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建利指出，习近平加强监管民营经济，其实是各种选择权衡之下的决定，权衡标准就是要保证中共的执政安全。
（图片来源：美国之音视频截图）
【看中国2021年9月23日讯】习近平正式宣布共同富裕理念的一个月之后，中国国家发改委披露，将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制定促进共同富裕行动纲要，推动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中国官媒和海外亲中媒体表示，中国将进入一个以实现共同富裕为中心的新时代。
但中国国内外众多舆论都对共同富裕报以怀疑目光，许多观察人士从最近国家加强监管民营经济，私企大佬七零八落的的现实中，看到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没落，监管经济的兴起以及向计划经济回归的试水。
中共将如何制定促进共同富裕的“制度性安排”?中国将通过经济税收机制还是非经济强制手段走向共同富裕？民营经济在“回归社会主义本质”的过程中还有多大的发展空间?
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利表示，从历史角度来看，中共不会实现共同富裕。他说，中共有普遍贫穷的历史，有贫富不均的历史，唯独没有共同富裕的历史。
杨建利说：“共同富裕是人类的美好目标，可以说历代的执政者、各国执政者都在这方面做过尝试，能够有法宝解决它的很少，甚至都没有人有一个非常好的法宝，更别说中共了。中共有一个特别的历史，中共有全面剥夺私有财产、制造全面贫穷的历史；也有化公为私、权钱交易、把中国制造成全世界贫富悬殊最严重的国家之一的历史，唯独没有共同富裕的历史。所以他说的很多东西是不可信的，怎么能让人可信呢？就看你有没有制度安排，还是因为习近平的执政安全、执政的合法性而一拍脑袋，来个新东西，搞政治运动式的‘共同富裕’？如果没有制度性安排的话，那么可能只会是虎头蛇尾，一个烂尾工程。制度性安排，这次提到了三次分配，第三次分配是个不伦不类的概念。第一次分配大家都知道是纯粹的市场规则，市场规则是效益规则，谁做得好谁得得多，谁聪明谁得得多，谁努力谁得得多。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的角色就介入了，就是第二次分配，就说我要基于公平、公正的原则去照顾些穷人，有些公共设施要创造。第三次分配不是一种分配，是靠一种自愿、良心地对社会地回归、回馈，它不是一种分配方式。政府把它当作一种分配，这就有问题了，就是强迫性的了。你分配，只能在政府比较有力的手中去完成，就成为强力、政府的功能了，这个可能有很大的问题，非常粗暴。”
香港荣休全国政协委员刘梦熊引用某私营企业家的话说，“发展民营资本是中共无奈的选择，摧毁私企是习近平崇高的使命”。
他认为，中共不会实现共同富裕，只会一举摧毁40多年来改革开放所达成的共同富裕的基石。
刘梦熊说：“现在改革开放40多年，中国已经从当年国民经济处于崩溃边缘，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当然是有了搞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了。但是要想想哦，这个物质基础是怎么来的？两条，对内把原来的公有制搞成多种经济成分，把原来的计划经济搞成市场经济。所以到现在来讲，私营企业已经在国民经济中占用50%的税收，60%的GDP，70%的科技创新，80%的就业存在，90%的新增企业等规模，变成了五六七八九这个格局。但是你现在来说，却反其道而行之，比如抓了河北的大午集团，把它的免费医疗的医院也没收了，免费教育的学校也没收了。孙大午农民企业家被判18年徒刑。湖北的襄大集团，有一亿五千万的资金，也没收了。这些年来打击的民营企业家，本身在2018年的时候民营企业家受到三波冲击，第一波是消灭私有制，第二波是私营经济退场论，第三波是私营经济共管共享论，结果呢，2018年中国的亿万富豪移到外国去的人数，比2017多了50%。到了那一年的11月，习近平看到不对劲了，就召开了私营企业家座谈会，就说‘你们是我们的自己人’，给私营企业家吃定心丸。结果传达到下面的时候，有企业家听到传达就站起来对党委书记说，‘我明白了，利用我们是你们无奈的选择，消灭我们是你们崇高的理想。’一语道破。”
杨建利指出，习近平加强监管民营经济，其实是各种选择权衡之下的决定，权衡标准就是要保证中共的执政安全。
杨建利说：“特别是六四以后，文革以后，中共的执政安全议题第一次提到桌面上来，非常危急。那个时候包括共产党高官，到全体共产党，都不知道红旗还能打多久。邓小平当时其实是救了党。他说只有经济发展才能救党。经济发展压倒一切，不关是干什么的，只要把经济催上去了，就创造了共产党的绩效合法性。在共产党基本上失去了所有的合法性的时候，它创造了绩效合法性，也就是高速发展、经济发展。这个过程中实际上是有权钱交易，腐败成为整个经济运作的润滑剂，使得整个社会的效率提高。当习近平接权的时候，人们说改革开放的红利没了，因为人口的红利没了。实际上腐败的红利也快用完了，那时候造成了严重的贫富悬殊，当时胡温时期一年有100多万起的群体性事件，社会已经到了要迸发的边缘了。就是说腐败红利在共产党手中不好用了。面对这么严峻的问题，习近平有三个选择，第一个就是继续胡温路线，最后就是人民造反；第二就是民主转型，对政府进行限制，习近平讲‘把权力关在制度的笼子里’；第三个选择就是恢复一定程度的政治干预。前两种直接涉及到共产党的执政安全问题，所以他不能做，只有回到政府干预。这是他目前比较自然的选择。”
刘梦熊表示，中共“共同富裕”的规划是丰满的，但现实却很骨感。要实现规划，不能只靠漂亮话。现实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刘梦熊说：“‘共同富裕’这样的规划当然是鼓舞人心，但是规划是丰满的，现实是骨感的。现在去看看深圳和很多城市的恒大总部外面维权、下跪、呼天抢地的原来恒大的员工、投资人，‘还我血汗钱’、‘恒大诈骗’等等，看到这种情况，这就是现实。为什么在过去恒大28年成为宇宙最大、大得不能倒的怪兽。包括125家商业银行在内的200多个商业机构，它们的风险意识、风险跟踪系统、风险监控系统一起形同虚设。金融监管机构对恒大财富这类老鼠会、非法集资、金融诈骗这样的做法，居然大开绿灯。那些所谓的恒大财富没有跟任何投资标的挂钩，就是一个空洞的恒大担保。千万人血本无归。看到这些现实的时候，我就感觉到时间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无论做了什么‘共同富裕’的规划也好，做了改革、扩大对外开放也好，现实就摆在这里，不是一对空洞的漂亮言语所能掩盖的。”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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