法保卫你了”。习近平只好作罢。现在知道了,这几千名干警联名上书原来是傅政华发动和策划的。

所以,那几年我作为北京市的一个草民,没有得到公安局局长傅政华的任何实惠。小粉红对他的吹捧完全与老百姓的福祉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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