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家的乡村女人们(图)

越来越多的农村女性外出打工（图片来源：STR/AFP via Getty Images）

【看中国2021年10月8日讯】女性如今是许多乡村家庭的经济顶梁柱。她们远赴城市，填平家中负债，赚钱帮补家中生计。相比于只能提供体力劳动的丈夫，她们更受城市的欢迎，这一变化，提升着她们在乡村家庭里的地位和话事权。

1、成为顶梁柱

只要收到工资，周文芳就会立刻转走大部分钱。

周文芳不喜欢欠别人的感觉。每月1号是46岁的周文芳开工资的日子。她收了条短信，显示7千元工资进账，第一时间拨了5千元出去还债。小儿子结婚时筹彩礼钱，还欠20余万元借款待还，目前周文芳每月从工资里拨出的5千元是所有还款的来源。每月债务消失一部分的这个感觉，她一刻也不想等。

今年是周文芳从山西老家来到北京的第8个年头。眼下，她在一户雇主家做育儿嫂，每天从清晨6点半开始工作，晚上9点多结束，大部分工作围绕着雇主家刚出生70多天的二孩和上幼儿园的大宝：带娃看管、准备吃食、接送上课，等等。今年雇主家多了个新生儿，每天的工作因而变得更加紧张琐碎。但也因为新生儿降临这个家，周文芳的工资从每个月六千五百元涨到了七千元。

周文芳的丈夫原本在内蒙古干工程队。前两年，周文芳在山西老家的婆婆年纪大了，身体有些病痛，她的丈夫就辞去内蒙古工程队的活儿，回到山西老家照料老母亲。现在，男人在家附近找了一份大车司机的工作，每个月的活计不稳定，时而出去跑，时而在家里等待。当初办下这辆车的车贷有60余万，周文芳男人和一个同乡老汉一起养一辆车，车贷摊在两人身上，每人每月一万块。因此，周文芳的丈夫挣了钱优先还了贷款，每月其实攒不下什么钱，只够自己周转。

最近几个月，疫情紧张，许多线路都不能跑了，丈夫只得留在家里等活儿。以前他在外面漂习惯了，如今在家里等待，周文芳觉得他变得：“看这个不顺眼，看那个也不顺眼。”她把丈夫的焦虑看在眼里，但也想不出太好的办法帮丈夫纾解：“形势不好也没办法。”

周文芳每个月7千元的固定收入稳住了这个家——有了这笔钱才能保障“还款进度条”稳定推进。再扣去生活费，余下的钱就看情况补贴给老家的公婆、子女和丈夫。妻子离家，留守家中的丈夫也担起了家里的家务。“他以前连厨房是什么样都没见过，”周文芳打趣道，“后来我来了北京他回了老家，一个人的时候没办法就也慢慢学会做菜了。”有一次，周文芳的婆婆外出去看亲戚，家里没有人做饭了。看着不会做饭的小儿子和有身孕的儿媳，周文芳的丈夫只能自己下厨给家人准备食物。

在周文芳的山西老家，从前男人外出打工，女人留在老家照料。现在，与她同龄的女人大多来到城市务工，收入成为家中主要经济来源。与此同时，另一种“巧合”是，男人中许多人的在外漂泊到了四十五岁上下时，会选择回到家乡：照顾老人、家事、子女和田地。

桑柳中秋节没有回家，和几个伙伴一起去爬了香山。北京今年的秋天多雨，天凉得更早一点。前几天刚下过雨，山路松软不好落脚，但登高后的清澈空气让桑柳感到十分自由。

桑柳是贵州遵义人，家乡多山，自己也喜欢到各处的山林里感受自然，丈夫许七是重庆人，嫁过去之后，桑秋跟着丈夫把他家周边的山都登了一遍。2012年，她和丈夫一起来到北京务工，而现在丈夫回到了重庆，在一家房地产公司做保安，自己则在北京一家医院的饭堂工作。

准备返程的时候已经傍晚四五点钟，许七打过来一个电话，知道她和朋友在香山后，便嘱咐桑柳“中秋节了，和姐妹一起吃顿好的饭菜”，桑柳应了声之后就挂断了电话。自从夫妻二人分隔两地，桑柳觉得丈夫对自己的“嘱咐”变得更频繁了：“北京要降温啦，你得注意添衣”“最近哪里哪里又有疫情了，出入都记得戴口罩”，等等。

