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安法后再立23条 港府用意何在？(图)
2003年7月1日，50万香港人上街反对23条。（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看中国2021年9月28日讯】2003年，50万香港人上街反对港府对《基本法》23条进行立法，成为香港主权移交后首次最大规模的游行。事后，时任保安局局长叶刘淑仪辞职，特首董建华也在2005年以脚痛为由落台。23条在香港声名狼藉，之后的历任政府，从曾荫权、梁振英到林郑都仅强调为23条立法是特区的宪制责任，但从未认真推行。不过随着国安法的实施，民主派人士和抗争者被送入监狱，公民社会组织一一解散，香港社会已经面目皆非，这时候，现任政府又重提23条。
去年7月1日实施的港版国安法包括主要四大罪：分裂国家罪、颠覆国家政权罪、恐怖活动罪、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除此之外，国安法还有长臂域外管辖权，效力遍及全球，可谓“无远弗届”。
其四大罪名的定义也是极其含糊。可以说，一旦当局认定某人有罪，那么他/她一定被扣上这四大罪名、被送入监狱。比如国安法首案被告唐英杰，在去年七一当日驾驶插有“光复香港 时代革命”旗帜的电自行车闯入警方防线，撞到冲出马路拦截的警员，唐本人亦跌倒在地。
唐英杰的电自行车上插有“光复香港 时代革命”旗帜，故被控“煽动他人分裂国家罪”，而撞到警员则被指控为“恐怖活动罪”。本是一宗交通意外、危险驾驶的案件，在国安法的构陷下，最终唐英杰被判有期徒刑9年。
另外，香港言语治疗师总工会出版的三本《羊村》儿童绘本，亦被控涉嫌串谋发怖煽动刊物罪，五名核心成员被捕，拘押至今。总之，香港人做出任何当局不喜欢的事情，都可以被冠以国安法罪名。至于上法庭，不过是走一个过场，毫无公义可言。
国安法已经令香港面目全非、支离破碎，那么港府急于推出的《基本法》23条，又有什么用意呢？
早年欲订立的23条包含七宗罪，和港版国安法的四宗罪有2项交集，包括颠覆国家政权、分裂国家。而国安法所包括的针对恐怖活动，23条内容没有覆盖，而23条针对的叛国、煽动叛乱和窃取国家机密，则是国安法所没有涵盖的。
日前，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接受专访时称，当局正研究为《基本法》23条立法，认为法例要有效应对过去两年香港社会的情况，特别是“间谍行为”。不过他宣称的“国家级组织”的“间谍行为”，都是反送中期间市民自发的行动，包括有人送头盔等防护面具予抗争青年，或者市民在港铁售票机上摆放大量免费单程车票，目的也是留给参与抗争的年青人，为他们回家提供方便。
如果上述是“间谍行为”，那么邓炳强所言的23条应该改名为“构陷法”，其目的不过是构陷更多香港人，以莫须有的罪名将无辜市民治罪。足见23条并非保护所谓国家安全，对付恐怖分子，而是将以国安法无法治罪的行为纳入23条的管辖范围，实在是荒谬至极。
有熟悉香港法律的人士向笔者表示，以国安法名义，不能将支持反送中运动市民的“普通行为”治罪，就如邓炳强所指的赠送防护面具给抗争者，该行为不涉及直接分裂国家，如果23条立法，该行为则属于煽动叛乱。
他认为，以国安法罪名构陷一些简单的市民的个人行为，对于政府和法庭来说有难度，因此以23条直接定罪，较为容易，有机会列入“简易秩序治罪”范畴。
他表示，国安法治罪程序复杂，要指定法官审理，若23条本地立法后，任何法官都可以“依法审理”，“甚至一号庭法官都可以直接定罪”。而23条的涵盖范围更广，更容易治罪，比如根据国安法，简单和外国建立联系不算“勾结外国势力”，而根据23条，任何政治性组织或团体，与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有联系，即属犯法。
可见，国安法是北京用来针对香港民主派核心人士和团体的，不过劳师动众，针对普通市民，会产生“大炮打蚊子”的效果；当这些核心民主派人士一一被囚，公民社会组织解散后，香港政府首要针对的目标，就变成普通市民，而23条本地立法后，就令当局执行起来更加“得心应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