但桑柳仍然对丈夫的工作选择感到有些无奈，“他在家乡的那个工作已经好长一段时间没有开过工资了”，现在则是她承担起补贴家乡老人和自己儿子日常花销的任务。

在城市中挣到的钱会迅速被女人们安排上其他用途：儿子的首付、结婚的彩礼、女儿的嫁妆、老人们的医药费、老家的债务、日常的贴补等等，鲜少有花费在自己身上的开支。

“我能花什么钱，每个月4天休息，就车费、饭钱，一个月也没几百”，周文芳身量不高，穿戴整洁，说到工作与挣钱时的神采像一块计算精密、打磨完美的轴承，在机器的运作中，不断承接住上下左右的相互作用力，流畅的、飞速地旋转，关键又稳妥地完成一次又一次家庭作业，却还不到停下来检修的时刻。

2、出走

光景回到2004年，黄土高原黄土依旧。

周文芳一家生活的村庄里，年轻男人们大都外出打工，女人们则留在村里料理家事。当时她丈夫到内蒙古的建筑队工作，开铲车，跟工程，每个月能挣两千多元。周文芳留在家照顾一双年幼的儿女，也养一些鸡、兔，种一些菜补贴家用。

周文芳记得那是一段忙碌的日子：早上五点半起来喂鸡，然后给孩子们做饭，然后到田里干活。中午十一点回家，喂鸡、收鸡蛋，午饭过后带着两个孩子到田地里干活，傍晚回来继续给孩子们做饭然后哄他们睡觉。

就这样过了几年之后，孩子们临近小学毕业，周文芳和丈夫准备在老家盖座新房，前前后后总共需要将近二十万元。她算了算手头的积蓄，卖鸡攒下了六万多，地里的收成也攒下了六万多，就向别人借了八九万元借款。

可是光靠丈夫一个人还钱要还到什么时候呢？周文芳想：“我不想欠别人的钱。”为此着急得不行。

农乡男性进城务工的工作选择并不算多，或是像周文芳丈夫在建筑工程队里做工，或者来到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多从事快递员、外卖员等高体力劳动的工作。外出务工的男人们步入四十五岁之后，工作空间会逐年被年龄增长压缩。继续留在城市的男人一般会从高体力付出、高回报的岗位上退下来，从事保安、后厨洗碗工等类型的工作。

相较而言，城市留给女性劳动者的空间则是另一番景象。根据《2018年中国家政服务行业发展报告》内容显示，受二孩政策、人口老龄化等因素的影响，一线城市中对于家政服务等“女性”特质明显的工作需求量持续增长，收入也更可观一些。

周文芳那时候有几个同乡的姊妹外出到城市打工，其中一个来到了北京做家政工，每个月就能拿到三千元左右，这着实比起在田里更有“赚头”，只要省吃俭用，加上丈夫在工程队的收入，一家人很快就能把借款还清，周文芳心动了。

于是她决定也要出来，到北京务工。她不放心两个孩子，考虑到他们都上了初中，能理解母亲所做的决定，最后周文芳咬了咬牙出来了。虽然孩子们理解母亲的决定，感情上仍然不舍得与母亲分开，他们和母亲说，每次分开都数着日子盼着她回来。

“最开始的时候我就也和小孩似的，到了买票要离开的时候就开始数日子‘还有多少天可以回来’，心里就不是滋味，舍不得，”周文芳回忆，“但就这样生活，你就没办法。”2013年的九月初，孩子们刚刚开学，周文芳坐了一夜火车来到了北京。

桑柳独自赴北京务工，也是为了全家生计。第一次到北京务工，桑柳和丈夫许七结伴而行。许七比桑柳年长八岁，在一个工地建筑队做木匠，每年的薪酬占家庭收入的大头；桑柳则在一家医院的洗衣房工作，每个月三千元工资，正好足够夫妻俩和老家的琐碎开销，这样也慢慢攒下了一笔钱在遵义买了房子。

一直到儿子读高中那年，夫妇俩决定回到老家。一是为了照顾孩子高考前关键三年，二是丈夫许七的父母年过八旬，身为人子，许七觉得自己应当回到父母身边照顾。于是2017年，他们从北京回到了老家重庆。

从北京回到老家，桑柳很难适应。她在儿子学校附近找了一家超市工作，月收入从月薪3000元降到月薪1800元，假期也从每月4天降至每月两天。许七在老家一家药店找了工作，但入职体检时检查出慢性病，无法入职，也不能再像以前一样做重体力劳动。最后，他在侄女帮助下，在老家一个房地产公司找了份保安的工作。

直到现在，桑柳提起丈夫的工作时依旧能捕捉到一丝赌气的情绪。她起初觉得丈夫的这个病症只要好好注意身体指标，也并不会影响他去找一份工资再稍微高点的工作，不理解他为什么就情愿留在那里呢？

上有老人，下有孩子，每月家庭花销比之前只增不减，每个月1800元的工资显然不足够桑柳开支。于是在收到北京工友发来的招聘消息之后，桑柳在2018年的春天又回到了北京。

坐上返程火车的那天是农历四月初一，南风吹过，天气逐渐暖和起来。那天是她的生日，她也是在上了火车之后，收到了家乡姐姐的问候信息才反应过来。

从重庆到北京那班火车要开18个小时，桑柳在火车上过了37岁的生日。没什么可庆祝的，就吃了一碗方便面。

桑柳成了一家老小的稳定经济源，每个月工资涨到了五千左右，除了缴保险的钱之外，还要预备出补贴给老人和孩子的生活费。下学期开学之后，孩子大学的学费也是由桑柳缴纳的，他的专业是科技金融，今年放假回来该买电脑了，桑柳开始着手把这笔钱给孩子准备出来。

“去年我婆婆借机暗示我‘许七现在生活费都没有了，是问他哥哥借的’，然后我就说’该给您老人和孩子的钱我都会给，但他我不想管，让他自己想办法吧。”

3、角色变换

在桑柳和许七的家中，发生了一种角色变化。妻子担起养家的责任，而丈夫许七则负责守家。

桑柳觉得丈夫是个贴心的人。以前，这种贴心是在外面扛事儿。第一次一起到北京打拼，许七有一次晚上骑电动车回家不小心撞到了树上，怕桑柳知道了担心，就瞒着没有告诉。后来房东看到了那车撞得厉害问起来，许七才说了实情。丈夫个性老实沉默待人熨贴，这让桑柳感到安心。

现在丈夫回到老家，自己则留在北京，虽然不比从前两个人相互扶持，但桑柳也想通了：“虽然他那个工作工资不稳定，但好歹保险都给交着，每个月还有4天假期可以回家照顾照顾公婆，我也就不想是不是要让他换个工作这回事儿了，保重身体最重要。”

今年5月20日，桑柳收到了许七的“520”元转账。她知道丈夫的经济情况，心里生了疑惑：“怎么有余钱来应年轻人的节日呢？”问过后才知道，是儿子给许七发了520元，让父亲把钱转给母亲，他对父亲说：“你都不给妈花点钱，把这个转发给妈妈。”之后，桑柳收到了儿子的另一份转账。

“那时候他打暑假工还不满一个月，只拿了不到1800元工资，就把1000多块花在了我们身上。”桑柳说。今年5月，桑柳的儿子小许来到北京做暑期工。原本计划和其他同学一起去别的城市，但桑柳在北京，想让孩子过来身边，儿子接受了母亲的建议。

桑柳说，儿子从小就很懂事，虽然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就和他们分开，由爷爷奶奶照料，但他们每周都会通电话，好在小许没有和其他年纪相仿的叛逆少年一样肆无忌惮发泄青春，也从不会和爸爸妈妈表达过多让他们担心的情绪，只是偶尔会在电话那头问桑柳：“你们什么时候回来。”

以前在孩子眼里，父亲的形象总是严肃的、有力的。但凡事没有“永久”一说。后来许七回到了重庆老家，小许长到了懂事的年纪，大概也察觉到了父亲经济情况的变化，并决心为此做些什么。8月底，做暑期工的最后一个月，他因为新学期开学的事情提前离职，没有做满一个整月，拿到了1900元工资。他把这其中的1400元都贴补给了爸爸，只剩下了500元去买自己计划买的东西。桑柳为此有些吃味，心里却也十分动容：“儿子是个孝顺的孩子，是知道谁更需要这笔钱的。”

回到家后，丈夫的体贴换了一种方式。周文芳的丈夫刚回到老家时，准备考大车驾驶证，学费、考试费七七八八加起来要1万多块，也是周文芳出了这笔钱。后面在考试中，丈夫一次性拿到了驾照，他对周文芳说：“你看，一次就过了，我也能对得起你。”跑运输每月的收入也不稳定，老家里里外外都是由周文芳出钱打理的，丈夫也明白，他和周文芳说：“这几年辛苦你了。”但周文芳私下觉得，一对夫妻间，怎么谈得清楚谁辛苦谁不辛苦呢。

留在城市，桑柳基本上每个周六都能收到丈夫许七发来的消息，有的时候提醒她天气，有的时候提醒她注意疫情，有时候只是单纯想告诉妻子自己在做什么。桑柳觉得时间这样慢慢过，两个人都过成了亲情。自己留在北京工作，许七也比以前要更在乎自己了，他在手机上看到什么有趣的会分享过来，而桑柳也会偶尔分享，比如说晚上散步时看到的某一轮又圆又好的月亮。

在城市中生活，比起日常琐碎的工作，周文芳觉得每个月4天休息的时候更累，心里累，因为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早些年的时候，周文芳会和老乡到附近的公园坐一坐，两个人就在那凳子上坐一天，聊一会儿，眯一会儿，再看看公园里的其他人，一天也就过去了。后来知道了在北京也有一些公益的社工中心，这才有了休息日的合理去处。

桑柳以前确实也会觉得孤独，但孤独有孤独的好处：“偶尔不需要在意别人的想法，也挺舒服的。”休息的时候，她吃碗羊肉泡馍或是一碗米线，然后坐上门口的任意一辆公交车。不看站点，只记方向，到终点站之后再乘其他的公交车回到住的地方。“我不会在别的地方下车，我就要看到终点站。”这是属于她的城市冒险。

桑柳和丈夫关系的变化，也发生在越来越多外出务工家庭。女人们留在城市做工，为老家输送更可观的报酬，成为着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

母亲们外出务工，对于孩子们来讲是一种成长缺位。为了弥补这种遗憾，她们只能在城市里更加努力地挣钱，用丰厚的存款为子女们的未来做好铺垫，她们的丈夫却需要回到家乡，主持家中事务。

4、挣钱的家

驻留城市的时间实在是太长了，所以有时候周文芳觉得北京变成了她“挣钱的家”。家乡反而变成了“旅店”。每年，她们一般只有国庆和过年那几天才能短暂回到家乡，等雇主们上班了就要回来继续工作。“在这里挣钱，但是只能挣不能花，”周文芳说，“在这里也花不动，我们挣到的钱（在这里消费）感觉还是太少了。”

她们挣到的钱，被妥善地分派了不同的任务。一定有一部分钱会被存起来养老：“指望小孩子，他们那时候都要顾自己的儿女了。自己还是要挣自己的养老钱，最起码手上要有几万块才行。”但留给自己养老的钱总是被排在种种事项中的最后一项。

一般情况下，来京的女工们都会在周六休息。这周六，位于望京社区的鸿雁社工中心活动室，四五位女工们正互相刮痧、闲聊着。

话题可能是关于丈夫的、关于儿女的、关于上户下户的、关于攒钱还钱的。她们中年纪大一些的有五十多岁，年纪稍小一点的也四十多岁。聊到攒钱这回事，房间的气氛开始热闹起来。

“你说现在，我们除了攒自己养老的钱，还要给孙子攒钱。”

“还得给父母，上有老下有小，没有钱可不行。”另一个女工补充道。

“（我们）不管谁合适呢？”

“我今年给爸妈都八千了，给孙子也好几千了。”

“我这，今年已经给老家一万了。”

“要是现在说不打工就不打工了，家里人都等着呢。”

“你只有自己有大把大把的钱，才能去市场，买一百多的东西说买就买。”

她们彼此家乡的境况相似。在老家，四十岁以上的女人能出来打工的基本都开始到城市打工，“种地多难挣钱，我们那年头准备来年的种子都要靠赊的，哪能和出来打工比呢。”

横向对比看，如果说五十岁的男人和女人都留在城市打工，同样是一个月，女性做家政的工作能挣五千以上，男性大多做保安之类的工作，到手三四千块钱，加上食宿开销，实在是留不下钱，还不如早点回到老家照顾家事。

而当男人回到老家，女人外出务工时，对于他们来讲“做饭”自然成了一门必修的手艺。一位阿姨回忆自己丈夫的口粮之路：“从一开始啥都不会，到现在他这做饭也算是学会了。早先的时候他就只知道买面条啊、买馒头呀，全是买的，可是又不好吃，慢慢地自己就会下厨房了。”

她们说着笑着，仿佛刚才讲的苦累一下子被明亮的笑声打散，过去就过去了。

手中的黑色刮痧板在平缓的背脊来回刮动，一道道暗红色的痕迹开始透过皮肤显露出来，阿姨们说这都是平时埋头干活、冷热交替留在体内的淤滞，定期多刮一刮，身体就会变得更好。

那天周文芳由于雇主突然有事无法照顾小孩，便只得留在家中工作，不能在周六同认识的姐妹一起来到社工中心。晚上八点多，她终于得空下小区走走，和我聊聊。

北京的秋夜十分凉爽，前几天刚下过雨，街边有不少人在散步。前些天丈夫同她讲，山西老家的一位嫂子今年五十多岁，孙子被儿媳接到城里上幼儿园了，就打算过段时间料理完地里的玉米，也过来北京打工：“不种地了，她忙完秋收，就也打算过来了。”

她说最近形势好一点，丈夫又开始出去跑运输了。我问她有没有想过要什么时候回到家乡，她却觉得自己还是需要出来挣钱，因为后面用钱的事情很多很多。

“再过几年，或者我也想着北京什么时候不需要我了，我就回去。”地上铺了一层泛黄的落叶，她走得很慢很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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